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司法鉴定必须是司法机关指派或者聘请。目前，雷洋事件昌平检察院已介入并开展调查，检察院的调查重点之一是，雷洋事件中警方在办案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虐待被监管人等职务犯罪行为。因此，“雷洋尸检的鉴定机构应由昌平检察院委托指派或者聘请”。
北京昌平警方于11日凌晨发出第二份通报称，为进一步查明雷某死亡原因，征得家属同意后，将依法委托第三方在检察机关监督下进行尸检。
《财经》记者获悉，5月10日，雷洋家属和律师先后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治安支队、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及昌平区检察院，提交尸体鉴定的申请，要求尽快调查死因。雷洋家属和律师提出，希望第三方鉴定机构独立进行尸检。
家属称已选好几家第三方鉴定机构，准备申请推荐其中一家，但具体是哪家鉴定机构，家属及律师一直保密。雷洋家属希望，由鉴定机构聘请外部专家做司法鉴定的第三方监督，律师和家属代表也可以陪同监督。
对于家属以及律师能否申请“第三方”进行尸体检验，及从法律规定来看，尸检的鉴定人员或鉴定机构应由谁来指定或者聘请？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研究所副所长郑旭指出，鉴定是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需要来决定，当事人或家属无权参与。所谓当事人申请鉴定，只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有关于精神病鉴定申请的规定，对于尸体检验的鉴定申请没有法律依据。
他解释，我国的司法鉴定必须是司法机关指派或者聘请。目前，雷洋事件昌平检察院已介入并开展调查，检察院的调查重点之一是，雷洋事件中警方在办案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虐待被监管人等职务犯罪行为。因此，“雷洋尸检的鉴定机构应由昌平检察院委托指派或者聘请”。
办案机关不存在“整体回避”
郑旭强调，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不存在办案机关“整体回避”的说法，回避只能针对具体的办案人员，不能针对整个机关。如果具有管辖权的机关认为不宜行使管辖权，只能依法定程序改变管辖。但是，改变管辖的启动权和决定权在于有管辖权的机关及其上级机关，而非家属、律师或者社会舆论。”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将派法医协助参与调查。
郑旭认为，如果昌平区检察院认为本案重大、复杂，可以请求由北京市检察院管辖，北京市检察院可以管辖，也可以指定其他区的检察院管辖；北京市检察院和最高检察院也可以在昌平区检察院没有请求的情况下，依职权用指定的方式改变管辖。变更管辖权后，由上级检察院或指定的其他区的检察院指派、聘请鉴定机构。
郑旭称，从法律依据看，《刑事诉讼法》明确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公安机关有权决定解剖，并且通知死者家属到场。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适用该规定。与该法配套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对此又进行了明确。因此，有权指派或者聘请鉴定机构的主体是办理该案件的检察院。另外，他建议尽快进行尸体检验，“越拖对各方越不利，尸体的很多特征随着死亡时间的延长不断消失”。
同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规定，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检察院办案部门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被害人死亡，应当告知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诉讼代理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诉讼代理人提出申请，经检察长批准，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检察院决定重新鉴定的，应当另行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
曾有案例尸检委托征得家属同意
从法律规定看，并未有家属直接申请第三方机构尸检的规定。但从司法实践看，确有在委托鉴定机构时征求家属同意的案例。2014年12月13日，河南女工周秀云在山西太原讨薪时，被民警殴打导致非正常死亡。
周秀云案案发的次日，太原市成立由市、区两级检察院组成的专案组，对案件展开侦查。2015年1月5日，太原检方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周秀云非正常死亡原因进行了检验。
接受周秀云家属委托的李劲松律师称，周秀云案因现场目击者拍摄到了警察处置过程的清晰视频，事实相对清楚，事发后家属提出，“必须找信得过的鉴定机构，不同意检察院单方委托鉴定机构，在家属的要求和坚持下，检察院充分尊重家属意愿，最终委托了家属同意挑选的鉴定机构进行尸体检验”。
郑旭称，对于当事人或家属能否参加挑选鉴定机构的问题，法律已经明确，当事人无权参与。“越是社会影响大的案件，越应当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因为家属、律师或者社会舆论的压力而违背法律规定，会造成对法治更大的破坏，也会造成更大的不良社会影响。”
另外，北京警方5月11日凌晨发出的通报称，“征得家属同意后”，“委托第三方”在检察院监督下进行尸检。
郑旭称，根据刑事诉讼法，尸体检验无需征得家属同意，只需通知家属到场；死者家属不到场的，不影响解剖的进行。其次，中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第三方”的提法，鉴定机构的产生也无需家属同意。鉴定机构的要求只有两个：一是具有鉴定资质，二是司法机关指派或者聘请。
“在这种社会关注度很大的案件中，有关部门不要在舆论的压力下置刑诉法于不顾，严格依法是各方的希望，也符合各方的利益。”郑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