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茂荣信财富投资策略部总监（IC Director）刘磊（LEO）。美国注册会计师（US CPA），加拿大肯考迪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金融学/会计学双学士（Bachelor of Business）；曾任加拿大庞巴迪（Bombardier）集团高级金融审计师。擅长领域：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分析、全球资产配置规划、家族税务及资产传承解决方案、 海外留学移民、海外房产、奢侈品投资等。
2018年全球市场多重风险惊蛰萌动，中国经济在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中运行，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尤其9月美联储加息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基础持续弱化，这将对全球金融资产造成持续动荡。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明表示，全球债务持续上升，公司债务仍然沉重，美股估值处于历史高位。鑫茂荣信财富投资策略部总监刘磊表示，2019年全球经济复苏或将陷入困境，明年国际形势或更加复杂。而要理清国际形势变局，就绕不开中美贸易摩擦这个关键问题。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必然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表面上看，影响中美贸易的短期因素是贸易逆差、美国中期选举。实际上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很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因素，这一波的中美战略对抗升级是源于四重矛盾与冲突的叠加。
首先，中美贸易对抗升级反映了维护国际体系霸权地位的冲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在失去生产与贸易、科技创新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安全与军事，以及金融与货币领域霸权。而中国的整体国力不断提升，GDP在过去40年增长了34倍，军事科技也有了重大突破，中国的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积极作为，在世界舞台大展拳脚，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威胁。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
其次，中美贸易对抗升级反映了维护全球产业分工顶层地位的冲突。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有一些产业是具有“租金”的，他们不仅能够长期获得超过其他行业的利润率，而且还具有外部经济性，产生技术外溢，带动其他产业成长。中国制造2025，就是选择未来具有技术外溢，外部经济性的行业，进行集中性投资和贸易保护，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顶端。因此，中美之间的核心矛盾是，在未来的领先性产业群中谁执牛耳。这不仅仅决定了全球产业分工序列，更预示经济增长潜力大小。因此，贸易手段服务于产业政策，产业结构才是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
再次，中美贸易更是美国国内社会矛盾的宣泄口。如今美国国内持有保守观念的和反对当前美国制度的人群逐步增多，有专家指出，目前美方采取的放宽国内商品出口，限制或制裁国外商品的行为，归根结底还是想要将国内民众心中的不安感和不公正感引导出去，确保不会把这样的情绪指向美国政府，而是宣泄在其他国家身上。所以说这并不是美国民众在痛恨中国，而是对本国现状不满的表现。
最后，这是一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竞争。从1949年后，两大阵营的冷战使中美关系陷入低谷，到尼克松访华中国和美国的战略不期而然走到一起，中国必须在战略层面考虑和美国的互动来制约苏联；而美国这边尼克松也是从战略家的角度认为“不战而胜”(和平演变)是一个最好的前景。而邓小平访美并以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的市场化，为中美合作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以往美国执政党之一的共和党对中国有一种憧憬，但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一幻想彻底破灭。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情况下，2018年全球经济处于什么样的态势？2019年有怎样的前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对全球经济的最新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比今年7月份预计下调0.2%。从2016年以来直到今年的7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保持着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乐观的态势，几次上调全球经济的增长率上调到3.9%；但是受贸易摩擦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从3.9%下调到3.7%。与此同时，2019年的预测也从原来的3.9%下调到3.7%。两年分别下调0.2%。显然，贸易摩擦将导致市场混乱无序，国际贸易萎缩，威胁世界经贸体系和全球经济增长，各方都将付出巨大代价。
- 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依然脆弱乏力，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演变，全球贸易摩擦面临着严重升级的风险。中美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额乃全球贸易格局中的重量级影响因素；加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知识产权、网络安全等诸多领域的分歧，一旦经贸压舱石动摇，中美关系很可能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的最大障碍，贸易保护主义也可能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破坏，从而影响世界市场并威胁到WTO体系。
- 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随着国家间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全球性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和价值链已经构建，并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巨大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贸易战一旦开始，全球范围的商品成本、价格、流动甚至生产布局都会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所有国家都会受到波及，尤其对跨国公司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导致贸易调整和全球价值链的重塑。
- 扰乱了全球经贸秩序。世界贸易体制推动了世界经济大幅增长，贫困人口历史上首次绝对性减少，为战后世界经济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美国不仅违反了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契约精神，而且正在颠覆全球开放性的贸易秩序。美国日益浓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将增加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造成较大冲击。
从数据上得出，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基本上扭转了2016年以来预期上涨的趋势。如果战争继续升级，将造成更大的破坏，并削弱美国良好的经济态势，引发大量失业和经济的衰退。2019年，如果按照这种态势继续发展，发展中国家、中东、北非、拉美、加勒比海、中东欧都是受害大的国家。
三、中美关系未来的不确定性：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成就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统一后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那么，中美关系是否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从经济层面来看，绝大多数美国传统盟邦都与中国有紧密经贸关系，不会配合美国孤立或制裁中国；美国跨国企业与华尔街不可能放弃中国的巨大市场与高效率的产业供应链。如果贸易战僵持下去，过去三十多年美国享受的低通胀、低利率、生产力增长的全球化红利将消失；超级全球化已经让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关系构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链，特朗普若要动手拆解这个结构，将给美国及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后果。从政治层面来看，中美之间隔着太平洋，美国感受到中国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不适应与意识形态框架塑造的。从军事层面来看，保证相互毁灭的核武器威慑将有效阻止中美军事全面摊牌，但中美之间若爆发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都可能失控，也必然触发毁灭性全球金融危机。
那么，中美贸易能否达成和解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问题。自今年9月24日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以来，中美双方谈判一度陷入停滞阶段，然而最近美国释放出缓和迹象，中美双方似乎有意就贸易问题达成和解，在11月末举行的G20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很可能成为中美贸易战的转折点。
鑫茂荣信财富投资策略部总监刘磊认为，中国没有全球称霸的野心 中美之间没有领土争议，没有不可化解的核心利益冲突，中美经济的相互融合与实力差距的逐步缩小是大势所趋，但美国的优势地位在几十年内仍难以撼动，作为更有影响力的一方，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战略以及如何对中国的国际作用进行定性，将会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在同样一个时间段内，中国也将进入社会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政治改革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如何进行自我发展和完善，社会矛盾是否可能导致另一次对国际关系形成巨大冲击的突发事件，都将使中美关系面临严峻考验；中美之间可预期且暂时无解的政治安全矛盾将使其冲突常态化，而经贸领域的主流仍是合作，且中美之间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就是经贸问题。因此，政治摇摆、经贸稳定、军事对峙的格局可能成为这一阶段内双边关系的主旋律，而其具体形态则主要取决于两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以及处理外交的技巧。因而，中美贸易争端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
四、高净值人群该如何进行资产配置？
总体而言，2019年经济金融风险将进一步迫近，并集中于贸易摩擦、全球风险偏好逆转和新兴市场货币风险。加之与地缘政治风险交叠共振，2019年的国际国际可能更为复杂严峻。在此格局下，规避风险的进击，则需要紧盯中美角色的状态切换，关注风险重心的时序轮动，并明辨风险共振的交点和缝隙。对于高净值人群，如何应对这场贸易摩擦的关税之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当务之急。刘磊认为，资产配置要内外结合，高净值人群应该从提高人民币资产的收益率和寻求海外资产以对冲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风险两个方面进行资产配置。
1、以专业的资产组合提升人民币资产的收益率。
通货膨胀是资产传承最大的敌人，鑫茂荣信财富投资策略部通过计算从1995年到2017年22年的真实通胀率得出，中国当前的实际物价相比1995年底上涨了5.44倍，算下来每年上涨约8%。由此得出，人民币资产增值的首要条件是要跑赢通货膨胀，即保持人民币资产每年8%以上的收益率。
在全球经济总需求逐渐走弱的形势下，预计2019年我国经济增速存在继续下行的压力。多位经济学家普遍预测，2019年我国宏观政策走向将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并以加强补短板、大规模减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提振市场信心。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从理论上看，无风险利率下行对估值利率敏感型的成长性行业较为利好。然而，在股票总体趋势上，虽然股票的估值已经接近较低水平，但不并意味着股票所代表的风险资产就能向好回升，建议回归价值投资理念。在大类资产配置方面，可重点关注成长性较好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方面看好看好先进制造、信息科技、芯片、消费升级领域，此外教育、环保和娱乐等也值得期待。此外，潜在的经济下行压力和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外部冲击提升了以国债和黄金为代表的避险资产在组合中的配置价值。
2、美元加息仍在路上，配置一定量的美元资产以对冲风险。
11月13日，美联储前主席耶伦在“《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援引数据指出，预计在2019年美联储会再次加息3-4次。但也表示，尽管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大好，但仍然面临下行风险。对此，刘磊指出，美联储加息的终点对大类资产配置非常重要，在加息结束前，个人资产配置仍然倾向于美元资产。基于美国的经济基本面，美元作为国际支付货币决定了美元币值相对于其他货币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是相对稳定的。同时在经济衰退期中，“避险”情绪导致了美元指数的走强也将促使美元升值。因此，在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下，建议坚持长期投资策略，关注海外房产、海外保险等美元计价的资产。
综上，选择处于成长期至稳定期的经济体进行资产配置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的一种风险对冲。目前，泰国、马来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房地产市场有着较为良好的机遇，可为高净值人群的财富增长提供新的机遇。除了海外房产，海外保险以单边涨幅稳定、安全边际高等优势逐渐进入多数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组合，成为其获取稳健投资收益的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