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般“霹雳手段”,治不了“陈风陋俗”

无界新闻评论员 十年砍柴/文     

2016年02月04日 12:07  

本文2369字,约3分钟

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所强调的是统治者或曰社会管理者自身要“正”,自身不正而要求民众身正,这是本末倒置。

贵州毕节近些天又成为了网络热词。不过这次不是因为留守少年儿童意外伤亡的悲剧,而是一段视频在网上热播:毕节下辖的织金县50余名公职人员和村干部去阻止一家村民办酒席发生冲突,村干部被打伤。

对干部被村民打了,网上竟然叫好声一片,许多网民说这完全是干部多管闲事自找的。当地基层干部怎么会去找这种不自在呢?原来是上面交办的工作任务。冲突发生后,毕节市纪委发布指示,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在春节期间加强对滥办大办酒席的明察暗访,对整治、制止不力的,对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一律先免职后处理。要组织开展常态化巡查、督查,经常性进村入户走访了解,及时劝阻制止。

可见,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类似扫黄打黑那样集中行动的专项整治运动,各级官员和干部即使有畏难情绪也要硬着头皮上,毕竟头上的乌纱帽要紧。联系到不久前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发布红头文件,禁止复婚、再婚操办酒席,可以推测遏制民间大办宴席之风是全省范围内的一项重要工作。

对干部制止村民办酒席挨打,当然也有同情与理解的声音。有熟悉当地民情的网民介绍,当地是贫困山区,但以各种名目大办宴席广请宾客的风气盛行,身在其中人碍于面子只能随礼,许多人一年打工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还不够年底吃酒随礼。

借办酒席敛财确实是一种陋习。笔者生长在与贵州乡下社会环境差不多的湘中山区,民间办酒请客收钱的风气一样浓,普通人家最大的一笔开支就是人情客费。即使一些本不愿大操大办的人家,因为给别的亲朋送礼太多,也抱着弥补亏空的心思,找个理由办酒席回收钱款。

对于这种陋习,地方政府当然不能说熟视无睹。中国历代官府喜欢扮演“官师”的角色,有“敦风俗、厚教化”的职责。考虑到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地方党政部门对一些陋习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移风易俗,并无不可。但是,毕竟今天是21世纪了,建设“法治政府”的提法屡屡见诸各级政府的红头文件上,党政部门必须恪守公权力的边界应当是一种常识。

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哪能出一个红头文件就自我赋权,可以去强行干涉民间办酒席呢?如此做,有滥用公权力的嫌疑,而滥用公权力不管其目的如何正确、出发点如何良善都必须加以警惕和阻止,因为照着这样逻辑,公权力既然可以禁止民间大办酒席,那么下一步它就可以规定老百姓一日三餐吃多少饭,日常穿什么衣服。

一种风俗不管人们评价是良俗还是陋习,其形成必然有复杂的历史、社会原因,要改良某种陋习陈风,只能同样在道德和文化层面采取措施。寄希望于公权力大包大揽,用强硬的办法做到令行禁止,那是一种懒政思维,也是对法治原则的不尊重。

儒家历来强调对老百姓的教化,但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所强调的是统治者或曰社会管理者自身要“正”,自身不正而要求民众身正,这是本末倒置。今天,各地党政部门对党员和公职人员的行为可以有更严格的要求,毕竟一个人入党或当公务员时就有遵守比法律更严的党纪政纪的承诺。如果党员和官员的风气正了,民间风气也会逐渐地好转,而不是相反。如果党政干部自己大吃大喝甚至广开纳贿之门,却要求普通群众勤俭节约,岂非咄咄怪事?

即使在帝制时代如明、清两代,朝廷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也远比普通百姓要严格。比如,那时开妓院是合法的,人们熟知南京的秦淮河和北京的八大胡同即是有名的红灯区,商人和普通市民可以进去,但官员禁止进去,一旦被巡城御史查到,轻则降级,重则免官。当官员群体道德低下行为不堪时,一定会造成民间风气跟着糟糕起来。明末的大思想家李贽曾说过当时的士大夫普遍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社会精英层言行不一,道德沦落如此,怎么能指望民风淳朴清明呢?

针对民间一些陋习与恶俗,官府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清代重臣、随兄长曾国藩敉平太平天国的曾国荃曾给出了一份答案。

光绪三年(1877)夏天,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正碰上大饥荒,对大饥荒形成的原因,曾国荃认识非常清楚,那是因为历年来因为鸦片种植收益高,山西各地农民将好田土用来种鸦片,民间无存粮,一旦天旱歉收,由于交通不便外面的粮食短期运不进来,必然发生大批百姓饿死的惨状。倡导百姓禁种鸦片而广种粮食当然是地方官的责任。

可有一位山西籍的御史要求用霹雳手段来强行禁绝鸦片种植和吸食鸦片,曾国荃对此不同意,他在给翁同龢的信中如此解释道:

菊圃太史前年初来,欲弟出示:如有种烟者、吃烟者,则以大兵临压其境。弟未敢从,良以疆吏只可守法,法所不得加诸民者,即不能以空相恫喝……疆吏之力量,亦有扞格。所称亟应严禁罂粟之理甚明,而果能净绝根株之方难得。且查禁而不涉扰累,与饥馑之后不扰不累之可期净绝,其方犹不可得。

其所言“疆吏只可守法,法所不得加诸民者,即不能以空相恫喝”,就是说即使一省长官,如果没有“加诸民者”的法律授权,就不能对老百姓“空相恫喝”。而且他在信中进一步阐述了专项整治运动的不良后果:

若夫禁种、禁吃,势必雷令风行,长官不能不责成有司,有司不能不责成胥役,符檄交驰,迫如星火,村鸡巷犬,俶扰靡宁。不过以种烟之利瓜分豆剖,供此辈之一嘬。

也就是说,如果一级压一级,责成下级限期完成工作任务,最终导致的是基层小吏以此来敲诈种鸦片的人农户,从而搞得“村鸡巷犬,俶扰靡宁”。

贵州毕节等地广派干部下乡劝阻老百姓摆酒席,后果和曾国荃信中所担忧的结果多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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