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的“学习型人生”

文|刘栎  

2015年10月03日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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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个富人积累财富是硬实力所系,那么铸造“学习型人生”则是软实力所在;二者之间,就如“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因而还需通过不断地自我挑战来兼具深厚的知识底蕴、宽广的认识视野、有着符合自身财富的文化品位

当中国普通的工薪阶层还在为较好的生活而忙碌时,富人已经在忙于跟创造财富同等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获取符合自身阶层的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任何一个社会场域都有着隶属于自己的正统文化。它是区分场域内各行动者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分类标准。而获取文化资本并非易事,它需要富人保持终生开放的心态,来重新审视自身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果是在30年前,谈论中国的富人阶层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那时富人的概念还是“万元户”。但是在今天,根据招商银行和贝因公司联合发布的《2015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5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规模已超过100万人;此外,根据宜信财富和《福布斯》中文版联合发布的《2015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预计到2015年底,中国大众富裕阶层人数将达到1528万。其中,大众富裕阶层是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60万元至600万元人民币之间(约10万至100万美元)的群体。

在富人阶层的财富积累已经可观之时,我们不得不思考,构成富人阶层的除了财富之外,还有什么举足轻重的特质。因为正如王石用“人生抛物线”对富人人生所做的形容:“人生就像一颗从枪膛里飞出的子弹,我的最高点已经过去了,现在处在下滑处,应该逐渐淡出人们视线。”人生在事业上不免起落,但是却可以在不断扩大自身视野中继续前行,也就能渐次做到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因而,中国富人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之中,重大的问题是练就“学习型”的人生,而这一点在欧美已经成为常态。富人通过有品位的圈内阅读、沙龙酒会交流、艺术品鉴赏和购买,已经形成了长效化的学习机制,积累自身的文化资本。中国富人在今天则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如何通过经营文化资本来经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并经过积累文化资本而塑造自己和家庭的“学习型人生”。

富人“学习型人生”的核心特质,就是通过不断地自我超越,更新自己的认知视野,拓宽自己的人生意义,进而凝固为自身的文化资本;并在其构成自身阶层的特点后,通过代际的更迭不断地传递下去,同时成为未来新富阶层学习的对象。

 

富人文化资本与学习型人生

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尽管我们无法像对待经济资本那样对其实行定量化操作,但在日常生活中,它却发挥着和金钱与物质财富等经济资本相同的作用。

如果说积累财富是一个富人的硬实力所系,那么铸造“学习型人生”则是软实力所在;二者之间,就如“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因而还需通过自我挑战来兼具深厚的知识底蕴、宽广的认识视野、有着符合自身财富的文化品位。

中国富人打造“学习型人生”有着丰厚的传统,尤其是中国人对文化有着天然的尊重。在明清时期,江南的望族就通过开办学堂,来让家族中人在科举取士上提前获得优势,进而实现家族政治和社会身份的提升,随之而来的是无形的社会声望。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当时书籍印刷技术的限制,书籍昂贵且不易得,他们也会通过藏书,来形成自己的文化联系网络。这种凭借藏书以提升自己在地区文化人中地位的做法,颇类似于今天富人的艺术品收藏。

除此之外,儒家的理想,使得这些富庶的江南人士还倾向于行善,例如兴办善堂为流离失所的人提供基本生活所需,捐资兴建地方公共工程,包括道路、桥梁等等。正是因其义举,这些富庶的江南人士在自己所生活的区域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这些声望又使得其所在的家族成为望族,并成为他们一生的精神财富,以至于数代人受益。

当然,明清时期富裕人士的文化资本有很强的家族性、地域性的特点,这和明清时期家族的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人类行为意识的更新,在已然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富人要塑造“学习型人生”,以获取自身文化资本的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a、富人文化资本积累与圈子相伴,并向外扩散;

b、注重长效化的机制,以不断扩展视野的方式调整自身;

c、更关注普世化的议题,并围绕之形成终生为之努力的价值观。

首先,在当代中国,伴随着富人阶层人数的爆炸式增长,富人的文化资本积累逐渐打破家族化,开始呈现出圈子化的趋势,并鼓励自身从中终生受益。富人获得文化资本,更多的考量是获得圈子之内富人的认可,并由此获得声望和尊重。例如,在北京比较流行的富人内部读书会,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既相互交流了知识,其中部分人又因为真知灼见而获得了圈内人的认可和尊重。

当然,也有比内部读书交流获取文化资本更开放的形式,那就是任志强组织的公开读书会,虽然大众可以参与,但是主讲嘉宾都是其圈内读书有名者,需具备相当实力才能登坛开讲,马云、俞敏洪等企业家,周其仁、王小鲁等学者都在受邀之列。任志强曾坦言:“潘石屹想来,我没让来,我认为他在读书的级别上分量还不够。”这自然也是他们展现和延伸文化资本的极好方式。

在任志强的圈子之内,通过阅读而形成的圈内文化资本得到了再确认,并以半公开的形式,去影响公众对于富人文化资本的认识。这和欧洲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富人出钱建立一个沙龙,邀请科技、人文、艺术等各类精英齐聚一堂分享知识,间接扩大和加强富人朋友圈联系有着相似性。

所以,通过读书培养终生学习的习惯,并借由自身的社会声望来影响社会,让社会渐渐形成终生学习的氛围,由己而及人的塑造“学习型人生”,是富人文化资本外溢的重要特征之一。

其次,在当代中国,富人越来越注重以长效化的机制来使自身不断学习,这种学习是对自身的一种再挑战。比如在60岁之龄前往哈佛游学的王石,这位地产行业的“教父”级人物,自称人生经历了三座山峰,第一座是创办万科,第二座是登上珠穆朗玛峰,第三座是到哈佛游学。他坦承在中国企业要生存下去不难,但是模式粗放,他到哈佛游学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西方的管理思维。如今,王石已在外游学四年,看起来他有意识地将这一学习方式长期坚持下去。

另外,除了个人的自我挑战之外,富人们还会组团进行自我挑战,进而强化自我学习。在中国比较典型的是阿拉善生态协会,其会员基本上都是企业家,可以说个个在管理企业上都有着成熟的经验。但是这个协会在理事的产生上,使用的是民主选举,让中国的企业家大开眼界。在最初的两次选举中,由于台湾企业家早已经历过民主选举洗礼,在拉票中占尽先机。经过十余年的熏陶,这批参与阿拉善生态协会的中国企业家,才慢慢掌握选举的诸多要领。

从途径上讲,富人阶层更易接触到各种新技术、新知识和新观念,但是唯有保持开放的心态,才能真正积累起与自己阶层相匹配的文化资本,进而改造自己乃至社会的学习心态。

最后,在当代中国,富人的学习型人生不再仅仅限于读书这种狭隘的概念,而是关注某个更大众化、普世化的议题,并长期为之服务,形成自身的社会理念。比如以宜信宜农贷为代表支持农村脱贫、以阿拉善为代表治理沙漠化以推动环境改善、以壹基金为代表特别关注自然灾害等。

这些项目,或吸纳富人的捐款或以极低收益来投资,都是为了改善某一类问题或某一类人群。正如达芬奇曾说:“人的美德的荣誉比他的财富的荣誉不知大多少倍。古今有多少帝王公侯,没有在我们记忆中留下一丝痕迹,就因为他们只想靠庄园和金钱留名后世。”

例如,李连杰在运营壹基金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慈善不仅仅能提高社会的软实力,还在于会教他何承担起一个富豪的社会责任,学会如何在未来去做一个回馈社会的标杆,还要学会如何实现资产的代际传递,即个人的财富应该给自己保留多少,应该将多少交由社会。

事实上,这些问题正是中国富人需要以“学习型人生”来看待世界的根源之所在。中国富人正经历着一个大的转变,他们获得象征自身阶层的财富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们正在形成一个独特阶层所需的气质。

 

构筑“学习型人生”的方式

一个人一生要积累可观的财富并非易事,而富人及其家庭成为其自身所属的独特阶层,则需要兼具深厚的知识底蕴、宽广的认识视野、有着符合自身财富的文化品位,这些是更难为之事,因而铸造“学习型人生”十分必要。

对于不同的人,其铸就“学习型人生”的方式亦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养成自身阶层的有品位的学习态度,并不是要终生追求学位,而是要不断更新对于社会的态度和看待世界的眼光。唯有如此,一个阶层的生活方式、阶层的再生产才成为可能。

富人阶层的生活和文化品味是一个体系,既体现在他们的社会责任上,也体现在衣着、餐桌文化、举止等细节上。比如自18世纪以来,英国红茶(Black Tea)就被当成贵族炫耀身份的标志。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下午茶更为讲究,在一个大的庄园内,要按时把家人召集起来喝红茶总是一件不易的事,所以他们摇着精美的铃铛,用铃铛声来告诉家人是享用下午茶的时候了。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早餐都很丰盛,午餐较为简便,而社交晚餐则一直到晚上八时左右才开始,人们每到下午时刻就意兴阑珊、百无聊赖,慢慢贵族阶层就开始用下午茶消磨时光,并在这一阶层流行开来。

不过,在现代社会,人们的忙碌是超乎想象的,所以原来形成的一些富人阶层的自我修养方式已发生改变。而在当今中国,富裕阶层则主要通过以下几点来积累文化资本,践行自己的人生理念:

a、提升文化修养:学佛、学道、学国学等;

b、艺术品收藏:鉴赏、购买中国和世界艺术品;

c、投身慈善事业:捐资、亲自参与慈善项目等。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人类激励理论》一书中所言,人在获得尊重的需求之后,就需要自我实现的需求。经商有道的富人往往因财富积累而受人尊重,但是要自我实现则并非易事。因为精神层面的自我追求,往往是相当令人困扰的。

因而,当代中国富人选择投身文化或宗教的怀抱。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佛家思想让你学会做人,儒家思想让你加强管理,而真正的领导力来自道家思想。”他拜了9位师父学太极拳,2013年与李连杰合开了“太极禅苑”。马云还表示:“人要活得长,要少动;要活得好,要多动。要活得又好又长,就要练太极拳,慢慢动。公司也是如此。我最欣赏太极中的定、随、舍三个字。定即看清趋势,镇定面对;随是自己有实力,才懂得怎么跟随别人;舍是看清自己,知道该要什么,放弃什么。”而7天连锁酒店创办者郑南雁,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身边常带一本《道德经》,管理是“放羊式”。

当然,也有特别重视国学的。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较早就将儒学思想应用到管理中。他提出管理者要“为人之君”,有君子风度;“为人之亲”,待众生如儿女;“为人之师”,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这都源自儒家思想。

乐善好施的华人富豪李嘉诚曾说:“我是学佛的,越做慈善,越有钱”,这也是悟透了财富的取舍之道。被称为“佛商”的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办公桌上放了部《金刚经》。他多次慷慨捐款,说“捐款是出于一种共享的心态”。

上述的事例还有很多,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富人在做到一定程度时,都会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乃至于投身其中探究其内在奥秘,并且会在不自觉之中,将其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可以说是自我学习与企业经营共同进步的例证。

而还有许多中国富人,则选择投身于艺术品收藏,既怡情养性,又彰显自身文化品味,同时还进行了投资,优化了资产配置。艺术品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富人阶层的专属,它既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个人文化修养的表征。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收藏家往往出身世家大族,有着高度的文化修养,他们怀着保存艺术精品、文化命脉的热情收集各种钟鼎、清玩,还会研究藏品的来历和评定风格的高低,已故的王季迁和王世襄两位就是这方面杰出的代表。

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另类投资白皮书》,中国富有人士投资艺术品的已达64%。2014年《财富观察》在伦敦发表的报告称,从2008年到2012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富豪购买包括艺术品在内的奢侈品的开支,每年增长超过22%。从2013年到2017年,各国富人用于购买艺术品等奢侈品的开支将每年增长超过10%,而购买名画几乎成为富豪们的必然动作。

从艺术鉴赏和自我怡情养性的角度而论,艺术品虽然如同名车、别墅一样,成为高级品位、财富与权势的象征之一,不过更重要的是,艺术品作为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其旺盛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它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任何一件艺术品,都有其相应的文化内涵,通俗称为文化故事,如古董,它产生的朝代、产地、做工、材料、用途、稀缺性等;如书画,创作者的身份与名气、画作本身线条、色彩、构图、意境等等;这些都是其文化欣赏价值所在,能满足人精神层面的价值需求。

因而购买艺术品并非易事,在购买前和过程之中,需要系统地提升自己的知识视野和鉴别能力,否则此事充满风险。所以,富人在其一生之中,投资艺术品,既是投资经验的积累,也是在不断地拓展自身对人类艺术的认知,对自身品味的终生修炼。

现在,我们有必要转而讨论中国富人的慈善事业,因为一个富人要真正跻身社会意义上的富人阶层,那么他就必须要对社会有所奉献。这一点在美国已然十分成熟,在他们的认知体系之中,你可以拥有极多的财产。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有所回馈,而且必须有人注意到你这样做,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大人物”。

如果说,数年前,不管是国内或国外机构制定的富人慈善榜,中国大陆富人都显得过于“势单力薄”,那么,在今天,慈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他们实现自我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4中国慈善榜》显示,自中国政府放开非公募基金会登记以来,中国企业家发起设立基金会呈现出了快速发展的趋势,成为非公募基金会增长的主要力量,家族基金会或者企业基金会成为企业家财富传承和发扬慈善的主要途径。其中捐赠最多的是阿里巴巴的马云捐赠145亿元的阿里巴巴股权成立基金会。

其实,正如牛根生所指出的,“中国富人出来做慈善的少,是因为中国富足的时间短。美国有7万家基金会,说明大家都有做好事、做好人的愿望。富人终究会这么做,因为最终谁也不能把财富带到棺材里。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因为计较的少。”

美国富人做慈善的历史过程和中国是相似的,在19世纪末,马克·吐温曾措辞严厉地批评“镀金”时代的发迹者钢铁大王安得鲁·卡内基。1879年的《纽约时报》如此表达了类似的批评:“我们的超级富有的公民中的那么多人是在这里获取财富的,却没有对财富的源泉表示出任何认可,更不用说感激,这是对人类本性的一种怪异的,令人相当不快的暴露。”

在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之后,美国富豪纷纷投身慈善事业,以此来履行社会责任。正如今天的比尔·盖茨表示,他曾表示因为拥有巨大的财富而怀有某种“负疚感”。100多年前的老洛克菲勒也曾为此而困扰。而正是由这种困扰出发,摩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开创了一个大规模慈善活动时代——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的慈善机构拥有比美国财政部还要慷慨的预算,以及任何官方团体都比不上的行动自由。

综上所述,中国富人在自我学习、艺术鉴赏、慈善事业几个方面,已经开始初步形成自己阶层的特性,并开始努力地通过自我超越,来定位自己的“学习型人生”。只是由于中国富人富足的时间较短,很大程度上他们还处在富人阶层整体意识的形成阶段,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不断地尝试和探索,其中不免有很多令人意外之举,这也是任何社会转型和阶层形成过程中,难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