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其位于古称“河东”的晋南，历史悠久，名人辈出，譬如天下第一士族、前后兴旺800年、出了59个宰相的裴氏家族。但这些，其实和我这个平民子弟没什么关系。父母在，不远游，是我春节回家的唯一理由。
和许多同事回村过年、能写出中国乡村许多悲苦不同，我自小就住在县城里，感受不大相同。春节的主要时间，就是和父母呆在一起。
这两年，山西省和运城市一直在国内媒体上保持着“高出镜率”。中央查处山西塌方式腐败，加之落马高官令计划是运城籍，导致家乡声名鹊起，官场数年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作为在京工作的媒体人，我自然亦是当地官场的“重点防范对象”。
事实上，对官员的腐败颟顸故事，我并无太大兴趣——大概真是“审丑疲劳”了。所以，我很少和父母交流这方面的话题，这让老人很高兴。他们一直认为，少谈、少写这样的事情会“比较安全”。尤其是父亲，今年80岁了，当过教师，在县委组织部工作过，后来又在多个公社（乡镇）和局机关当过负责人，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上的“各种运动”。他老人家经常教训我的一句口头禅是：大鸣大放，二杆子上当。
这正是我更感兴趣的话题：父母是如何形成这种“处事哲学”的？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残酷历史？
所以，我一直诱导父母回忆他们经过的一些重要历史，譬如著名的“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等等等等。这些历史，往往被正式出版物一笔带过，缺乏血肉和枝叶，无疑割裂了其中的历史逻辑。
父母的很多“老伙伴们”，每年都要出一些“小册子”，就是那种文集或回忆录。它们一般不是正式出版物，多使用内部准印号，印刷几千册甚至数百册，到处赠人，留作念想。在文化底蕴发达的运城和山西，这种“长者民间出书”的风气很浓，每年我都会在父母的抽屉里、各路朋友的家里翻到厚厚一堆，其中不乏精品。
吸引我的，是这些长者们的只字片言中，往往隐藏着诸多惊人的“中国往事”。今年春节，我又看了两本“小册子”。其中一本，是《仪张村志》；另一本，是《法苑拾遗》。
《法苑拾遗》
仪张村，位于闻喜县城东，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家乡；《仪张村志》，是该村古稀之年的杨吉祥、刘光玺、刘俊杰等9位退休老教师、老干部共同义务编篡。杨吉祥是父亲的老友，父亲自然得到赠书。
《仪张村志》
因为内容实在太多，在此仅摘录“大跃进”时期的部分内容，与大家共享。
“1958年10月，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大炼钢铁。仪张村先后被摊派300人赴中条山篦子沟炼钢，40人到吕梁山蒲县挖煤、采矿石。为完成全县炼钢3200吨的任务，闻喜动员群众砸锅、砸笼圈、献废铁。”
“60%的青壮劳力离开农田，仅靠老弱劳力耕种收割，难以做到颗粒归仓，结果丰产不丰收。棉花吊了孝，豆子放了炮，玉茭咧嘴笑，红薯满地撂，柿子没人要。好在那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社员衣食无忧。”
“1959年10月，村里开始举办公共食堂。起初仅是劳力食堂，不久转为全民食堂。1960年起遭受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粮食紧缺，根据统购统销政策，把粮食分到食堂，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低标准、瓜菜代。公共食堂集体做饭，按人分发，不够吃的，就回家填补。油菜根、苜蓿菜、白菜帮、萝卜叶也纳入食单。日子虽然清苦，但也捱过灾荒，没有人饿坏。”
“1960年12月，国家下令停办全民公共食堂……”
——摘自《仪张村志》第82、83页
在《仪村村志》里，关于这段历史的描写，和多数所谓“正史”基本一致。
而在《法苑拾遗》中，关于这一段历史，则是另一幅“惨状”。这本书的作者，是原山西灵石县法院副院长、检察长、政法委书记张建祥，其从1952年开始，一直在灵石法院等政法部门工作。张建祥把他审理过的40个当地典型案件，编辑成册。
原山西灵石县法院副院长、检察长、政法委书记张建祥
《法苑拾遗》的第18个案例，叫《灾年“人吃人”奇案》。那是1960年夏，张建祥在介休法院任刑事审判员（彼时灵石、介休、孝义三县被合并为“大介休”）。两渡公社老人圪墚村一位村妇，杀死了八岁的亲女儿，并将尸体大卸八块，煮在锅里，用手撕吃人肉时被邻居发现并报案，村妇随后被逮捕。张建祥走访该村后，得知该村妇平素人品很好，勤劳节俭，从不和人争吵。女孩的父亲则痛哭流涕说：今年入春，家中口粮不够吃，女人每天到野外找野菜充饥，晚上饿的睡不着觉……事实查清后，经过当地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女嫌犯确是饥饿成疯，丧失理智，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演出了一幕人吃人的惨绝人寰的悲剧，故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该村妇回家后，整天嚎啕大哭，不久便糊糊涂涂离开人世。
《法苑拾遗》灾年“人吃人”奇案
在这个案例中，张建祥写到：“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裤带渡灾荒，就连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主动减去肉食等供应，与民同甘共苦，尽管如此，饿死的群众也不少。”
《法苑拾遗》的第21个案例，叫《渡荒“夫妻”》，说的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全国人民食不果腹，山西出现了不少外地的逃荒人群。灵石地处大山深处，土地瘦而多，当地彼时有民谚“刨个坡坡，吃个窝窝”、“宁嫁生产队长，不嫁做官县长”，意思是只要动手开荒或嫁给农民，就有饭吃。彼时，灵石西山兑九墕村的光棍汉武廷珍，用一百斤粮票，从四川领回一个漂亮女人罗淑珍。结果，宿龙、郭家庄等村的光棍汉，纷纷要求武廷珍帮着找四川女人。武提出的条件是每找个女人需要“粮票100斤，人民币100元”，公然做起了“生意”。最后，武廷珍分三次从四川雅安草霸公社领回十余个女人，分给各个光棍，其中一个19岁的姑娘，被分配给郭家庄的聋子张文正，姑娘嫌弃其残疾，就闹着要回四川。但武廷珍已经花掉了张文正的钱物，就要求姑娘也退还钱物，该女最后把武廷珍告到双池法庭。张建祥最后查明，这些四川女人，多有丈夫和孩子，正因吃喝不饱才出来逃难逃荒。但武廷珍倒卖妇女，确已构成犯罪，最后被科以刑罚；而众四川女人则由政府发路费返回原籍。
《法苑拾遗》渡荒“夫妻”
上述两个案例，相对于《仪张村志》里的“温和”内容，则震撼人心的多。那么，它们哪个更可信呢？
我曾多次询问父母，“大跃进”那几年到底有没有饿死人？父母一直坚称，“闻喜县有吃不饱现象，但没听说饿死的”。
我相信父母不会骗我。但从张建祥的司法人员身份和亲历案件而言，《法苑拾遗》显然更加可信。不过我判断，《仪村村志》也未对历史事实轻描淡写。其中逻辑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即便在“极左”年代，体制也绝非铁板一块。
譬如，农业极左典型的大寨虽然在山西，但“文革”期间，就有不少山西干部公开或私下反对陈永贵和大寨模式。甚至，离大寨最近的阳泉，曾被陈永贵骂做是“反大寨的桥头堡”。
而我的家乡闻喜县，有个南郭三队，在1978年初，在县委书记张世贤的支持下，偷偷“包产到户”，这比安徽小岗村农民的“铤而走险”早了10个月（详见凌志军1996年著作《历史不再徘徊》）。这其实也从侧面折射出，闻喜农民和干部对人民公社乌托邦的巨大反感。
春节期间，我一直在读这些小册子。但是，我并未把《法苑拾遗》的内容分享给父母。春节是个喜庆的日子，我不想带给他们什么不快。
不过，我实在想向朋友们进一言：我们年迈的父母，以及他们的朋友圈，在历经岁月沧桑后，脑海中珍藏了很多很多的历史碎片，亟需我们用心发掘。而像张建祥这样的长者和他们的经历，更是宝贝中的宝贝。把这些历史变成文字并流传于世，当是我们后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