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关系悠远，“萨德”系统事件只是中日韩三国共处的时间长河中激起的涟漪一朵。待“萨德”系统风波过去之后，这条交往共处的长河依然会按照它自己的路径向前流动。
韩国新一任总统文在寅上任伊始，停止部署“萨德”系统的消息继之而来。当地时间5月9号晚上23点50分，韩国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在光化门发表讲话，宣布取得大选胜利。文在寅宣布从5月10日开始，成为韩国全体国民的总统，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
文在寅就任之后的第三天即5月12日，共同民主党“萨德”对策特别委员会即表示，新政府已经成立，以国防部为代表的行政部门应该立刻停止非法部署“萨德”。韩国国防部门就此回应，表示目前正在研讨文在寅总统在竞选时期就国防领域问题作出的承诺。
“萨德”系统是最终完成部署还是就此撤销，目前来看结果仍有待观察。但是，“萨德”系统部署背后因陷入长时间拉锯战而焦灼不已的中、韩两国民众文化心理，乃至包括日本民众的文化心理值得由此切入，进行分析探究。
在东方，以中华文化为中心包括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共同构成东亚文化圈，中日韩同属于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中日韩作为“东亚文化圈”中历史关系悠远的三个国家，近来的关系引起广泛关注。作为中国地缘上的近邻，韩国、日本两国民众对待自己国家利益的文化心理，和中国民众相比究竟有何相似之处和差异之处。
超越文化体系的差异，中日韩三国在文化层面存在统一性。悠久历史中，王权政治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传统，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南亚和欧洲的 “东方精神”。中国儒家文化在韩国和日本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对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讲求“仁义礼智信忠孝”的儒家伦理道德均以氏族或宗族血缘关系为根基。由于受到王权政治、宗教伦理、血缘关系等的长期浸淫，在东方，个人强烈地依附于社会和群体，个人作为群体的一员生存和发展，巩固和强化这个群体亦是个人的职责所在。”“萨德”系统事件中，中日韩三国的民众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相近的文化心理即由此而来。
中华的儒家文化在韩国和日本的流传与发展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形。“萨德”系统部署事件中，中日韩三国民众的出发点都是维护各自国家利益。其中的不同在于，中日韩三国民众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始情感不尽相同，或者说维护国家利益的情感由来不同。
因为立场不同，对于中日韩三国民众而言，萨德系统部署或是撤销，是与非的标准各不相同。中国民众维护国家利益的文化心理一是来自历史久远的儒家文化中“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君爱国”等思想的世代传承。二是可以从荣格的人格结构理论进行分析。人格由自我、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这几种系统和层次组成。其中，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原型”。“原型”是印在人们脑海中的被称为“种族记忆”、“原始意象”的祖先经验。在荣格看来，人的心理通过进化而预先确定，个人因而同往昔联系在一起，与种族的往昔联结在一起。这种儒家文化的历史传承已经作为文化遗传基因融进中华民族的人格中。
韩国民众对于维护国家利益的心理，与中国民众颇为相似。儒家文化在韩国得到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流传和保留。中韩两国民众对待各自的国家利益，有着个体服从集体的共同点，这一点均来自中国儒家文化的长期而深刻的影响。
与在韩国得到相对完整的保留和继承不同，儒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出现了变形。儒家文化在日本衍生出了独具日本特色的形式。日本民众维护国家利益的文化心理与中国民众、韩国民众不尽相同。对于日本民众来说，维护国家利益，或许并没有由衷的激荡的情怀，而只是将这种对国家利益的维护自认为是身为日本人应尽的、不得不履行的义务。日本民众文化心理中，维护国家是必须尽到义务。
“二战”之前，这义务中包括对国家和对天皇应尽的义务。以日本士兵对待战争的视角为例进行分析。如果国家、天皇要求他们去履行维护国家的义务，以天皇的名义发动战争。他们会义无反顾去完成这项任务。不考虑是非利弊、个人死生，只是一心要完成这项义务。梅尔•吉布森导演的电影《血战钢锯岭》中，日本士兵无论诈降、切腹还是像丧尸一样不考虑个人死生、无止境进攻都是去完成这种义务的体现。电影中福楼拜式“客观而无动于衷”的镜头表达最能震撼人的心灵。导演对日本文化中日本民众对国家和天皇的这种“情义”和义务做出了准确详实的呈现。对于日本士兵来说，天皇教导发动战争是帮助被侵略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日本士兵则毫无保留地坚信天皇的教导，在内心坚信他们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即使事实截然相反。
了解中日韩民众文化心理中的相似与不同，或许可提供另一个角度的认知。中日韩三国关系悠远，“萨德”系统事件只是中日韩三国共处的时间长河中激起的涟漪一朵。待“萨德”系统风波过去之后，这条交往共处的长河依然会按照它自己的路径向前流动。
《财经》新媒体 贾苗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