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和治理模式是否足以应对越来越迫切的全球性风险？答案是否定的，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各国精英们所谈论的内容远远大于他们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即便如此，从英国脱欧到各国右翼保守势力的崛起，全球和地区一体化开倒车的趋势让这一窘境更加雪上加霜，近期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在全球风险治理中的前景展望”论坛上，各位专家学者普遍表达了上述忧虑。
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例，2016年的全球温度达到了近130年来的最高点，而2017年的温度预计还要进一步增高。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首席专家姜彤教授，根据中国气象局与一些国际组织合作监测得到的数据，2016年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自然灾害共750次，气象灾害共622次，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1700多亿美元，而往年的平均数值仅为1000亿美元左右；保险损失达到500多亿美元，往年平均值为300亿美元左右。
除了气候变化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之外，互联网的普及使用、各国基础设施所依赖的庞大网络、灾害引起的人道主义灾难越来越频繁等全球性风险都映射出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脆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危机领导力项目联合主任Arnold Howitt表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人们都意识到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普及背后所伴随的风险，但是在过去的十年时间内，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去防范这一风险。
各国现有的政治模式以及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之间巨大的信任鸿沟是导致全球风险管理缺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精英们都必须考虑到背后的选票和支持者们，所以他们的关注点都在于如何照顾自己选区和选民利益，压根不会去考虑全球性的问题和风险，”全球挑战基金会（Global Challenges Foundation）的首席执行官Malini Mehra对《财经》记者说。
即便如此，绝对大多数的民众也越来越不信任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或者技术专家，因为他们对现有的政治体制彻底失望。根据美国民意调查机构Gallop的调查数据，美国普通民众最不信任的社会群体就是他们的国会议员，远低于医生、教师、工会和银行家等群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表示：“中国的发展也面临诸多全球性风险，如气候变化，流行病，恐怖袭击威胁等，这些风险的应对需要国际社会的大力合作。同时，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愿意在消除这些风险和应对其危害方面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但是，中国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承担这一角色，“中国在全球人道主义救援体系中仍然是个新面孔，” Arnold Howitt教授说。
为了应对目前全球风险管理所面临的困境，全球挑战基金会专门推出了一个“新形态奖”以激励全球相关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来共同努力，寻求改进全球风险治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实践。
“新形态奖”的奖金额度为500万美金，用于激励能够提出全球治理新模式的最佳想法，以更好地应对四个相互关联的巨灾风险，包括：气候变化、重大的环境破坏问题、冲突（包括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极端贫困等。参与者还要考虑到当前持续增长的世界人口所带来的影响。参赛者提交的方案可以是一个新的全球架构，也可以是对现有国际合作和决策体系的改革。
（《财经》记者 郝洲/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