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所说的绿色发展，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保护问题，而是一场全方位的经济社会变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2017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能源转型国际研讨会”上接受《财经》V课专访时说。
2017年11月30日，以“砥砺前行、保卫蓝天”为主题的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能源转型国际研讨会，邀请各界专业人士，共商如何更好地减少煤炭消费，探讨空气治理、能源转型方面的诸多议题。
目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刘世锦指出，“这里讲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其中就有渴慕蓝天。”要想换得好的空气质量，也势必对地上的污染源重点控制与治理，涉及到能源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需要让“老经济”焕发出新动能。
那么，中国经济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发展？能源转型的长期战役如何取胜？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又该如何实现？旷日持久的这场“蓝天保卫战”如何打赢？此次论坛上，《财经》V课独家视频专访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经济学家刘世锦，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中国煤控项目研究核心组成员、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高级顾问、气候能源专家杨富强，三人分别深度畅谈了绿色发展、空气治理、能源转型以及煤炭消费控制等话题。
“绿色发展是一场全方位变革”
“牺牲环境换取GDP”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过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环境保护的重视，现在的共识已经变为“环保生态和经济增长不再是对立的‘零和关系’”。十九大报告中亦提出了“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为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
关于绿色发展，已有多种解读。刘世锦认为，目前所说的绿色发展，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的问题，而是一场全方位的经济社会变革。因为绿色发展带动了消费方式、生产方式、流通方式、生活方式和创新方式的重大变革，也带来了新的消费升级动能、经济增长新动能与创新发展动能，“长远来看，这将会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文明形态”。
刘世锦还指出，把”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绿色发展并不是必然要付出成本，相反，它会带来新的消费、新的生产，特别是创新。犹如新能源汽车的出现，正是满足了人们对绿色出行的需要。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经济学家刘世锦)
那么，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如何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刘世锦认为，这需要一个全方位的变革。确切来说，至少从三个方面做好准备。第一，政府要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在政府的发展目标、业绩考核、政绩评估过程中，继续要把“绿色”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指标。
第二，变革价格激励体系，纠正过去单纯的价格、财税等政策措施。刘世锦以能源领域举例称，“过去政府会对传统过剩能源、对环境负效应的一些产品进行补贴，对绿色消费或者投资补贴不到位，”这会造成激励不足，不利于绿色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补贴是针对于过渡时期中的有前景的绿色发展项目，长远看来，也要发挥市场的调剂作用，让新能源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取胜，而不是依赖于长期的补贴。
第三，处理好生态资本核算的问题。这是绿色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即如何度量绿色发展的结果？“只有解决了可核算、可评估、可交易、可货币化、可市场化的问题，才能使绿色发展形成一种经济效益，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刘世锦特别强调称，绿色发展不是服务于少数人的奢侈品，应当惠及全体人民，使得全球经济发展更具可持续性与包容性。
能源转型和煤控战役仍需长期努力
能源转型是绿色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绿色发展对中国的能源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煤炭，作为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最大的能源，其转型可谓能源转型的关键。2017年1月，国家能源局正式对外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首次设立了煤炭消费总量的约束性控制指标。其中，提出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58%以下，煤电机组供电煤耗达到每千瓦时310克标准煤以下的目标。
这一目标是否能够有效达成？杨富强认为问题不大。他说，2017年煤炭在整个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为60%左右，“还有3年时间，每年都下降1.8%，这个58%的指标可以达到。另外每年电厂的效率可以下降2克，而2017年已基本接近310克每千瓦时，所以这一目标也可以达成。”
虽然近几年我国能源转型步伐明显加快，各项指标的下降也较快，但是，要实现全面的能源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尤其是能源转型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现实中可以看到，煤炭消费量忽高忽低，常有波动，据中国煤炭协会统计，2017年前10月，全国煤炭产量28.53亿吨，同比增长4.8%；初步测算，全国煤炭消费量32.6亿吨左右，同比增长3.7%。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高级顾问、气候能源专家杨富强)
对此，杨富强在专访中认为，“十三五计划是能源转型很关键的一个时期”，在落实能源转型过程中要努力克服三个难点。第一，政府方面要继续转变思路，出台新的政策扶持能源转型。第二，能源工业要转变原来的思路，要认识到煤炭消费的下降，是一个长期的、不可逆的基本趋势，所以要做好充分准备。第三，要做好环境保护以及公众健康保护工作，要认清煤炭在整个能源消费中占比的持续下降指标，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杨富强表示，从未来来看，中国能源转型必须彻底摆脱对煤炭消费的依赖，跨域石油时代，同步拥抱新能源的未来。这条路虽有不易，却势在必行。
对此，刘世锦亦从经济学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接下来，要着重从两个方面发力，有助于能源转型的实现。一方面是技术角度。技术进步能使新能源比传统能源在经济上具备更好的竞争优势，“这是将来取胜最为关键的一点”。
另一方面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在能源转型领域，要做到放宽准入，鼓励竞争，同时把政府的管制和市场的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一起推动能源改革。
环境治理倒逼能源结构改革
“我们在地上干的所有事情，最终都要用天上的效果来评判。”贺克斌在“2017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能源转型国际研讨会”上说到。能源转型以及煤炭控制，是从污染物排放的标准对环境问题进行治理，是“地上做的事情”。而近些年，环境管理的角度已经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从污染物排放的总量转移到环境质量，即“天上的效果”，这一标准上来。
2013年，国家第一次以国务院直接发文的形式，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要求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的空气质量总体要改善，重污染天气要有较大幅度改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PM2.5浓度到2017年分别下降25%、20%和15%。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
2017年作为“大气十条”第一阶段实施的收官之年，取得了哪些成效？有哪些经验得失？贺克斌对此总结说，经过五年的努力，“如果以天上的空气质量作为标准的话，应该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全国74个重点城市，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的空气质量明显改善，PM2.5浓度相比2013年改善幅度达30%左右。
贺克斌在《财经》V课专访中提及，从观念转变角度来说，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全社会各界，相对于过去的大气污染治理，其动员范围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从环境管理角度来说，实现了从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转移到环境质量这一标准上来。另外，在科技支撑以及有力监管之下，各省市实现了环境治理的联防联动，使得“大气十条”在“最后一公里”得以有效落实。
虽然“大气十条”第一阶段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也仍然存在问题。如目前冬季的大气质量改善还不够稳定，冬季重污染的攻坚战役还需要长期的努力。而且，虽然每年都有一定成效，但能否保证持续稳定仍需警惕。
那么，要打赢蓝天保卫战，未来长期努力的方向是什么？贺克斌指出，第一，从污染源治理角度来说，非电工业领域、民用散煤、以及重型卡车和柴油机等非道路机械等，这是未来要努力的减排潜力与方向。
第二，要努力建立更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体系，为大气污染治理找到更充分的科学依据和更有效的科学路径。
第三，以环境保护的末端治理，来倒逼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深层次改革。“要解决好天上的问题就要减下面的污染物，而地下污染物和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密切相关。”贺克斌表示，要对付污染源，就会波及到一些工业产业体系，比如要对规模企业提标升级，对小而散、排污强度大的企业整改。
总而言之，以环保作为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改革的倒逼因素，可以“使经济实现‘脱胎换骨’，形成一个新的经济新常态”。
在刘世锦看来，当前大量绿色消费的快速成长，比如绿色出行、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绿色创新，正涌现出一股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他判断，在下一阶段，这将引发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更广泛、更深刻的一场变革，对社会经济领域影响很大。
比如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领域，在最近几年的创新速度较快，“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可以预期它们的发电成本和传统燃煤的发电成本可以竞争，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替代，也成为一种新的增长动能”。
而且，不止于此，“当确定了绿色发展在一些具体领域中的目标，也会激发出在‘老经济’上的新动能”，刘世锦在专访中说，通过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来做加法，深化供给侧改革，产能优化转型升级，会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更具有活力，并且保持稳定性与持续性，形成一场全方位的利好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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