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个人所得税政策即将改革的消息再起，有媒体称“年收入12万以上被定为高收入群体，要加税”。昨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多位不具名的专家通过新华社记者回应：这一观点是误读，纯属谣言，12万元不是划分高低收入人群的界限。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义务人自行申报早在2006年就开始执行了，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任何加税的意思。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近些年来被辟谣最为迅速的一次，进行辟谣的专家有政府财税部门背景，显然可视为使政府的意思，不愿意看到谣言迅速流布，给社会情绪造成不稳定。事实上，当年收入超过12万将要加税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很快就在网络上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发酵，众多的媒体和许多专家、网络意见领袖通过自媒体加入对这一消息的讨论。一些生活在不同城市的网友纷纷现身说法，计算每月的支出来证明年所得12万元究竟是否算得上高收入。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是一条受到公众极大关注、与公众利益切身相关的谣言，它具有对社会情绪进行强烈干预的威力。说白了，人们愿意相信它、传播它，有关部门自然不能等闲视之。
人类学家安德鲁•斯特拉森（Andrew Strathern）与帕梅拉•斯图瓦德（Pamela Stewart）曾经指出，谣言是一种搜集有关他人信息的重要工具，并能从中发展出一种公议，其目的是寻找一种“真实”。这种真实不等同于事实，它是一种为人们所认可的对不幸的解释方式，是基于当地的解释逻辑而言的一种理性。谣言源于本土的技巧、知识和信息，因此，它也是对社会价值的描述，构成了对他人道德的评判。
也就是说，谣言本身的内容是虚假的，被人编造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得到了润色，但却能反映一种真实的社会心态——即公众所担心、焦虑、恐惧的社会现象并对其作出符合其社会身份的解读和预判。这也是历史上许多今天看起来荒诞不经的谣言，当时民众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今年2月去世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叙述了乾隆朝民间一个谣言迅速蔓延并引起公众普遍恐惧，并着重分析这个现象之下的社会背景：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之下，社会阶层固化，人口剧增，贫民阶层大量增加，游民危机即将到来，从而映射出帝国光鲜外表之下种种社会矛盾。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获得了在中国传教的权利，各地接二连三爆发出“教案”，即传教士以及教徒和中国仇恨“洋教”的民众之间的严重冲突，甚至酿成流血事件。许多“教案”就源于“谣言”，如让曾国藩一世英名坠地的“天津教案”，导火索是民间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今天看来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但在一百五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民众的科学知识普遍缺乏，更由于外国传教势力的霸道和清廷的懦弱，加剧了民众对“洋教”的恐惧与痛恨，于是乎绝大多数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士大夫愿意相信这样的谣言。
话题回到“年所得12万是高收入加税”这一谣言，之所以如此快地被传播并让许多人相信，映射出的便是公众特别是生活在大中城市的中间层一种集体焦虑情绪和不安全感，这样的情绪其来有自，且易于传染。
必须承认，这些年城市居民特别是中间层的收入增速变缓，各种负担包括税负在增加，手持的货币贬值是不争的事实，各大城市房价又在飞涨。2006年规定的纳税人自动申报年收入的12万元标准，在当时可能称得上是高收入，十年过后已是时移世易，当然不能以刻舟求剑的态度待之。有网友说，12万元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连2平米都买不着，算什么高收入呀？没有住房的居民正在辛辛苦苦攒钱做首付，普遍担心收入增长远远跟不上房价的涨幅。已经购得住房的人要为月供发愁，而且担心自己拥有的那点财富会缩水。孩子的教育、医疗的支出以及将来的养老，等等，需要担忧的太多了。中国刚刚告别贫穷的中阶层是最脆弱的社会阶层，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把这类人打回原形。而这一阶层，又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最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发言的人群，于是一条并没有确切来源的“加税”谣言，让众多中间阶层的人——这一人群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选择了深信不疑。
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我们一些地方政府曾经就某些传言郑重地“辟谣”过，但时间却证明了那不过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如一些地方的房屋限购、车牌摇号、网约车司机资格限制，等等，后来不都成为真的吗？因此，我认为几位有政府背景的财税专家的“辟谣”还不足以消弭公众的焦虑甚至恐惧。说到底，还是孔夫子那句话，“民无信不立”。政府要在税收政策上取信于民，对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现实要有充分的考量，在税收改革的程序上要合法并有足够的透明度，对不同社会阶层的诉求也要认真地分析。而不是在税收改革这种涉及千家万户利益的公共政策调整上搞“半夜鸡叫”，那样即便凭借公权力能够强势推行，但一时的高效恐怕会带来长远的社会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