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记述了二战后期，英美苏三大国对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丘吉尔希望在欧洲重建传统的势力均衡体制。这代表着重整英国、法国，甚至战败的德国之实力，再加上美国，就可以和东方的苏联实力抗衡。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秩序观却是，以美、英、苏三个战胜国，加上中国，以类似世界理事会理事的角色来维持和平，对付潜在的恶棍，这个观点即是‘四大警察’论。斯大林则决心以战胜国的姿态把俄国影响力深入欧洲中部，并且预备把苏联军队征服的国家，变成缓冲区以保护俄国，防止未来德国入侵。
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这几位政治家的愿景表述一下。丘吉尔渴望一种传统的均势秩序。罗斯福渴望一种普遍的集体安全秩序，但是考虑到一战后的国联的教训，还要为其加上有效的执行人机制。斯大林的愿景则是揉合了前面两位，就其所信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言，他与罗斯福一样渴盼一种超国家的普遍秩序，虽则两人所向往的方向完全不同；但就现实的力量格局而言，他也毫不介意形成某种均势格局以对本国有利。丘吉尔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罗斯福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斯大林则是一位愿与现实妥协的理想主义者。
三个人的主张基于三种对政治及正义秩序完全不同的理解。丘吉尔是基于老欧洲的“国家理由”这个数百年的传统；罗斯福是基于新大陆的“天定命运”这一信念；斯大林则是基于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普遍革命主张。对这几种观念的解析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战后世界。
国家理由
“国家理由”的根本原则最初由马基雅维里提出，后来被法国国王方便地借用来为自己反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战争进行辩护。
之所以需要有此辩护，是因为一方面哈布斯堡帝国代表着天主教世界的最高世俗权威，同属天主教的法国与其进行战争，在正当性上有一定瑕疵；另一方面，16世纪的哈布斯堡帝国力量强大，几欲统一欧洲，法国难于独力抗衡，需要寻求外援支持，而这个外援很可能不是天主教国家。法国的基本辩护逻辑是，哈布斯堡帝国是一个邪恶的帝国，如果容忍了它对于欧洲的统一，则教皇也将落入邪恶帝国的控制之中，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正义秩序将彻底沦丧。为了防止这种可怕的前景，必须有人奋起反抗，阻止哈布斯堡帝国对于欧洲的统一，拯救基督教世界的内在和谐。
法国当仁不让地要肩负起这一责任，于是法国的存活本身便具有了一种超越于法国之上的价值；为了保障法国的存活，则任何手段都是可以被正当化的，包括与异教徒结盟。这就是“国家理由”。1536年和1542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两次与土耳其苏丹苏莱曼一世结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哈布斯堡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这种结盟关系在基督教世界看来不啻骇人听闻，然而放在“国家理由”理念之下则极易理解。
欧洲各个国家在法国的刺激之下，皆开始奉行“国家理由”的理念。它们逐渐形成共识，即基督教世界的和谐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称霸，只有均势政策才可以维持住这一点。这样，“均势”本身便具有了一种道义性，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近代欧洲的历史逐渐演化为五大国通过不断变换结盟关系维系均势，以保障欧洲和平的历史。
这样的历史经验，使得直迄“二战”结束的欧洲人，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本能性地呈现为一种均势结构。除了极短暂的特殊时期（如法国大革命当中）外，均势本身的价值未被质疑过。这个时代的欧洲人不会有盲目的乐观精神，不相信一种超越于国家之上的普遍秩序，而相信唯有国家才是国际政治当中的实在主体。
在民族主义的观念结构下，国家这个实在主体被越发地以一种致密体的方式来理解，国际政治就是多个致密体彼此之间碰撞寻求平衡的过程。这些欧洲人承认人类的有限性，服膺命运，知道国家的野心与国家的力量必须相匹配，所以均势的世界便是能够追求的最好世界；对一统天下之普遍秩序的追求，所带来的将是普遍的动荡，而不是人类大同。于是他们在外交当中、在对国际秩序的构想当中，会有一种看似冷酷的现实主义态度，对于均势的精心计算便是外交的核心内容，工具理性是计算的根本依凭。
上帝的选民
崛起于新大陆的美国人则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国际秩序想象。一如在美国国玺上刻下的文字所昭示的，他们渴盼着“合众为一”“神助吾业”“千秋万代新秩序”。在美国人看来，这些文字的意义不仅只属于美国人，是属于普遍的“人”的。人类作为上帝的造物，理应合众为一，摈弃旧大陆所遗留下来的国家内部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国家之间的种种勾心斗角，打造一个全体人类共享的，自由、平等、开放的千秋万代新秩序。
这样一种想象系基于其清教传统。清教有着一种极为强烈的犹太创世论伦理品性，严格遵奉上帝诫命，拒绝任何不是来自于神命的东西。在非创世论的宗教背景下，人们认为在个体之上还有着一种个体无法摆脱的命运，个人的最高德性在于对命运的顺应，对自我欲望的克服。清教则在创世论背景下否定命运对于人的束缚，强调上帝与人的约法。十诫当中第一诫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如若承认命运对于个人在绝对意义上的超越，无异于在上帝之外另有一个神，这是不可接受的。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是要人以此来摆脱愚懦，否弃无意义的外在约束，自我立法，自我治理。这正是清教徒的政治抉择。对他们而言，政治的基础是上帝赋予个体的道德责任——自由意志、自主决断、自我负责——而非命运预先给定的“民族”或者“国家”之类框架。于是，清教伦理下的政治一定是个人主义的，而非集体主义的；个体性的道德责任表达为可穿透任何疆界任何人群的一种普世价值，而非集体性的、以特定群体为依托的文明特殊性。
可以说，就非创世论伦理而言，既定的命运是主宰，个体要顺从命运；就纯粹的创世论伦理而言，上帝所赋予个体的自由意志是主宰，个体要去创造命运。
在清教美国看来，老欧洲所逐渐衍生出来的绝对君主国、民族主义之类玩意，无疑已经悖离了神的旨意，背弃了创世论伦理。民族主义强调出身于特定的民族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命运，民族决定了个人的意义和价值；个体应当认同于民族的身份，忠于民族的事业，这是一种至高的德性；而每个民族也是一种致密体式的存在，无法被化约。美国人认为这正是欧洲人萎靡不振，想象力缺失，无力摆脱均势政治，无力构筑新秩序的一个根本原因。
清教徒信奉命运前定，认定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面对他人会有一种特别的傲慢与自负；作为选民，也有着一种特殊的责任，所以他们面对世界的时候又会有一种特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两种特征都在美国人的精神结构当中体现了出来。他们坚信源自天定命运的“美国特殊论”，认为美国可以摆脱旧大陆的一切腌臜，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这个美好的新世界只不过是人类最终的大同状态的一个开端，它终将扩及全球，突破那些斤斤于功利计算的不道德的“国家理由”。理想以及实践理想的道德意志，便构成美国外交当中的核心要素。
美国拒绝承认势力分割的现成秩序，而渴望着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千秋万代新秩序，这并不是不再承认国家的正当性，而是要对国家进行重新定义。国家应当不过是个工具性的财政单位与治理单位，而不是承载着不可化约的价值的致密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必然是战争或神秘的命运对决；而是应当进入一种司法化秩序，诸国在公认的正义原则下，通过国际司法秩序来解决纠纷，调节关系。
拒斥“国家”
就理念层面来说，苏联有些类似于美国，有着一种深刻的理想主义。共产主义同样拒绝老欧洲的实力外交，拒绝其均势政治。它拒绝这些的深层原因在于对“国家”这个概念的拒斥。
在共产主义理念看来，国家只不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于是所谓的“国家理由”便也不过是一些政治神话。政治以此为基础，正是老欧洲道德沦丧、社会衰朽的根本原因，它使得一般意义上的“人”在国家机器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当中遭遇了异化。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了工具，遭受奴役；不仅仅被统治阶级遭受奴役，统治阶级也同样丧失了自由。
因为为了维系自己的特权地位，统治阶级必须用暴力机器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一旦离开暴力机器，统治阶级就什么也不是了，这样他们就成了暴力机器的奴隶，也遭遇异化。所以，奴役是普遍性的而不是部分性的；那么，解放也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不能是部分性的。 解放的普遍性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的国家不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应当是真正为“人”而建的秩序，它不仅带来无产阶级的解放，同样也带来资产阶级的解放，因后者也开始通过普遍人性、而不再通过暴力机器来定义自己；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最终一定是全球性的，因为部分地区的革命，会加剧未革命地区的异化，以致或者是由革命地区将革命传播过去，或者是未革命地区走到了异化的临界点，最终自行爆发革命。而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建立的全球普遍市场这一事实，也使得普遍革命成为一种自然。
普遍革命所带来的，将是一个完全突破了过去的秘密外交、均势政治、致密体式的民族国家等等的大同世界，人类获得普遍自由与解放。此一信念指向着一种高度理想主义的世界秩序想象，人类在其中也有巨大的能动性，人类不能服膺无情的命运，而应主动去创造命运。
这一理想在十月革命后没多久就便遭遇现实的冲击。列宁所期冀的西方国家的连锁革命并未到来，苏联独自革命的现实无法获得理论上的支持。列宁逝后，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以化解这一矛盾。但新理论的代价是，这个“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无法用共产主义所构想的那种普遍秩序来规范，而只能再度落入一种均势的逻辑。但这与老欧洲所追求的均势大不一样，因为均势不再是目的，而只不过是面对现实的一种暂时妥协，理论上来说它终将被普遍革命所推翻。
这样，斯大林在“二战”后期的系列主张，使苏联的势力范围向中欧的推进，可以被普遍革命这一历史方向所正当化；对于缓冲国设置等均势格局的构想，又可在其妥协逻辑下获得解释。
于是，在二战后期的世界秩序构想上，就纯粹理想角度而言，可以说罗斯福与斯大林更为接近，因为他们都在构想一种超越老欧洲的普遍主义秩序。但就现实的计算而言，又可以说丘吉尔与斯大林更为接近，因为两个人都在思考如何构建新的均势，以致斯大林与罗斯福就战后合作方案迟迟难以达成一致，但与丘吉尔则可以非常迅速地就东南欧的势力范围划分敲定协议。
斯大林于此的复杂意义便需要从两个角度获得理解。
就理想角度而言，正是由于苏联这样一个普遍主义力量的存在，才使得美国的普遍主义取向最终被完全激活。基于清教精神的美国理想主义可以表现为两种完全对立的对外政策，即孤立主义与普遍主义。除了威尔逊主政的短暂时期之外，直到因珍珠港被袭而卷入“二战”之前，美国都奉行孤立主义。它只满足于与全世界做生意，而拒绝搅合到老欧洲所主导的充满了阴谋诡计、暮气沉沉的国际政治当中，它要用从外部世界挣得的财富来全力建设自己的新世界，证明自己作为选民国度这样一种天定命运，时刻提防着不要被老欧洲的暮气和邪气所沾染。
而老欧洲的均势政治，也无意于去干涉自愿安生的美国人。但是到了“二战”中，两个拒绝均势的力量倏然出现了。力图统治全世界的法西斯势力在盟国的联手反抗之下，倒下去了。但若不是有力图“解放”全世界的苏联的存在，则美国很可能会再度退回美洲大陆继续孤立主义，将旧大陆留给谋求均势政治的欧洲人。在“二战”刚刚结束之际，这确曾构成了一个选项。但没多久，苏联的扩张主义趋势表现了出来，这不是一种改变均势的主张，而是一种否弃均势，建立特定意义上的普遍秩序的主张。这激活了美国的普世主义情怀，它才开始担当起主动构筑普遍新秩序的工作。
就现实角度而言，斯大林更接近于丘吉尔的均势观，则要到欧洲的历史-地理当中去理解。苏联毕竟地处旧大陆，也是广义上的欧洲国家，沙皇俄国曾是维系欧洲均势的五大国之一。中世纪以降直迄近代早期的欧洲人，也一直有着一统天下，建立普遍秩序的努力，哈布斯堡帝国便是个例证。但是由于欧亚大陆的地理破碎性与文化多元性，使得这种努力一直无法获得成功，最终老欧洲只能满足于均势的维系，这确是一种人力难以克服的命运，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到老欧洲的衰朽堕落上去。只有在北美大陆那种地理统一，文化相对单一的条件下，清教的普遍主义理想才有维续下来的可能性。正是美国人所拒绝承认的地缘命运，使得他们有了拒绝承认命运的资本。
理想主义到现实-理想主义
“二战”结束后，欧洲范围内终于终结了均势政治，开始走向统一。俄裔法国哲学家科耶夫在二战行将结束之际曾做一长文《法国国是纲要》，该文后来构成欧洲统一的伦理基础之一。
他在文中明确提出，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战后是帝国的时代，老欧洲如果仍然坚持自己的民族主义理念，则将在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帝国和斯拉夫共产主义帝国这两大力量的挤压下，彻底沦于三流地位。欧洲必须找到一种超越民族之上的理念，形成统合，建立自己的帝国，方可获取应有的地位。
欧洲走向了统一，但一种更大的均势结构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来，这就是科耶夫所指出的那两大普世帝国之间的对峙。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发表“铁幕”演说，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这里又一次出现了老欧洲与新大陆的理念差异。丘吉尔仍在构思某种均势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如果不依赖这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架构，则一个稳定的战后秩序是不可期的。他提出铁幕的说法，不过是为了描述出这样一个均势的现实，试图以此来劝服美国。未料美国虽然也看到了这一事实，却只愿以非均势的善恶斗争观来接受铁幕。在老欧洲的现实主义看来具有目的价值的均势，在美国这里被还原为一种工具性的、地区秩序的基础。
在冷战的现实中，美国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实践只能表现为势力范围。这看上去类似均势，但从杜鲁门的“遏制”战略，到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再到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灵活反应”战略等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制定当中，势力范围被理解为普遍主义理想秩序的一个阶段性过程，而绝不是美苏各自占据一块势力范围互不相干。现实主义承认势力范围的存在是政治过程的必然，并认为这也是自由得以存续的前提，所以各种外交交换是可欲的；理想主义则将势力范围的存在视作要被克服的不理想状态，各种外交交换便是不可欲的，是与魔鬼做交易。
这样一种僵硬的理想主义秩序观，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方面，这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充满疑虑，觉得其对外政治满是虚伪性，用光鲜的口号掩盖自己卑劣的目的。另一方面，理想主义抱持的原则问题不容谈判的姿态，使得现实当中的秩序稳定性大有疑问，这令美国的盟友对自身的安全也心存怀疑，以致需要做一些自力救济的安排，后来最典型地表现为戴高乐法国的自主行动。
再一方面，理想主义的普遍秩序，便意味着其国家目标不是有限目标，于是会承担起过多的国际责任，以致超出本国的能力范围之外，最终损及国家利益。美国在朝鲜战争、尤其是在越南战争当中缺乏对于有限目标的明确认知，终至难以收拾的局面。
60年代末期走上政治舞台的基辛格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个重要转折。基辛格出身欧洲大陆，对于均势政治并不陌生。他曾亲历纳粹统治，对于人性的阴暗也多有理解。1938年，他随家人逃到美国后，曾在“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命题作文中写道，“这是一个能够让你昂首挺胸、安然过街道的国度”。这种尊严感给他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在1977年国务卿告别演说上又提到了这段话。
独特的生存体验无疑使基辛格接受了美国的理想主义，但成长于欧洲的背景又使他少了一份天真，多了一丝冷峻。他清晰地意识到，在冷战时代，尤其是在美国因越战而国力受损，苏联咄咄逼人之际，美国必须意识到现实的局限。它只能以有限目标为手段，这是个不得不面对的约束条件；但同时美国也必须以普遍目标为理想，这是个凝聚美国人心的动力机制。他后来在《大外交》清晰表述出这种认识，“具有美国这样理想主义传统的国家，不能以权力均衡作为新世界秩序的标准来制定其政策。但是她必须知道，均势是追求其历史目标的基本先决条件。……外交政策必须由一个强调眼前诱因、且能提供少许长远诱因的政治体制来执行。”
基辛格的理解与尼克松的认知不谋而合，美国的对外政策于是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观念转折：均势仍然不能作为美国的外交目标，但是它可以作为达成理想的一个必要手段了。突然之间，一直针锋相对的中国可以成为朋友，内外交困疲惫不堪的世界霸主，一下子打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外交格局；当然，这也让当时内外交困多面树敌的中国打开了别开生面的外交格局。可以说，到这个时候，美国明白了如何达到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它真的开始学会做大国了，这奠定了后来战胜苏联的基础。
作者为外交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