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出来的佛教

《财经》记者 李长声 | 文  

2015年11月08日 11:42  

本文7407字,约11分钟

“在战前的我国,壁龛里挂着天照皇大神的画轴,侧面墙上贴着从杂志或报纸上剪下来的明治天皇或者昭和天皇的身影,壁龛柱子的右边有佛坛,斜上方有神棚,转到厨房,并列着狐仙和财神。”
   
这是谷泽永一描述的。他当了一辈子教授,自称书志学家,但一般认为他是文艺乃至社会评论家。生于1929年,亲历了战前。“战前”这个词,日本用得有点乱,不像我们说解放前,确指1949年以前,那是万恶的旧社会。谷泽所说的战前不是开战之前,而是1945年战败前。那时候日本人家就这样自由地兼容,至今仍然被嘲笑:他们生下来进神社,向神祝祷,结婚或者神道式,或者基督教式,甚或两者相结合,平常过日子是儒教的,死了做佛教的法事。
   
有人说,西方思想的根底是一神教,非常不宽容,而日本土俗相信山川草木都住着神,了不起的人物死了也成神,《万叶集》说“天上河滩聚集八百万千万的神”,神太多,挤挤插插,磕鼻子碰脸,以和为贵。这种宽容能容纳任何宗教。日本人的宗教世界本来由土著宗教——神道及巫术,自古以来的输入宗教——佛教、儒教这三种性质不同的要素构成。
   
常听说中国不出大作家是因为没有宗教。作家,通常指小说家。小说本来是西方的文学样式,而且以西方的标准评判,我们才写了几年,不出大作家也实属正常。归因于没有宗教——基督教,不过是有病乱投医罢了。日本出了两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这两年的获奖赌注又接连下在了村上春树身上,但他们都不信耶稣,起码川端自决于上帝就是个证明。
   
三岛由纪夫和周作人都说过日本人的抬神舆,但犹如神灵附体的如痴如狂,,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民俗的狂欢,甚而不过是一种表演。人们系上兜裆布,扛着神舆摇来晃去,乃至互相碰撞,所幸神道没有偶像坐在那个轿子里,经得起折腾,倘若是佛教,佛祖非晕过去不可,倒是表现了他们的集体精神和认真态度。抬神舆从前是乡村共同体的活动,如今基本是社区联谊以及旅游招徕。
   
周作人再认识日本,写道:“要了解日本,我想须要去理解日本人的感情,而其方法应当是从宗教信仰入门。”可是,这宗教之门不好找。啥都信,也就啥都不信。日本人好像从来都没有原教旨主义。

  
大陆,尤其是朝鲜半岛,自古不断有人渡海而来,起码522年有个司马达等把佛教带到了日本。当朝为官,做马具什么的,搭了个草房,供奉“大唐之神”(佛像),并协助大臣苏我马子崇佛。他女儿在日本第一批得度为尼,被排斥佛教的大臣物部守屋扒光了法衣鞭笞。
   
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百济与日本交好,如果说司马达等是私传佛教,那么,6世纪中叶百济圣明王给日本钦明天皇送来金光灿灿的释迦铜像以及幡盖、经论,就属于佛教公传了。拜佛不拜,朝廷上进行了一场争论,以至兵戎相见,苏我氏灭物部氏。圣德太子摄政,他笃信佛教,注释三经(法华、胜鬘、维摩),兴建佛寺,以佛教为本统一国家。此后有几代天皇归依,佛教的接受由氏族转变为宫廷,到了奈良时代(710-784)以官寺为中心,讲求学问,镇护国家,佛教具有了国家宗教的性质。也为了刷新律令政治,也由于奈良的官寺靡费,教团堕落,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到京都,此后400年,史称平安时代。入唐求法,最澄和空海分别开创的天台宗、真言宗离开城市,进入山林,与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仍然标榜为护国佛教。佛教传入日本以后从来是世俗的,受皇家掌控,没有哪一个大庙不是在政权支持下兴建的。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道教大体上相互斗争,各自独立。在日本,推古天皇下诏兴佛,十年后又下诏敬神,两头不得罪。后来干脆把神佛合一,外来的“蕃神”都成了土著“国神”的化身。这样合一并非日本的发明。在印度也合一,佛教混入了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神。神道没有释迦牟尼那样的鼻祖,没有教义,它不是普度众生的宗教。神也有苦恼,奈良时代开始在神社境内兴建寺院,叫神宫寺,和尚在神前念经,用佛的功力帮神解脱。神需要佛救济,佛需要神守护,寺院境内也建立神社,由“护法善神”守护佛法。例如圣武天皇下诏造大佛,先在东大寺境内建八幡宫,以求建造大佛顺利。祭祀八幡神的神社有将近8000座,为日本第一。781年朝廷封八幡神一个神号“八幡大菩萨”,把这个土神纳入了外来的佛教,神佛一体化。佛教的佛作为神道的神显现于日本,神其实就是佛,天照大神本来是大日如来,阿弥陀如来化身为八幡神。佛教受希腊神像的影响在犍陀罗开始造佛像,后来兴盛于中国,再传入日本。平安时代以前,神道的神是无形的,没有佛像那样的造像。神佛合一,神道也开始仿照佛像造神像。以和为贵,神道里有佛,佛教里有神,既礼佛,又敬神,形成了日本宗教的特色,也给日本人打下了什么都信的根基。
   
似乎算不上融合,只不过混淆而已,这种状态延续千余年。明治维新成功,新政府最早发出的号令是神佛分离,把神社置于内务省管辖。上古神道完全植根于自然,是人的本源性宗教,并不像基督教那样布教,甚至强制人信奉。推行神道国教化政策,导致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废佛毁释运动。佛像佛具统统从宫中扫地出门,皇家跟佛教绝缘。奈良的兴福寺本来与春日社合为一体,叫春日兴福寺,分开来就是春日大社和兴福寺。奈良公园有很多鹿,那并非爱护自然,鹿是春日社祭神的使者,如同牛在印度街上游荡。东京的景点浅草寺,山号叫金龙山,是东京最古老的佛寺。供奉圣观音菩萨,年间来访者多达三千万,但参观也罢,参拜也罢,都看不见本尊,因为是秘佛。据说像高五点五厘米,从河里网上来的。就在浅草寺境内,略有点背静的地方还有座浅草神社,祭祀的神就是从河里捞起菩萨像的渔民兄弟和另一个看见菩萨像出家当和尚的人,他们是浅草寺的守护神。东京塔附近有一座增上寺,是德川将军的家庙,明治维新后领地被没收,开辟了芝公园。两栋王子饭店所在也曾是增上寺的地盘。芝公园里有神社,叫芝东照宫,本来是增上寺境内祭祀德川家康的,神佛分离后独立。这就是近代以前神佛合一的残影。过年时求福,家离寺庙近就去庙,离神社近就去神社,似乎哪个都管事。拜神拍手鞠躬,礼佛双手合十。神社的礼仪是明治以后才规定的,你若不知如何是好,那就合掌罢。
   
我们中国人向来有一个印象,那就是日本人信佛。据说日本有寺庙75000座,将近1.3亿人口当中有8000多万佛教徒,怎么说也是个佛教大国,似乎我们的想当然没错。然而,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说:“佛教也只是掠过了日本人的心头。”日本人甚至说自己“三无”:无宗教心,无哲学,无创造性。那么,我们的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

不许荤肉入民家
   
虽然是国教,但很长时间里信奉不过是贵族阶级的事,向民间的普及,首先不是从精神信仰,而是吃。民以食为天,这也是治民之策。佛教有很多戒律,在家的信徒要遵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基于不杀生的戒律,676年天武天皇下诏,严禁吃牛、马、狗、猴、鸡,后来又及于鱼类。自称“三宝奴”的圣武天皇屡下禁令,745年禁止天下杀禽兽三年。奈良时代几乎历代天皇都严禁肉食。肉食的禁忌先是在贵族阶层实行。他们的生活优雅而奢华,但相形之下,吃显得很简素,这种现象犹残存于今。农民还不知道佛教是个啥,稀里糊涂就只有粗粮野菜可吃了。国家推行佛教的戒律,彻底改变了日本人自古以来的自然而然的饮食生活。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曾委任倭王为征东大将军——以佛教为国教,本人也三番五次进庙当和尚,不吃荤,不近女色,但治国用儒教,吃不吃肉终归是出家人的规矩。正是在这一点,日本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却自有特色。有意思的是,禁食的对象有牛有马,有狗鸡猴鸟乃至鱼,唯独没有猪。那时已经有“猪饲”,以养猪为业,不知何故,猪肉不在禁食之列。
   
探访禅寺,常见门口立一根柱,刻一行字:不许荤酒(肉)入山门,实际上,也不许入寻常百姓家,便像是家家都信佛。日本人的饮食本来是任其自然的,但佛教传来,立为国教,把饮食传统完全破坏了。不过,禁而不止,也是正常的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皆然,想吃就找个借口,譬如当药吃。吃肉有益于健康,所以贵族也罢武士也罢终不能彻底断了肉。《和汉三才图会》说:牛肉作为日用之食有严法,但不能禁。千百年过来,日本人毕竟习惯不吃肉。《江户繁昌记》写道:“德川幕府末叶,视猪鹿猴等类为污秽之物,大加排斥。诸侯行旅,途经肉铺前,甚至嫌其不净,把轿子举在空中通过。”没料想明治维新,独尊神道,又提倡像西方人那样吃肉了,不吃牛肉就不是文明人。天皇带头吃。好在天皇是神道的最高神官,神从不吃素。佛教在佛前供花、灯、香,而神道重视供神的吃食,叫“神馔”,不仅有五谷,而且有鸟兽等山珍海味,始终是如此供奉。天皇不独享,正月里吃了,开春就号召和尚吃肉娶媳妇。全国齐开化,盛行吃“牛锅”(关西叫“锄烧”),连烤带煮,大快朵颐。供不应求,就有店家拿马肉、猪肉以至“恶兽腐肉”来冒名顶替。

素菜成席出禅寺
   
8世纪末奈良朝迁都到京都,史称平安朝,长达400年。12世纪末源赖朝消灭了平家势力,在镰仓创立武士政权,执掌天下,此后约150年被称作镰仓时代。近代以后日本人从西欧拿来了“宗教改革”一词,在自己的历史中查找,于是,镰仓时代就成了宗教改革的时代,而且比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早得多。改革开创的新宗教有法然的净土宗,亲鸾的净土真宗,一遍的时宗,日莲的日莲宗,这几位宗祖都不曾渡海求法,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改革无非对来自中国的佛教加以解构,使之面目全非,也就日本化。这些新宗教都起自草庵,念一个经,拜一个佛,不分男女贵贱皆成佛,佛教真正成为了民众的宗教。唯有禅宗是荣西和道元先后从宋朝取回来的。与其他新宗教不同,禅宗重视戒律,尤合乎武士的秉性与口味。现在日本佛教徒大半属于镰仓佛教。
   
荣西生于1141年,在比睿山学天台宗,修密教,27岁西渡取经。46岁再次赴宋,钻研临济宗奥义。在京都建立建仁寺,为避免既成宗教的迫害,以台密(日本天台宗传承的密教)的名义传布禅。前往镰仓,有“尼将军”之称的源赖朝妻北条政子和第二代将军源赖家归依,建立寿福寺。著《兴禅护国论》,还著有《吃茶养生记》。茶以前已传入日本,但贵族、僧侣们喝了一阵子就不喝了。荣西重新带回来茶树,也种植在宇治,后来宇治就成了名茶产地。他推广吃茶,尤注重茶的药效,称之为“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幕府第三代将军源实朝宿醉不适,荣西用茶给他解酒。喝茶的习惯在禅寺及武士社会普及,又广及庶民之间。本来荣西就是把禅茶捆绑在一起,茶也带着禅味。民间喝茶渐渐发展为游戏,越来越讲究形式,从中产生了茶道,又从精神上强调茶禅一道。虽然端绪都是在中国,但日本俗生活中的禅文化创更为丰富多彩。
   
道元比荣西晚一个甲子,生于1200年,20岁入宋,历访诸寺,四年后回国开山曹洞宗。临济是看话禅,以公案逗趣,曹洞是默照禅,只管打坐。但道元打破了中国禅标榜的不立文字,著有《正法眼藏》,为日本佛教史上最宏大的著述。虽然严于戒律,但当时就有“临济将军,曹洞士民”之语,现今就独个教团来说,曹洞宗是日本最大的宗派。仿照中国禅林的《百丈清规》,道元编写了《永平清规》。中国寺庙之森严,似乎规矩未及于民间,那规矩更显得非同一般,而日本禅宗尤其被武士阶级接受,“赴粥饭法”之类清规也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食即法,法即食,饮食是信仰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理念的体现。彬彬有礼,做事中规中矩,或出自禅宗,未必是儒教的熏陶。
   
荣西、道元也带回来宋朝的饮食文化,使日本的食桌为之一变,代表即所谓“精进料理”(素菜)。禅寺的素菜传入百姓家,就有了不用肉的真正菜肴。起初大概是家里做法事,觉得好吃,渐渐在民间形成了一个菜系。不等于佛教普及,但吃素总不免让我们联想到信佛。日本拿来中国的吃法,是当作文化拿来的,日久天长,形成了日本所独特的样式。茶道“怀石料理”也出自禅寺饮食,“怀石”的意思是禅僧修行时拿块热乎乎的石头放在怀里抵御饥寒。腹内空空,喝茶刺激胃,先吃点东西垫一垫,这就是“怀石”。“怀石”难解,一般写作同音的“会席”,但前者是用来品茶的,后者是酒席。如今店家们乱叫一气,以显示高档。
   
日本另一种菜肴“普茶料理”则出自黄檗宗禅寺。江户时代的1654年禅僧隐元隆琦从福建渡海而来,带来明朝的禅,建万福寺,为黄檗宗鼻祖。这种素菜多用油和淀粉。油炸食品早已从中国传入,再加上南蛮作法,就产生了代表性和食之一“天麸罗”。“普茶料理”用餐是围桌而坐,大盘上菜,小碟分食,可能传来得晚,更接近今天的中国方式。菜豆叫“隐元”,原来菜豆、西瓜、莲藕等都是隐元带给日本的。
   
日本日常生活中常吃的东西很多都出自禅寺。例如豆腐,传说豆腐是汉高祖的孙子刘安开发的,日本禅僧学了去,在寺庙里做,又流入民间。“纳豆”就是中国的豉。江户时代的本草学家贝原益轩解释:寺庙的庖厨叫纳所,在纳所做此豆,故有此名。镰仓时代初叶禅僧从中国带回了“金山寺豆豉”,这就是后来的“金山寺味噌”(径山寺味噌)。有一种腌萝卜叫“泽庵渍”,据说是临济宗和尚泽庵创作的,用来下酒也不错。游日本需要买礼物,与其买点心,不如买这脆生生的咸菜,而且确保日本造。

寺庙原是派出所
   
1549年,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在鹿儿岛上陆,这是天主教踏上日本的第一步。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织田信长敌视寺庙,在他的庇护下,天主教盛行。倘若他不死于部下叛变,或许日本变成基督教国家也说不定。织田放鹰捕鸟,送给传教士示好。信徒们大嚼牛肉,以示信仰上帝。肉食禁忌几乎要毁于一旦。不过,耶稣会巡察使叹息:日本的领主们不理解欧洲国王们为何耗巨资布教,认为最终将掠夺土地以补偿。丰臣秀吉顶替了织田,突然翻脸把天主教定为邪教。取代丰臣的德川家康1612年发出禁教令,翌年驱逐传教士。第二代幕府将军德川秀忠大量处死潜伏的传教士和窝藏他们的信徒。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为阻止基督教传入,断行海禁。排查天主教信徒的手段是“踏绘”,即踩踏耶稣或圣母玛丽亚的像,以甄别是否邪教徒。自1628年在各地施行,当然被特许贸易的荷兰人和中国人也不例外。
   
1637年岛原(今属长崎)、天草(今属熊本)的农民不堪苛政,揭竿而起。这两地的旧领主信奉天主教,很多农民是教徒,新领主按照幕府禁教令残酷迫害。起义军固守一座城池,抵抗数倍于起义军的幕府军。幕府军统领阵亡,第二位统领松平信纲采取各种方法,终于镇压了起义军。这是一场宗教战争。为根绝异教徒,实施“寺请”制度。每个日本人都隶属于一个佛寺,叫作檀家,登记在册。檀家是施主,寺庙像派出所一样管理户籍,施主结婚、旅行、外出打工之际开具介绍信,证明此人不是邪教徒。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治五年(1872年)制定户籍法。江户时代日本人生下来就有固定的宗旨、宗派和家庙,但这样的佛教只能说是行政管理,并不是信仰。一度岌岌可危的禁止杀生食肉的戒律也得以复活,违反者甚至处以流放远道的重刑,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庙。政权与寺庙联手,根除异教,刹住了饮食生活的西洋化趋势。吃洋食要等到1873年明治政府废除了禁止基督教,文明开化,才重新开始。战败后生活向美国看齐,但终于不成功,1980年又开始提倡营养上较为合理的日本式饮食了。
   
本来佛教的终极理想是解脱,从烦恼的束缚中获得自主性自由。大乘佛教出现了救济思想。镰仓新佛教被称作创唱佛教(以开山祖师所唱为核心的宗教),对开山祖师的强烈信仰形成所谓祖师信仰。祖师的行状对于信徒来说就是人生的指导。佛教本来信仰释迦牟尼,也就是信仰创始人,但日本的信徒不是信仰释迦牟尼,而是崇拜开山祖师。他们被当作佛菩萨的化身,例如亲鸾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宣说本尊之教的祖师比本尊更重要。归根结底,信仰的是人,而不是神。
   
神道是神道,佛教是佛教,这是近代以来的意识。近代以前,所谓宗教是宗派之教义的意思。寺庙与神社分家,各干各的,终究清除不掉根深蒂固的信仰习俗。神道是土著信仰,但现行神道是明治维新时代编造的,只有百余年传统。观赏皇室行事,有模有样,很有点古色古香,便认定是古来的传统,其实是近代的保留节目。北京天坛公园的祭天活动是娱乐,根本无关乎宗教。1873年,已经是明治六年,日本才屈于欧美的压力废除了“寺请”。寺庙不能强迫居民当施主,但家里死了人,还要请和尚做法事,哪里找和尚,可能又找到过去曾管过自家的那个庙。外来的思想与文化不断地冲击人们的心,难以定于一尊。虽然标榜无宗教,日本人也受到扎根于日本风土的宗教文化影响,形成了特定的宗教观。日本人的无宗教,不是无神论,也不是否定宗教,往往是不属于哪个宗教团体的意思。日本人属于宗教团体,而不是属于那个宗教,不属于信仰。这大概也与源于村落共同体的集团性有关。

奈良药师寺金堂的药师三尊像(药师如来、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是日本佛教美术的杰作,这金堂毁于1528年,据住持高田好胤(他是药师寺历史上第一个娶媳妇的)说:“战败后,药师三尊天气好的日子日光浴,下起雨来,得打着伞做法事。”今天的富丽堂皇是1976年重建的。贫困时,热的是邪教,佛教热是富起来之后的事。

作者为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