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历史上是欧洲国家，不管从文化、政治还是经济上来看。在技术层面它非常依赖欧洲，并且想要追赶最发达国家的时候，俄罗斯都会沿袭欧洲的做法。政治上俄罗斯认为自己是18世纪初期以后欧洲权力游戏的一部分。因此，俄罗斯的“欧洲性”或“大西洋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精英都非常向往欧洲的生活方式，直到今天，一提起奢侈，俄罗斯人就会想到欧洲质量或标准。很多富有的俄罗斯人在欧洲购置房产，现在有接近300万俄罗斯公民在欧盟国家拥有居住许可或护照。因此，俄罗斯永远也不会完全脱离欧洲。
上世纪90年代西方本可以将一个脆弱但却亲西方的俄罗斯纳入其政治经济框架，但它失去了这个机会，结果导致了俄罗斯今天的疏离。否则，由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组成的“北约”或许可以在21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完全主导全球政治。
造成今天传统的东、西方之间出现新的对抗局面，双方都有责任（当然俄罗斯是主要原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违反了国际规则，但走到这一步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并且这一举动也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被拒绝的后果
上世纪90年代初，绝大部分俄罗斯人思想非常开放并且亲西方，但今天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有两个相伴而生的过程，它们截然不同，但出发点一样，并且都受同样的历史世界观影响。
一方面是一般民众。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多数人并不支持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因为当时生活艰难，人们感到俄罗斯落后于发达国家太多。但苏联解体后，经济改革毫无计划，执行过程极不专业，导致大量人口处在贫困边缘。这让人们觉得学习西方是错误的。1998年情况有所好转，但紧接着发生了金融危机，人们的悲观情绪进一步恶化。到了2000年左右，石油价格上涨让经济有所恢复，加上当时“主权民主”理论的兴起，很多人认为西方模式会带来不少麻烦，独立的政治道路或许更有助于经济的恢复。
一般民众认为西方才是俄罗斯经济问题的根源，因此愈加不喜欢西方。一直试图加紧对社会控制并打压亲西方势力的俄罗斯政府自然欢迎这种反西方的情绪。
另一方面，大约在十年前，俄罗斯领导层大体上还是亲西方的。普京2001年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俄罗斯对欧洲一体化表示欢迎并且希望加入。当普京和小布什在反恐战争的问题上形成盟友关系后，俄罗斯甚至表达过加入北约的意愿。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欧盟和西方并没有做好准备通过有约束力的条约接纳俄罗斯加入它们的机构，它们认为俄罗斯是一个“一般性的国家”，会推行自己的改革，并最终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像巴西那样）。
问题在于俄罗斯领导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天生就应该是世界精英俱乐部的一员，西方的态度让他们感觉受到羞辱。在低油价时代，俄罗斯还是愿意进行谈判的，但随着普京自我感觉权力不断增长，他的言行变得更加激进，开始在各方面与西方对着干。但普京和他的亲信圈子过去和现在从没想过要打败西方，而是希望以平等的身份融入西方。
应当指出，对西方的态度不管是民粹主义还是精英主义，其根基都来源于俄罗斯帝国文化，而且无法摆脱因苏联衰亡而感到羞辱的阴影。今天，俄罗斯普通民众和领导人绝大多数都认为，苏联之所以衰亡是西方的阴谋破坏。官方大肆宣传这种论调，更加深了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的负面印象。
回顾历史会发现，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是可以预见的，其原因也不仅仅是俄罗斯的政策。美国和欧盟对所发生的一切也要负相当一部分责任。
西方的领导人不理解让俄罗斯融入现有政治结构中的必要性。
可以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和50年代的德国做个比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遭受《凡尔赛条约》羞辱的德国被当成一个“正常的”和“民主的”国家（就像后来的俄罗斯一样），被晾在一边，结果复仇主义崛起。而“二战”后，战败的德国被北约和欧共体接纳，现在成为欧盟最忠实的成员和增长引擎。
停滞的经济
今天很多西方政治家和分析家认为2014年7月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给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创，并导致去年底的危机。但实际上，俄罗斯的经济早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前就陷入萧条，具体来说，在2012年5月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就开始了。普京在2012年5月7日总统就职典礼当天签署了11项法令，涉及社会政策的改变、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的完善、住房以及社区服务质量等社会福利体系问题。俄罗斯的商界立即认识到“五月法令”对企业将是巨大的负担，因为普京的政策取向至少是社会福利主义，如果还够不上民粹主义的话。
俄罗斯的年化GDP增速从2012年一季度的4.9%骤降至四季度的2.0%，2013年第三季度为1.3%，2014年三季度降至0.7%，其后直至变成负数。而2012年和2013年，俄罗斯周边并无战事，油价也处在历史高点，但俄罗斯经济增长还是迅速放缓。
为什么在乌克兰危机之前俄罗斯经济就已经停滞不前了呢？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俄罗斯的福利社会开支和军费预算不断增加。2012年到2014年，政府或提高税率，或开征新的税种，调整超过百次，且常常幅度很大。例如，如果员工每月工资2000美元左右，到2014年，雇主需要向国有社会保险系统多支付95%的费用。土地税也比原来增加了5倍。整体税收占到了GDP的36%，相当于中国的2倍。于是企业家们纷纷把钱转移到国外，资本外逃从2010年的336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惊人的1515亿美元。
其次，国家垄断日益加剧。如俄气公司（ Gazprom）、公用事业或铁路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势力越来越大，这些机构不断提高它们的费率，让依赖这些资源的私有企业失去竞争力。到2014年初，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货运铁路以欧元计算的费率甚至超过德国。政府称这些部门为“天然垄断”部门。来自垄断行业的压力是造成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
最后，官僚体系越来越腐败。政府支持的合约中，总价值的30%到60%以贿赂形式落入他们的腰包。2011年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承认，分配给政府采购的预算中至少1万亿卢布（占总预算的15%）被私吞。企业家们被迫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官僚利用检察和执法部门来惩罚不愿“合作”的人。五年内，入狱的企业家人数增加了40%。
大体上，普京在第三任期的民粹主义政策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最具毁灭性。
当然，油价下滑也是另一个因素。普京和他的亲信不相信靠油价吃饭的日子会走到头。从2000年到2013年，如果不计算产量的增加，俄罗斯从油价上涨中得到至少2万亿美元的额外收入。甚至在2014年10月，普京还自信满满地说如果油价跌到80美元/桶以下，全球经济会“崩溃”，但现在的油价接近40美元/桶，而各国的经济仍在继续增长（除了俄罗斯）。石油收入下降迫使俄罗斯将卢布贬值，削减工资，限制从全球市场的进口，这些都对本地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因为很多行业所需的商品中60%-90%依赖进口，新安装的工业设备有40％-70%也需要自进口。
制裁本身也产生了一定作用，但影响或许只限于金融层面。
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前，俄罗斯的大公司欠了外国金融机构大量债务。这很好解释：从2005年左右开始，卢布的汇率逐渐稳定，但卢布贷款的利率至少是美元或欧元贷款的两倍。因此俄罗斯的企业从外国机构借款，到2014年3月，它们在外国银行的债务超过在俄罗斯银行的债务。制裁后，这些公司大多数无法再融资，又必须偿还贷款，因此只能缩减投资计划，影响经济增长。紧接着的卢布贬值加剧了公司的债务负担，所以俄罗斯企业的财务负担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西方制裁。但同时，其他形式的制裁如对某些寡头和政客的个人制裁，或针对石油天然气行业的结构性制裁，除了产生心理作用之外，基本上没有重大影响。
总而言之，俄罗斯经济增长放缓乃至萎缩首先是由于联邦政府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和国内不断恶化的商业环境，其次是油价下跌，而制裁只是火上浇油。
以目前的态势，发生改变的可能性不大。俄罗斯的领导层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得到民众的极大支持，缺乏改变经济政策的动力；油价不会上涨；欧洲和美国短时间内也不会取消制裁。俄罗斯经济很可能在2016年继续下行，并很有可能会延续到2017年。只有2018年的总统大选可能迫使政府释放更多储备基金，或放宽央行借贷政策。但就今天的俄罗斯而言，谁也不敢放言预测两三年后会发生什么。
有一种方式而且是唯一的方式可以让俄罗斯摆脱危机，就是中国走过的路。俄罗斯领导层应该向中国学习如何鼓励私有企业进入非资源类部门，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治理腐败。中国的故事很好地诠释了如何保持原有的政治体系，同时使自身经济融入全球体系，加入国际市场竞争。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进行工业化发展，俄罗斯可以改变财政政策，为国内提供廉价的自然资源，从而让俄罗斯和外国的投资者都可以从国家经济的发展中获益或者愿意把新的生产设备转移到俄罗斯。这是唯一可行的战略，因为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无法同时依赖资源行业（像沙特那样）和服务行业（像阿联酋一样）。“新工业化”是唯一可靠的前进之路。
但俄罗斯经济/政治体系的基础也是最大的问题，这个系统保护的是像商人一样计算的公务员。“腐败关系”让俄罗斯很难引入市场的力量，也阻止了新行业的发展，因为商品经济更容易控制。
俄罗斯目前最需要的是更多秩序，而不是民主政府。实现真正的法治比任何民主转型都更加重要，但这在当前政府统治下很难实现。没有人能够制定全套战略来挽救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
普京的政策逻辑
普京的国内政策是要完全掌控政治体系的运作，而外交政策主要是为了保证国内的情绪，让人们感到仿佛身陷围城，必须无条件支持他们的最高领导。此外，今天的俄罗斯并没有现代意义的外交政策，其外交行动并不是为了提高软实力或实现经济目标。今天的俄罗斯在一位帝王式领袖的领导下，就像过去的很多帝国一样，各种行为缺乏责任。
首先是普京对国内反对派、民间活动家和受西方影响的团体的态度，他认为这些力量会动摇他绝对的统治。对于任何外国影响，不管是促进人权还是资助国内的任何公民活动，普京都持抵制态度。他颁布新法律禁止在别国拥有居住许可的俄罗斯公民担任公职，或禁止外国资助俄罗斯教育机构，这些都属于国内政策的范畴。他从程序层面让任何人都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在国内挑战其政权。你无法从外国获得资金，如果没有国内代表的广泛支持就无法参加选举（如参选地方行政长官），而反对派候选人是永远无法获得国内代表的支持的。因此，这些国内政策让俄罗斯国内发生权力更迭变得不可能——除非满足引发变革的前提条件。
近年的外交政策正是为了服务于防止这种前提条件出现。普京的前两个总统任期内主要关注经济问题，因为长年的经济危机后民众关心的是就业和收入。在这方面普京非常成功，1999年到2014年间，俄罗斯人的平均月薪从70美元增加到720美元，平均退休福利从每月15美元涨到280美元。这一期间的外交政策是不时和美国或欧盟唱唱反调，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或2004年-2005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比起保持国内支持率，外交还是其次。但2008年危机后，很明显国内经济无法让普京继续保持高支持率（俄罗斯人的实际工资换算成美元后要低于2006年的水平）， 反西方的论调和攻击性的行为成为普京掌权的主要工具。法国政治学家艾曼纽·托德提出了“le micromilitarisme thêatrale”的现象，意思是这些更像战争游戏而不是真正的战争。
2008年梅德韦杰夫在普京的指示下进攻格鲁吉亚，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进行“混合战争”，这些国家和美国或北约没有军事条约，但他不会入侵北约成员国，比如爱沙尼亚。对普京来说，外交政策首先是巩固国内地位的工具，他会不断发动经济成本和人力成本都不高的军事行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奥塞梯转移到克里米亚，从乌克兰东部到叙利亚，创造一种全世界都和俄罗斯作对，而只有普京才能保障俄罗斯未来的假象。
欧亚联盟是普京炮制出的另一种幻象。2011年末在总统“竞选”时，他就宣布欧亚共同体是他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像1996年叶利钦为了获得连任而成立俄罗斯-白俄罗斯邦联国家一样。扩张的概念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因此莫斯科占主导地位的联盟非常有吸引力。而普京受陈旧的19世纪地缘政治理论影响，希望重新整合“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即中亚），回到超级大国的地位。
纯属经济范畴的新联盟无法实现他的目的。首先，它的两个最大成员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是典型的资源型经济（俄罗斯出口中，原材料占77.5%，哈萨克斯坦占90%左右），因此两国之间无法产生协同效应。其次，任何一体化的目的都是为了拓宽共同市场，但所有加入或者可能加入联盟的经济体（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加起来都不到俄罗斯市场的17%，即，一体化并不能为俄罗斯的商品拓宽市场。第三，经济发展差距很大，俄罗斯将不得不对其他国家进行补贴，如现在对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一样。这些国家（特别是白俄罗斯）的产品在俄罗斯市场将非常有竞争力，损害本地制造商的利益。最后，宣布向中亚扩张之后，俄罗斯不可避免地要和中国发生利益冲突，因为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近年来有很大增长。以联盟第二大经济体哈萨克斯坦为例，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累积直接对外投资对哈萨克斯坦经济的贡献超过俄罗斯十倍还要多。要想在该地区和中国竞争，俄罗斯需要巨大的经济动员，而它本来的任务应该是重振国内经济。
对普京来说，欧亚联盟的主要问题是他知道自己骑虎难下：这个概念已经得到俄罗斯选民的广泛支持，盟国的领导也是在用忠诚换资金，并且价码一涨再涨。比如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时候，普京成功阻止了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这是战略上的胜利，但代价是25亿美元的补贴军售、政府贷款和其他条件。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也会是一样的结果。普京会越陷越深，花更多的钱实现政治目的，但结果也只会是幻象他想要成立的联盟中包括白俄罗斯在内没有一个成员国正式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主权地位，也没有正式承认乌克兰失去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
因此，这种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一体化计划不会带来任何经济利益，也不会成为像欧盟一样真正超越国家的政治机构。这些国家的主要商品石油、天然气和金属，都在共同海关条例之外；而联盟的法庭判决只有“建议性”效力，新成立的联盟只会是幻象。
难与中国结盟
在我看来，目前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是完全出于现实情况考虑，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情感驱动的。俄罗斯和中国不会成为真正的盟友。首先，俄罗斯要再工业化，而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不需要新的竞争对手。比如中俄在远东地区的合作，中国没有在俄罗斯投资工业设施，而只是利用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在中国生产最终产品。第二，俄罗斯无法从中国得到重大的技术转移，这与同欧盟或美国的合作不同。第三，和中国结盟意味着俄罗斯失去和日本、加拿大、美国合作的机会，而这对开发俄罗斯东部和东北部地区非常重要（因为在这方面应当学习阿拉斯加或加拿大北部领土的成功案例）。因此，两国的合作不是出于长期利益，而是因为当前俄罗斯和欧洲的对抗，莫斯科希望告诉布鲁塞尔和华盛顿，自己有很多其他的伙伴。
俄罗斯接近中国还有感情上的因素，这从俄罗斯的历史中可以找到答案。普京的做法很像13世纪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当时俄罗斯并没有被蒙古入侵或占领。他两次打败想要在俄罗斯实行天主教的德国十字军，然后前往萨莱和哈拉和林，向蒙古可汗称臣。普京对今天欧洲的人权、民主、法治原则等言论的态度和当时俄罗斯人对天主教的态度一样，认为外界想要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在俄罗斯人头上。就像800年前的亚历山大一样，普京宁愿让不对莫斯科指手画脚的中国人使用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也不愿意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因为这样虽然可能有经济上的好处，但却要用欧洲的价值观来替代他的“主权民主”理论。亚历山大因对蒙古人的容忍后来被东正教封圣，普京可能认为后世也将称赞他选择与中国而不是欧洲合作的做法。
俄罗斯接近中国是不够理性的，因此也不会持久。第一，俄罗斯人很快会意识到这种合作对他们没有太多好处，因为石油天然气价格会下降，中国会要求折扣，这样一来东西伯利亚的资源供应对俄罗斯来说完全是亏本的生意。第二，中亚局势会更紧张。中国可以靠新丝绸之路项目进军中亚，而俄罗斯至少要十年才能做好准备。俄罗斯不具备建设非常必要的网络或公路铁路的能力，并且其建设也进展缓慢。第三，俄罗斯人会意识到这种合作弊大于利，因为他们和欧洲美国的关系会恶化，这不会有什么好处。
俄罗斯确实需要将目光投向东方，但不是中国（确切来说中国在俄罗斯南边），而是太平洋国家，如日本、加拿大和美国。俄罗斯的东方其实是西方，俄罗斯应该和北美、东亚各国共同开发其太平洋沿线，让它成为国家的第二增长支柱，就像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开发加州、俄勒冈和华盛顿一样。俄罗斯必须向俄勒冈、英属哥伦比亚和阿拉斯加等学习如何开发太平洋沿岸。需要的不是大量移民（俄罗斯远东联邦地区的人口密度是阿拉斯加的两倍），而是更有效的管理和更大的经济自由。
作者目前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