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二战时日本作家的良心去哪儿了?

无界新闻 十年砍柴/文     

2015年09月02日 21:37  

本文3092字,约4分钟

所谓作家的良心,对二战时的日本作家群,是稀缺品,或者说几乎不存在。那么今天呢?王龙这本书读后,我尚有如此的疑问。

——评《刺刀书写的谎言》

读完年轻军旅作家王龙的新著《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日本“笔部队”真相》后,我在去年阅读一本书时的疑惑和愤怒之感又浮现出来。对照两本书,疑惑得到些许的解释。

我去年读的那本书是日本已故导演小津安二郎的自传体散文结集《我是开豆腐店的 我只做豆腐》。小津安二郎是我很欣赏的世界级导演,他的电影所反映的日本现代社会风俗习惯和世态人情吸引着我,尤其电影中传达出细腻而带有余味的美学风格更令我着迷。因此我拿到《我是开豆腐店的 我只做豆腐》后,一口气读完。

书中收录了一部分他在“二战”时参加侵华部队来到中国后和日本国内朋友的通信。这些通信里,我看不到丝毫他对日本发动这场非正义战争的质疑和批判,以及对被凌辱的中国人同情,只有他对战争艰难的描写以及日本军人吃苦耐劳和勇敢的赞赏,和自己慷慨赴死的气概。如《电影旬报》1939年7月刊登的他一封通信中写道:“如果中弹战死,就这一身灰尘汗水污垢,没有热水净身就直接火葬。装在原木箱里送回东京时,我希望能放在水龙头下畅快地浇一浇。”尤其令人感到愤怒的是,作为一位艺术家,小津在侵略战争中处处不忘欣赏被侵略的中国的山川之美,表达物候变换的伤感。如1938年春天(即信中的昭和十三年)他参加徐州会战,与李宗仁指挥的中国部队作战,驻扎在安徽定远。他描写道:“定远城外风光明媚,柳树抽芽,河水汤汤,油菜花盛开。一望无际的平原,远处白云悠悠。天气极好,是用春风怡荡、春日和煦、春日迟迟等汉字形容都很贴切的悠闲。”当年夏天进入到屠城才半年的南京后,他写道:“坐过秦淮河的画舫,也看了玄武湖的莲花。”

看完王龙的这本书,就明白小津安二郎的战时表现毫不奇怪,他所代表的几乎是日军侵华时期整个日本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作家、艺术家的真实思想。日本侵华战争当然是军国主义导致的结果,但一场持续十几年、动员了整个日本社会的侵略战争,决非几个政客、军人和财阀就能挑起的。可以说,从甲午战争开始,侵略中国是日本的国策,“征服支那”是整个日本社会超越阶层、职业的集体梦想和选择。罪大恶极者当然是那些甲级战犯,而为“圣战”欢欣鼓舞愿意前方流血后方出力的日本民众,遭受原子弹轰炸亦是咎由自取。在甲级战犯和普通民众之间,本应体现社会良心的日本作家、艺术家、学者的选择更值得我们关注。知识分子之所以能成为社会良心,是因为他们有知识、更为理性,有人道主义关怀和批判意识,在政治权力的强力之下比普通人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意志。这一点在俄国和德国的历史上都有很好的体现。比如俄国,在沙俄的穷兵黩武和斯大林时代的高压下,不乏伟大的作家对执政者的质疑和批判,写出超越一国一族之兴衰得失、而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的伟大作品《战争与和平》《日瓦戈医生》等等。而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一大批作家、学者和科学家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战争将会把德意志民族推向深渊,从而立场坚定地反对战争,不得不流亡国外,如贝歇尔、本亚明、布莱希特、布莱德尔、德布林等诸多的作家和学者。反观日本,除了1933年因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而被残害致死的小林多喜二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加入到歌颂侵华“圣战”的大合唱中。《刺刀书写的谎言》以石川达三、林芙美子、火野苇平、藤田实彦、岛崎曙海、牛岛春子、林房雄、与谢野晶子、川端康成等九位经历“二战”的日本作家为例,分析这个群体如何被动或主动投入侵略大潮,成为以笔助战的主力。火野苇平、藤田实彦本身就是参加侵略战争的军人,持枪侵略之余用笔写作歌颂罪恶的作品只是他们效忠天皇、侵略中国的另一种方式。藤野实彦更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日本投降后还策划、指挥了“通化暴动”。其中的石川达三、牛岛春子、林房雄还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特别是牛岛春子和林房雄早年的创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政客、财阀多有批判。但这类作家转向很快,他们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粉饰所创作的作品,在日本国内和被占领的东北影响巨大,起到了日本军队枪炮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这些作家的良心哪去了?一个原因当然是日本军部的威逼利诱。如王龙书中描写曾为“共产罪囚”的牛岛春子,“这段无以复加的恐怖时光,使牛岛春子充分认清一个道理:在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面前,任何渺小的个人都形同蝼蚁。”即使连川端康成这样已享有世界声望的一流作家,本来有保持沉默的资本,但依然成为文化侵华的干将。笔者认为除了军国主义的淫威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日本文化中有着对生命缺乏尊重的缺陷。日本文化的审美有些病态,推崇凄美刚烈的死。他们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看重,何况敌国百姓的生命?许多人把古代日本划为东亚文化圈或者干脆说是儒家文化圈,他们两千年来以华为师,似乎把中国文化学得很好。但我以为,中华文化最根本的核心——即对生命的珍惜与尊重,被他们抛弃了。《易经》所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种“大德”正是日本文化所缺少的。中国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中,最重要的是“仁”,到了日本,最不重要甚至完全可以被抛弃的便是“仁”。中国政治哲学中有“王道”“霸道”之争,历代统治者是“王霸杂用”,中国历朝历代不乏儒生效法孟子,倡导王道。但到了日本,特别是明治维新后,王道不见,纯用霸道。——其宣传发动战争为了建设“王道乐土”其实就是行霸道。这样一个民族,必然是重势轻理,只问利害得失而不问是非曲直。正是处于这样的民族文化中,日本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大多数人的思维和发动侵略的政客军人没什么区别,他们曾经的批判和反抗只是内部的意见分歧和利益之争。从根本上说,作家和军人以及普通日本民众,一起描绘着侵略他国、扩大本民族生存空间的“日本梦”。战后日本国内出现的一些对侵略战争的反思,无非是因为战败而已。与德国全民族忏悔不同,即使战后到今天日本还不乏如林房雄那样系统地为日本大东亚战争辩护的知识分子。中国唐代的诗人杜甫敢于批评最高统治者:“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二战时日本绝大多数作家对人类终极命运关怀的高度,远远达不到杜甫的高度。

小津安二郎执导的《秋刀鱼之味》中有这样一幕,笠智众饰演的社长平山,原是“二战”时一艘军舰舰长,他在一个小酒馆里偶遇当年的手下的一位水兵、现在开一个汽配店的小老板。认出自己的老长官后,小老板邀请平山开怀畅饮,并让小店老板娘播放日本海军军歌佐酒。酒酣的老兵问老上司平山,如果当年我们打赢了,现在可能就在美国的纽约。而社长平山报以不置可否的暧昧表情。——这就是日本作家中最具反思精神的大江健三郎所言的“暧昧的日本”。

但大江健三郎在日本作家甚至可以说整个日本知识人中间,是不合群的,他的话,可谓大音希声。所谓作家的良心,对二战时的日本作家群,是稀缺品,或者说几乎不存在。那么今天呢?王龙这本书读后,我尚有如此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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