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期中美两国和国际环境发展变化看，中美共同摆脱“自伤性竞争”困局的希望正在上升
中美两国的分量决定了当今全球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前景，习近平主席访美会晤特朗普总统，给中美两国提供了一个摆脱“自伤性竞争”、实现良性竞争与合作的机会。
无论是为了中美两国各自的直接利益，还是为了全球政治经济稳定与发展，中美两国都应当努力抓住这个机会。
特朗普战略收缩为中美和平共处改善环境
中美两国摆脱“自伤性竞争”、实现良性竞争与合作，这是避免渔翁得利、乃至玉石俱焚的最优选择，也符合特朗普的理念。
特朗普一贯主张对外战略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线，减少美国卷入得不偿失外部冲突的风险，适度收缩美国的海外存在规模，集中资源建设国内。特朗普任命一批被外界贴上“强硬派”标签的人士出任其政府主要职位，国内外不少人担心中国是否面临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尾声，或者说，和平时期是否已经终结而必须直面与超级大国军事对撞的风险？对此问题，我的回答是明确的“否”。
首先，特朗普政府的许多人选被视为强硬派，而且不止一位阁员在任命听证会上发表了许多对华强硬言论，但仔细回顾特朗普竞选以来的演讲，以及这些强硬派阁员的主张和听证会言论，就可以发现，美国现在的资源和国内社会分裂状况实在不适合针对中国这种大国发动全面军事对抗，且特朗普思路是减少海外军事干预，集中资源开展国内经济建设；而且那几个强硬派阁员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鹰”，其强硬主要在于重整国内秩序，在听证会上放出对华狠话，更像是为了通过听证会环节的套路表演。
在2016年4月27日的外交政策竞选演讲中，特朗普指责奥巴马政府外交失败，而且抨击“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危险的想法：我们可以让那些没有经验或者没有兴趣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家成为西方民主国家”，声称“与其他总统候选人不一样的是，战争和入侵将不会是我的首个本能。没有外交手段就没有外交政策。一个超级大国明白小心谨慎和克制才是力量的真正标记。尽管从未在政府任职，我曾完全反对伊拉克战争，我对此非常自豪”。
在这篇系统陈述自己外交理念的演讲中，他对中国是这样说的：“我们想与俄罗斯和中国友好和平相处。我们与这两个国家有严重分歧，我们应当明确地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不应成为对手。我们应该在构建利益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
2016年12月1日，特朗普宣布提名绰号“疯狗”的马蒂斯将军担任国防部长，当时被许多舆论视为他将奉行好战政策的标志，但他宣布提名时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将与每一个愿意加入我们以击败伊斯兰国和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国家为伴，我们将摧毁伊斯兰国。同时，我们将寻求一种新的外交政策，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将停止去推翻别国的政治制度、政府和人。我们的目标是稳定，而不是混乱，因为我们想重建我们的国家。”
在就职演讲上，特朗普也没有如同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指名道姓挑衅中国，反而明确提出了这样的主张：“……所有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利益为先。我们不寻求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
从这些来看，特朗普不是个想与中国全面军事对抗的人。他那些强硬派阁员其实也是一样。在国会任命听证会上，候任国务卿蒂勒森讲了许多狠话，但也谈到了与中国的合作：“我们也应看到与中国关系的积极方面。我们两个国家的经济福祉深深地相互交织，中国是削弱激进伊斯兰势力的珍贵盟友，我们不应让分歧阻碍富有成效的伙伴合作领域。”
马蒂斯虽然将中国与俄罗斯、恐怖主义组织并列称作战后格局面临的“二战以来最大挑战”，但他同时认为，“我们必须设法管控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竞争。有一句名言：恐惧、荣誉和利益是把一个国家变成敌人的根本原因。”此语其实就是暗示应该避免逼迫中国成为“敌人”。
尽管一些舆论给特朗普扣上“孤立主义”之类帽子，但他上述理念、主张本质是一个帝国在过度扩张之后而主动实施战略收缩。纵览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实施战略收缩并不是特朗普个人心血来潮、突发奇想之举，而是有着坚实的历史规律支持，因为这是过度扩张的帝国为避免国力耗竭不可收拾而必须要做的事情。对于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和全世界最发达史学传统的中国而言，我们历史上经历过汉武帝的“轮台罪己”，经历过明成祖之后的“洪熙新政”，应该不难理解当前美国实施战略收缩的客观必要性。
不应混淆特朗普战略目的与谈判手法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不能认为和平时期已经终结、必须直面与超级大国军事对撞的风险，中美实现和平、平等、互利合作的空间仍然相当广阔。企图在谈判中先声夺人以抢占谈判主动权，甚至“越耸人听闻越好”，这是特朗普早已习用在心的“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特朗普书名），与他的战略目的是两回事。
特朗普希望重建美国经济，特别是重建美国实体经济，但他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是世界经济已经步入长周期的萧条阶段，而且还会延续相当一段时期，与中国全面对抗只会使他的目标全盘落空，他对此应该一清二楚。美国时间3月31日，特朗普签署两份总统令，要求有关部门查明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并计划向对象国的“不公平贸易”征收惩罚性关税；同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年度贸易壁垒报告，其中也批评中国的产能过剩、大量出口“扭曲全球市场”。但在发布上述消息时，无论是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还是商务部长罗斯，都坚称新行政命令将解决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问题，但不是针对中国，这表明美方虽然企图在习近平主席到访前夕张扬声势，在谈判中压倒中方以争取更有利地位，但归根结底其实也希望对华关系“斗而不破”。
中国外交、经济与内政策略优化调整展望
倘若中美元首会晤确定了双边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和重要领域，我们的外交、经济与内政策略都可以展开一系列更符合我们长期利益、更可持续的优化调整。
首先，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时可以优化运用资源，更加明确“一带一路，首重一路”的原则。由于“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人文社会环境等等远远优于“一带”，加之运输成本的技术经济因素，对中国而言，合理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在“一带”方向以攻为守，在“一路”方向以攻为攻；前者是战术攻势、战略守势，后者在较长时段上看处于战略攻势。须知，海运承担了我国90%以上的外贸货物运输量以及98%的进口铁矿石、91%的进口原油、92%的进口煤炭和99%的进口粮食运输量（国务院新闻办《中国交通运输发展白皮书》，2016年12月），而中欧班列目前年货运量用我国海运主力船型6船就能完成，用“中海环球”号集装箱船只需要两船半。更何况陆地运输深受途经国家治理水平、社会稳定性和外交等因素变动之扰，海运则基本不受上述因素影响，这种自由的优势是陆运所不可比拟的。
在《希拉里健康与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化》一文中，我曾提出，倘若希拉里梦断白宫之路，那么中国“一带一路”布局将面临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方向。今天，希望我们能优化“一带一路”布局，始终如一、力戒冒进冲动，处理好对美、俄关系，避免造成“美国有序合理收缩+中国无序扩张”的糟糕组合，以至于耗竭我国国力，重蹈1970年代苏联之覆辙。
在经贸关系方面，鉴于美国巨大的市场容量，它在我国的对外经贸格局中事实上处于“太大不能倒”的地位，只有它宏观经济稳定，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可持续开发的最大外部单一国家市场。而且，特朗普希望重建美国经济，这客观上就会为中美经贸创造众多新机会。我们要看到中美贸易争端可能增多的压力，更要看到机遇。
同时，随着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和渐进加息，且加息力度超出预期，全球长期流动性接近拐点，对我们管理资本外逃等等压力很大；倘若特朗普上台后能够落实大幅度简化管制和降低税率，我们面临的压力还会更大。应对这一冲击，我们最重要的是练好“内功”、增强内部经济社会活力。除简政放权、鼓励创新之外，特别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财税负担过重，而福利、扶贫等转移支付压力过大，正在从两方面逐渐消磨、乃至扼杀经济活力，一方面是扼杀东南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是扼杀受援地区、群体自力更生的内在动力与可能。我们的社保有重蹈西方覆辙之虞，我们的扶贫、对口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有潜在的“科索沃化”风险。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自从1990年代“西部大开发”以来，大规模区域转移支付至今已历20余年，将近一代人之久，要解决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很多，其负面作用则日益凸显。现在经济及财政增速下行，这方面矛盾有急剧加剧之势。为此，我们需要尽快早作筹划，不能将非必需品、乃至与中国国体对立的东西列入必保的“公共服务”之列，降低税负与适度降低区域间转移支付规模并举，以求兼顾增进全国经济活力与降低财政风险双重目的。
在我们的金融市场上，不管是发债还是发行股票，都需要格外强调市场化原则，不能要求金融市场承担“扶贫”之类背离市场化原则的责任，那样做只能制造本可避免的额外风险。前几年第一批地方债发行，十个省市中，其它获准地方都是经济发达、经济和财政管理水平高、能够自食其力自我发展的省市，但有高度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西北落后小省区进入了第一批十家发行地方债的名单，这恐怕是失误而非正确举措。对后来又制定的一些类似政策措施，也有必要重新审视。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决定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原则需要落实体现在经济生活中。
摆脱“自伤性竞争”是中美关系改善的最大预期利益
在去年美国竞选期间发表的《希拉里健康与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化》、《美国大选中的两种治国理念》等文章中，我提出，特朗普若上台，对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好处可能是为中美摆脱“自伤性竞争”、各自重塑国家认同、增强内部社会凝聚力创造机会。我提出“自伤性竞争”这个概念，指的是相互竞争的大国领导层虽然明知某些政策措施（特别是逆向歧视政策）会从根本上损害本国社会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这些政策措施所立足的天真理念本质上与自己立国基本原则相悖，但为了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占据某种本质上虚妄的“道义制高点”而竞相采取这类政策措施，将失之天真的理念作为“软实力”而大加倡导，最终导致所有大国都骑虎难下。
苏联解体接近尾声时，约瑟夫·奈写下影响深远的《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成为“软实力”（soft power）理论开山之作。他反驳了保罗·肯尼迪等人关于美国影响力衰落的观点，提出“软实力”概念，认为传统帝国过度依赖硬实力，容易因扩张过度、树敌过多而瓦解，而美国既拥有传统经济、军事的硬实力优势，也拥有文化、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新型的软实力优势，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软实力”优势，通过灌输美式价值观，将这些潜在的权力资源转化为实际的影响力，就能够长期领导世界。这条思路自有其道理，但“软实力”的基础归根结底在于硬实力，某些被视为“软实力”的要素会损伤硬实力，被视为软实力的各项要素中也不乏相互冲突之处，某些文化、价值观对国民凝聚力这项最重要、最根本的“软实力”损害日益显著。因此，大国应该继续借鉴“软实力”理论，但更需要超越现有的“软实力”理论。
从这几个月中美两国和国际环境发展变化来看，中美共同摆脱“自伤性竞争”困局的希望正在上升。在中美竞争中，我们不应过多寄希望于美国内耗，因为美国只是我们的外部环境，关键是我们自己内部的凝聚力和向上的进取精神。
（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文 王延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