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视角看土地改革

《财经》杂志 高王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5年11月17日 10:48  

本文3980字,约6分钟

今天看来,土地改革有多重目的:有经济上的(解放生产力说)、内战动员上的(参军参战说)、基层建设上的(重组基层说)、农村革命上的(集体生产共同致富说),归根到底,也可以说是“动员”上的

面对中国当代农村变革的历史,大家不难发现,它是从“土地改革”到“包产到户”,俨然是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当然,它还涉及其他许多重要的问题,如统购统销、集体化、人民公社……特别是农民的反应——不了解农民的行为,就无法了解农村改革是如何实现的,当然,同时也要了解上层领导方面的作用……等等。

自然,“土地改革”是其中的第一个问题。

中共土地改革经历的时段比较长,过去学者往往从“土地革命时期”说起,近来则倾向于从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三年内战”说起,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这起到了简化问题的作用,有其可取之处,尽管这中间哪一段也不应忽略。

 

“土改”的三层含义

土地改革断断续续,前后经历了几十年时间,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这是大家都看到的。它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土地改革,也是1990年我们与杜润生在22号楼第一次见面,他就谈到的一个问题。自那以后,时间已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我的“副业”(当代史)几乎压倒了“主业”(清史)。

那天,杜老拿出不久前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念了一段毛泽东的批文,说:“我们同意杜润生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

杜老说:以后又提出土改应分为三个阶段,对此毛批示说:“将土改过程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阶段是很必要的,各新区均应教育干部照三个阶段的各项步骤去做,不要省略和跳跃。”

现在有的纪念文章提到“三阶段”说,以为这就是杜老对土地改革运动的贡献,我觉得这是“望文生义”,没点中题。杜老的贡献是“重组基层”,事关土地改革的第三层历史意义。

土地改革是中共在农村的第一件大事,其意义何在?不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土地改革。

最早提出土地改革的目标,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以便发展生产。后来发现,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一时还不能达到,有时还不难发现相反的例证。如地方有经验表明,土改后的头一二年,生产往往出现下降。

而且,它并不是当时革命的中心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有一次我见到邓力群,他就说,我们当时想的就是一个事:武装夺取政权(而且自责把“治天下”看得太容易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土改成为一种政治性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手段,也就无足奇怪。

近日还有学者强调:如果仅仅为了以解决土地问题而争取农民的支持,那么大可不必采用暴烈的手段。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土改主要是一种战争动员,分配土地只是动员的手段之一,一旦实现了占有区域的战争动员,土改运动随之停止。

杜老却不这样看,他告诉我说,从大别山出来,邓小平马上给中央打报告(此时杜“分兵在外”),提出停止“急性土改”。毛泽东立即回电,指示中原“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什么是抗日时期的经验呢?不外“反奸除霸”“减租减息”,而非“土地改革”,并据此取得了以后战争的胜利。

上世纪80年代杜老担任着几部书的主编。有一次编辑部开会,在九号院。杜老要我参加,放上一炮。参加的人员年纪都比较大,有的还是老革命。有人就根据自己的经验,强调了土改对于参军支前的特殊作用。

我就谈了上述观点。确实,一直有人以为,农民得到土地,就参加革命了。来自山东老区的农口著名老人王耕今就说,农民反而回家去种地了。只有“还乡团”来了,才跟上共产党走……

实际上,从中原到长江以南各地,土地改革都是在战争以后才搞。东南与华南还搞了“土改补课”……

为此,也可以说土地改革在“解放生产力”和“参战支前”两个目标之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重组基层”。

传统中国“基层不下县”,打通(重组)基层遂成为现代化的必要措施,它并非只有共产党一家在做,也并非始于土地改革,但不经过土地改革,恐怕没有如此大变动,也不可能造成农村旧有的大涤荡。

在这一运动中,“封建”(如所谓“地主”)被打倒了,不是“封建”的(如“富农”)也被打倒了;触及的不仅有农业经济,也包括乡镇的小工商业(它们显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不但有 “恶霸”,也有所谓“善霸”“不霸”。

具体来说,土地改革是怎么进行的呢?据我学生对北方一个村庄的调查,共产党取得军事胜利后,在村子里召开各种会议,讲述新反剥削的道理。时机成熟后,召开联村大会。邻村的几个地主被枪毙(包括汉奸恶霸),本村没有大的地主,只能从第二茬里找对象斗争。打击对象占到村里人口的40%,几乎每个人都被触及了身心,一批年轻人成为积极分子和干部,尽管受外来工作队的领导。新建立了政权组织,实现了政令从上到下,一直贯彻到村落基层。其后,便是划分阶级、分配土地,每人数亩(关外土地不是严重问题)。

虽然后来纠偏,也不再批斗,土改收尾后一些村落里仍然呈现萧杀景象。人们不愿生产,第二年出现了一场饥荒。土改工作队遂改变职责,提前开始了互助合作运动。

今天看来,土地改革拥有多重的目的:有经济上的(解放生产力说)、内战动员上的(参军参战说)、基层建设上的(重组基层说)、农村革命上的(集体生产共同致富说),归根到底,也可以说是“动员”上的。无论如何,它埋下了一个又粗又大的根子,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以后农村的发展动向,与所谓“工业化”等因素并无直接的关联,也不能贸然就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

易言之,“三大改造”及其提前,是有着极为深刻和复杂的原因的。中共的土地改革不仅是“改朝换代”,而且是“改天换地”,不可避免“斗争土改”的道路。

 

土改后的黄金时代?

还要谈一谈土地改革的后果:土改之后是不是存在一个“黄金时代”?

当年有两位“国际友人”参加了中共的土改运动,并留下了研究著作。一是韩丁,另外是克鲁克夫妇。据说,在太行腹心地带的张庄,一些人家被当做剥削者斗了,其他光景较好的人家也怕挨斗。“割韭菜”思想迅速蔓延。相当一部分人徘徊观望,只要能生产出够全家糊口的粮食,就不再继续努力。在太行山东麓的十里店,中农担心有一天会整到自己头上。他们又把破衣烂褂穿了起来,注意在人前只吃粗粮。有的卖掉了驴子,而很少往地里施肥。“生产,不可避免地下降了”。这并不是个别地区的现象。

在土地改革中,农民的确分得了土地,但仍“缺这少那”(如畜力、农具、种子、资金)。即令查获了一些浮财,分散和浪费也不可避免。打击工商业的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的脱节和周转困难。这些,都可以视为“客观原因”。但在一些地方档案记载中,农民狠狠打自己的耳光,说“活该、活该”;一天杀猪宰羊吃饱待着;没人干活,不干活,不好好干活,这些主动放弃“积极性”的行为就值得深思了。这对生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尽管他们并非“有意对抗”。

农民的反应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运动造成了多重合法性的丧失。千百年的传统被打破,许多土地和大牲畜说拿就拿走了,至于新分的土地又会有多大保证(果然几年以后就收回了)?而且,“富有”将可能使他沦为斗争对象,失去人身安全的保障。这样,一个逻辑导致了另一个逻辑,某种“互动”就这样产生了。

土改以后,农民一方面害怕致富,同时也通过他们的行为抵制了党提出的高产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压低”了产量。看看早期那些增产合作社的记录,就可以得知两者的距离有多大了(当然它被解释为合作化优越性的结果)。

传统中国本是一个“非充分发展”的经济。

中国粮食产量在1952年为3278亿斤,恢复了战前的正常水平;1955年仅增加到3679亿斤。党期望合作化后能增产30%,就是1000亿斤粮食。这可望而不可即的1000亿斤粮食,几乎成了它的梦魇。如果土地改革可以像包产到户那样增产30%,即2000亿斤(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的1000亿斤),不久即“供过于求”,出现“卖粮难”——那还用再搞什么“合作化”吗?

土地改革,还涉及我们意识到的和没意识到的很多问题。我们还需要从不同视角来观察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