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则西事件中，承包是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尽显医改的缺失，很容易被用来对医改的市场化方向进行污名化。
医改内涵丰富，既包括旨在提升现有公立医院效率的存量改革，也包括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做大医疗资源蛋糕，缓解医疗资源整体不足，并提供以营利为目的的差异化个性化医疗服务。所谓医改的市场化取向主要是指后者，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准入限制等政策歧视性待遇，社会资本往往被迫以种种扭曲甚至违规的方式进入医疗领域，由此导致种种失范和失序，从而招致众怒。
但在简单的情感宣泄之余，一个核心问题浮出水面：公立医院承包为什么会成为所谓“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方式呢？
这是个一体两面的问题，涉及公立医院和民营资本所同时面临的掣肘与尴尬。
公立医院对外承包一些科室是以被低估的和垄断的公共资源换取市场增值收益。这样做的动机除了牟利冲动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公立医院投入不足有关。指责公立医院市场化改革的人们经常振振有词地指出，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就决定了其不应该以市场化经营获取利润为目标，如此医改是走上一条邪路。
这样的指责自然掷地有声，然而无助于解决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的悖论。面对经费短缺，又面临医疗资源供给整体不足所带来的医患关系紧张压力，背负着做大做强公立医院的政治任务，还要通过一定形式的单位小金库分红来稳定军心防止人才流失，对外承包科室以及前些年盛行的医疗采购回扣虽属违法违规，但显然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之举。而且相较于整体改制等容易令世人侧目政治观感不佳的做法，类似科室承包这样挂羊头卖狗肉式的“局部改制”显然更为“稳妥”。
这里没有为上述行为洗白开脱之意，只不过想指出若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保基本的普惠功能，加大对公立医院投入是必经之路，这和人们不能指望房地产商承担为低收入阶层建房是一个道理。
问题的另一面在于民营资本为何“钟情”承包公立医院科室。除了公立医院的有形无形资产和合法外衣等等考量之外，社会资本办医所面临的种种限制与不便是主要原因。如果能顺顺利利另起炉灶，并在监管待遇和包括医师、医保报销等在内的医疗资源获取方面与公立医院一视同仁，恐怕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冒着不确定的监管风险通过承包来暗度陈仓。
此外，根据社科院研究员朱恒鹏等人的调研，社会资本和社会管理团队对公立医疗机构的适度参与，以及通过对公立医疗机构制式职能的合规市场化外包，不仅无损于反而能提高医疗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比如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在疫苗接种等方面，民营公司的执行效率和安全性明显高于人手相对不足的公立防疫机构。如此一来，医疗主管部门还可以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监管中去。
有人会说，以利润为导向的民营医院的勃兴会分流宝贵的医疗资源，尤其会破坏公立医院医师队伍的稳定。这种看法低估了民营医院做大医疗资源的供给功能，尽管背负种种骂名，如若没有合规民营医院的存在，且不论差异化高端化的就医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一般医疗资源的供给也必将更加捉襟见肘，医患关系紧张也会更形恶化。
这种看法还过于高估了民营医院对公立医院医生的吸引力。美国私人保镖市场的待遇比白宫警卫不知要高多少倍，但还是有不少人选择先到白宫就职，因为这种资历会令他们在今后加入市场获取更好的估值。公立医院职位的社会美誉度、稳定的职业前景和专业镀金能力，再加上多点执医等改革的推进和公立医院投入的加大，公立医院医师队伍的稳定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脆弱。
当然，即使在公立医院内部关于医师待遇还有不少优化的空间，比如如何更多将待遇与人力资本进行个性化的挂钩，还有不少可改进的余地。
总之，监管适度，公私兼顾，医疗供给体系运转有序规范，有利于做大医疗资源蛋糕，缓解供需矛盾，提升医疗服务供给效率的医改才是好的医改。
当然，如果国家财力雄厚，医疗资源充足，能够主要以公立医疗体系来保障民众就医需求，也不失为一个选择，当然这种选择考虑也会面临国有资本投入效率、社会资本动员不足带来的整体投入损失，以及差异化和个性化的就医需求面临供给不足的等问题。
恰恰是一方面强调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一方面无法充分保障资源投入，而又不愿放开社会资本办医，导致种种畸形的伪市场化，既彰显不了公平，也保障不了效率，才是医改真正的歧途。
这样的歧途同样不仅仅存在于医疗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