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冬北京的第一场雪漫天飘洒起来，又到年刊掩卷时。
2015年，国家和国人的命运都处在一个向纵深处敢问“路在何方”的阶段。今年，资本市场遭遇了25年来第一次真正的市场危机，六七月份股票市场的波动历史之罕见。股灾之后最缺的是什么？反思。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所言，只有反思，才能对原来的漏洞进行弥补。他在给财经年刊撰写的文章中提出，虽然中国金融结构中证券化金融资产比重较低，宏观经济杠杆率过高，须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改善金融结构，使之更具弹性；但是目的性太强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容易使投资者漠视风险，误以为国家鼓励发展资本市场，市场就一定会上涨，实际上市场的风险是永远存在的；二是一些媒体进行了没有根据的放大，使监管者忘记监管者的职责，以为监管者的职责是要推动市场向上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世界金融史的过往也告诉我们，灾难同样可能是制度进步的机会。经过一场教训，若能带来法律之进步，规则之完善，则为不幸中的幸事。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在停滞许久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终于在2015年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政策，短时间内政策密集出台，凸显出这项改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中心联席主任邓峰认为，多项改革文件追求的目标众多，难以取舍，可能是汇集各方意见时采用了加法。他建议换一个角度，采用减法思维，对改革设计进行系统性改变。不论路径如何，目前的改革方案采取了宽松规制，允许重拾邓小平留下来的、过往30多年中的重要经验——摸着石头过河，这就为未来留下了政策上腾挪的空间。
十八大后的司法体制改革从2013年11月的三中全会即开始，回顾2014年和2015年，司法改革的多项措施浮出水面，然而人们对司法改革信心的增长与司法改革并未同步。
这是观察者自身的角度问题，还是改革者运作方式的问题，或是改革措施的科学性问题？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蒋惠岭对比进行了理性分析。他认为，一些单项的改革措施推进且成效明显（如知识产权法院），但根深蒂固的司法地方化、“主客场”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司法制度是一项涉及面广、专业性高、政治性强的制度，且痼疾深厚，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制度惯性终成羁绊，任何人和组织都有趋利避害的属性，关键是把“利”与“害”放在多大的平台上来衡量。而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必须咬定司改方向，坚持顶层设计，合理安排改革步骤，才能争取到在适当的时间内形成一个完整、闭合的效果图。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作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三大战略之一，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加速向纵深推进，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提出，需要破解影响和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包括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降低疏解地政府通过发展经济获取财政收入的压力；建立疏解地与承接地的利益共享机制等。
从全球范围看，新兴市场正处于一种新型危机中。惠誉国际BMI研究所全球经济学家丽萨·卢恩认为，它不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的收支平衡危机或金融危机，而是一场“增长危机”。受深陷衰退泥潭的俄罗斯和巴西两大经济体拖累，且许多其他新兴市场增速也大幅放缓，目前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处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2015年平均经济增速约为4％。
2016年新兴市场国家还将面对诸多挑战，包括政治风险、改革落实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疲软等。复苏过程将缓慢而痛苦，且没有捷径可走。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对于未来增长至关重要的经济和结构改革方面取得太大进展。
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吴建民也认为，全球经济需求疲软，经济增长乏力。而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从根本上说是由于需求不足造成的。他将如何应对需求不足列为全球经济的头号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1%，与7月份的预测相比，下调了0.2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也只能提高至3.6%。
中国正在进行的结构改革和再平衡政策，也意味着增长将放缓。由于经济动力不足，未来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经济体制，优化结构，转变方式，才能实现由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