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中央文件，勾划出未来中国城市发展“路线图”，却引发各界的激烈争论。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这是时隔37年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配套文件，
《意见》提出，中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另外要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
在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宏观城市交通室主任程世东看来，这是国家层面对城市交通规划理念的规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西方国家城市发展一直是小街区，路网密，不会像中国城市经常出现交通毛细血管堵塞的情况，“我们国家受历史文化影响，每个街区很大，几百米甚至一公里才有一个小街道，路网密度小，毛细血管不畅，给交通带来一系列问题”。程世东说。但他也表示，“大院封闭的管理给人感觉更安全，需要的安保和物业也会比较少，如果打开后会遇到很大阻力”。
小区围墙该不该拆除？中央政策未来该如何落地？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几位业内人士，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黄伟文 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主任、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前副总规划师
车飞德国城市学博士、建筑学硕士、超城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舒可心 物业管理专家、原朝阳园业委会主任
吴有琦 社源传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财经》：如何看待刚出台的这份文件？
吴有琦：很突然。事实上北京的朝阳、东城、西城等区县的老旧小区正在进行封闭式管理的改造，比如停车划线、小区环境整治和绿化等准物业管理的改造。过去这些老旧小区大多都是开放式的，2010年前后因难以适应管理的需要进行封闭，前期已投入了不少经费，突然再要打开，对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来说很难做。
黄伟文：对如何盖房造城的专业问题通过中央发文件来指导，这太具中国特色了。现在的很多城市问题都是这样的管理机制造成的，现在又通过这样的机制，采纳了部分专业人士的意见，转化为中央意志，想通过发文件来解决或避免以前的城市问题。这看起来很难，也许由此制造的新问题更多。
对于公安部门来说，是有强烈要求封闭的，他们有社区封闭运动，有些城中村都被封闭了。这个时候往往平添好人进出的麻烦。总的来讲，城市要加强大小环境的治理，营造大家放心而不依赖围墙的大环境，然后大家都盯着公共环境的安全和舒适来要求政府提升管治能力，这样城市的公共性才可以培育。
舒可心：用下发文件的方式来处理这么大的事情不对，政策应该在法律框架下来制定。按中国的规划法，应该由人大来确定规划。
车飞：中国的城市设计、规划过去一直是大地块千城一面的土地开发，四五公顷一块地，城市管理的方法手段落后这个时代30年，现在还在按居住、工业、商业、办公等单一目标分区制管理，这种规划法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世界通用的。这种分区比较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但是现在中国的城市发展速度降下来，城市生活又在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往前走，怎么调整确实是个问题。
我们的社区发展、社区规划一直缺乏法律法规，这次下发的文件触及到街区这个中层维度，触及到城市社会性空间的转型，这是好事。
《财经》：怎么看待开放式社区和解决交通问题的关系？
黄伟文：窄道路密路网，十年前我会认为很好。我在十几年前的中心区规划管理中，主要的斗争就是不断去切开大马路大地块，比如投资大厦所在和相邻地块一分为六、七，海关地块一分为三，凤凰卫视地块一分为二，卓越皇岗地块一分为二等等。原有的理念终于被中国规划界反应过来，通过中央发文来纠正了。但我认为这些改变太晚，已经需要更先进的理念比如倡导慢行和PRT（Personal Rapid Transit，个人快速交通）的绿色基础设施。因为即使密路网有助于汽车交通，最终对城市癌症也是无药可医的。
拆不拆已有的围墙，这是个法律问题，不是中央文件的问题。再建不建围墙，是规划如何依法行政和监管的问题。从专业上讨论，围墙表明这个城市公共环境治理的欠缺，所以需要一部分业主再雇保安物业来管理。因此围墙里的小区既是部分业主逃避城市管理缺陷的小桃源，又是城市可以不断逃避其公共治理责任的飞地。总而言之，围墙的存在是暂时权宜的措施，现代城市的公共精神和责任，要从没有围墙的小区做起。
在小区围墙问题上，深圳其实走在中央前面20年。94版深圳城市规划条例规定，除特殊需要，普通用途地块不得建设封闭围墙。只不过这条一直无法落实执行。我的观点，小区街区化，用沿街商业来围合内院是可以的，不必依赖围墙来保护。小区开放给行人慢行是可以的，不必开放给机动车。
车飞：城市治理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城市规划、建筑、法规管理、经济、民生管理等等。封闭式小区只是个症状，并不是导致交通拥堵等城市病的症结。
我在《北京的社会空间性转型》一书中描述过，中国传统的社区、街区是从唐代以来的街坊转化而来，它也是以门禁和宵禁为特征的。到宋代逐渐打开，商业开始发展起来，开始有了开放性的商业街，成为一个转折点。这说明封闭小区并不是农耕文明、小农意识的产物，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发明，它和社会发达不发达、乡村还是城市没有必然关联，世界各地都有门禁小区，开放不代表先进和未来，封闭也不意味着保守和落后。
城市社会空间的转型要尊重地区的差异性和城市的多样性，街区单元不应该千篇一律，应该是五颜六色的，体现差异性。但是现在中国的城市已经建成了现在这样的乏味、呆板，千城一面的状况，在房地产整体不太好的情况下，城市化的转型发展也开始讨论这些问题。
窄马路密路网的空间模型，在我看来跟开放社区是两个问题。我从来不接大地块的项目，街区的物理尺度，为什么不按原有的城市肌理去切割？多少户才能形成紧凑的邻里？在巴塞罗那、柏林、伦敦等欧洲城市，8-12户独宅，最多14户形成一个邻里的尺度，因为这样面对面时才能看清对方的脸，听清他们的声音，教堂敲钟时才都能听见。所以邻里的尺度和重塑才是中国城市未来最核心的问题，中国的社区和个人之间目前就缺乏邻里这一个尺度。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节点，在三四线城市，不能再按老的发展模式去做。要精耕细作，要强调绿色和更有效率。
在小地块开发和邻里尺度之上，街区单元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都不是大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城市规划方法，如分区制，城市道路分级制等，多受到源自前苏联战后的城市规划方法的影响，虽然其后也接受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影响。实际上强调窄马路、密路网更多是希望发展为有着匀质尺度的街区单元的城市空间，例如传统的巴塞罗那，柏林，巴黎，曼哈顿等，老北京城也是这样的。这样的街区并不强调道路的分级，也就是不倾向于分主、次干道，支路等。
当然，窄马路、密路网的街区单元也只是非常笼统的概念。不同的街区单元规划，将会塑造完全不同的城市空间，这就是城市性的体现，也是巴塞罗那不同于罗马、巴黎的原因。因此街区单元的规划设计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源自这个城市现有的状况，如人口，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还要制定相应的交通模型，是私家车优先，还是公交车优先，或是步行优先，还是无人驾驶主导。这些不同的交通模型都与街区单元的结构形态密切相关。
舒可心：开放式社区是个潮流，封闭不利于社会和谐。但在中国普遍对社会治安比较懈怠，私产很容易被侵犯，封闭社区的保守文化从修建长城的年代一直延续至今，要不要开放小区更多的是个文化问题而不是经济和交通问题。
《财经》：打开围墙还有必要性吗？既有的小区和未来建设的小区怎么执行呢？
黄伟文：不做围墙小区也是一件好事。至于小区开放的安宁，在一个到处是汽车的城市里，大小区和小小区的安宁都好不到哪去。小区封闭追求小范围安宁的做法，是中国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居住模式。国外城区居住更多是依靠城市公共空间／公园来休闲。一个城市到处由封闭小区组成就不是一个友好开放的城市，也无法形成一个城市居民的公共意识，这样的城市不会是个好的宜居城市。
舒可心：从未来的小区建设来看，开放没问题，那就不交物业费，道路、环境都交给政府管理好了。只要它能运行得下去。
我支持未来建开放式社区，但反对建小区，欧美大多是用建筑物单元门来做安防，一栋建筑物是一个管理单元，小区往往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下的形态。
存量的小区，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至少北京不具备开放的条件。首先是现有的小区里本来就没什么可供汽车穿行的道路。就算是有道路，如何依据物业管理法等来回收土地？这跟拆迁一样难啊。
不过北京有些小区里确实有规划的市政道路的，却常常被开发商给封闭了，用来做停车场收费。比如百子湾、天通苑、回龙观等这些地方的超大型社区。在百子湾，有一条12米宽的十字形市政道路被4个小区围绕着，都是一个开发商开发的，后来被封闭起来成为一个大社区内的停车场。开发商往往在道路建成交给路政公司和政府的时候，后者不收也不管，行政懈怠和企业牟利一结合就形成治理难题。对这些封闭的小区道路，未来应该打开。
吴有琦：已有的商品房小区，从封闭到开放意味着原来的业主共有区域变为社会共有；也会面临着物业服务范围的调整，怎么操作？而老旧小区过去多是开放式社区，往往是企业房产，房改房转制后业主也只有屋内产权，公摊面积移交给了政府房管部门，在做准物业封闭式管理的过程中遇到了中央文件的颁布，未来何去何从？
车飞：《意见》未来如何落地？如何与城乡规划法等相衔接？如何尊重每个城市的特点，出台属地化的管理政策，把权力放到基层？这是问题的关键。北京、上海不一样，甚至丰台、海淀，东城、西城都不一样。街道办、居委会、业委会未来都要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目前还缺少诸如社区发展规划等法规，在城市，市区等高等级的上位规划之下，应该将社区发展规划的制定交给社区完成。这样可以更好的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即实现了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也保证了城市细胞街区单元的多样性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