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改革下一站:供给侧减税

邵宇 陈达飞/文     

2018年12月19日 13:13  

本文5373字,约8分钟

从对特朗普减税方案——《减税与就业法案》的分析可知,其突出特点是延续“肯尼迪-里根”模式,调降边际税率。这种方案被称为“供给侧减税”,是“供给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是,降低美国企业的资本成本,提升其利润率,促进其扩大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强其全球竞争力。就个人而言,则是增加了收入,并扩大了劳动供给。自2017年初实行以来,该法案对扩大企业投资,降低失业率,增强美国经济韧性,以及支撑资本市场屡创新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网传英国金融时报称,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政府准备发一个大红包,推出5万亿减税计划,一时间把人们的期望打得很满。但正如周天勇教授12月10号在FT中文网发表的《中国税费负担有多重?应当减多少?》一文的测算,2017年,中国宏观税负为36.2%,在任何一个口径上比较,都排在世界前列。设定最高税负不超过30%,周教授认为,中国的减税额应达到5.8万亿,可分3年完成。所以,5万亿这样一个减税礼包是可期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减?

减税,既可以是供给侧的,也可以是需求侧的,但效果却有较大不同。减税通过两种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一种叫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另一种叫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前者指减税可以增加税后收入,从而增加需求;后者强调减税会提供一种激励,使人们用劳动替代闲暇,或者用投资替代储蓄等,这会增加产能,即供给。“供给经济学”强调的就是后一种效应。

总体来说,需求侧减税,通过收入效应,带动短期需求增加,但长期而言,只会引起通胀。而供给侧减税,收入效应叠加替代效应,不仅可以直接增加总需求,还能通过供给带动需求,使得长期总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同时向右移,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得以扩张,且能得到需求的支撑,更加有利益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当然,供给侧减税的实际情况,还要看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呼吁“供给侧减税”

2018年,中国对个税和企业税都做了重要调整。个税方面,首先,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转变,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这四项所得纳入了综合计税,适用统一税率;其次,2018年10月1开始,个税起征点统一调整到5000元/月,全年免税额提高到了6万元。第三,对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这六项专项支出定额扣除。2018年10月2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提高个税起征点和增加抵扣额,都属于“需求侧减税”,可以提高特定人群的收入,但理论上来说,对劳动力供给的替代效应并不显著。因为,人们在任何工作岗位,付出任何程度的努力,获益都是一样的。

企业税方面,2018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将增值税税率由17%、11%、6%调整为16%、10%、6%。4月4日,关于税率调整的文件《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正式下发,5月1号起执行。调降增值税税率,属于“供给侧减税”。这是自分税制改革以来,第一次调降增值税。除此之外,继续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

最新数据显示,OECD国家企业平均税率已经从2000年的32.5%下降到了2018年23.9%。自2017年实施新的法案之后,美国企业综合税率下降到24%左右。但在中国,企业除了要交25%的企业所得税,还要交增值税,除此之外,还有员工社保开支。所以,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才将中国企业的税率称为“死亡税率”。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18 年全球企业综合税率排行榜,在全球189个有数据经济体中,中国以67.3%的综合税率名列第12 位,其中社保税负排名第2 位。这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降成本”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它严重削弱了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自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项任务以来。去产能和去库存成效显著,去杠杆稳步推进,补短板仍在路上,降成本迫在眉睫。如何降成本?我们建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供给侧减税”,这对于增强中国经济自生能力,缓解中美贸易纠纷,应对美国一系列改革对中国的冲击,都至关重要。基于此,我们对减税的5种方案作了量化分析和对比,考察其对中国宏观经济和产业的影响。

减税与宏观经济

本节分别考察5种减税方案对产出、进出口、就业、工资和物价等宏观变量和的影响。物种方案分别是:(1)个人所得税总额减少5000亿;(2)个人所得税税率普降1个百分点;(3)企业所得税降低1个百分点;(4)增值税降低1个百分点;(5)增值税三档并两档,16%变为13%,10%变6%,原6%不变;

整体而言,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每一种减税方案都能增加总产出、消费和投资,其中,两种调降企业增值税的方案效果最为明显,减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的效果最弱。

方案1:个人所得税总额减少5000亿

2019年,提高个税起征点和专项附加扣除方案的同时实施。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课题组的测算,个税总量减少将近6600亿元,其中提高起征点将减税约6000亿,专项附加扣除将减税约600亿。由于测算方法的差异,减税总量会略有不同,本文设定减税总额为5000亿。

图1为减少个人所得税5000亿对宏观经济的模拟。A图为经济增长及其内部结构,可以看出,减个人所得税对总产出有比较显著的正面影响,相较于基准情形,GDP会多增0.6个百分点,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但增幅放缓;内部结构来看,消费和投资的增幅大于GDP增幅,其中,减个税对投资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最高达到2个百分点。图B模拟的是对商品和服务进出口的影响,可以看出,由于减个税刺激了需求,到2024年之前,进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图C描述劳动力市场,用就业和劳动工资来衡量。需要强调的是,从冲击的第二期开始,就业就被外生化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图C中的就业率在2019年有1%的增加之后,就变成了常数。图C还显示实际工资小幅下行,原因在于个税的“替代效应”,税后收入增加,求职者队伍会增加,在就业岗位不变的情况下,名义工资就会下降。而从图D中可以看出,由于劳工成本下降,物价也小幅下降,但由于其下降幅度小于名义工资,综合的结果就是实际工资下降。基于此,一个合理的推测是,企业的利润率也会增加,该推测也被数据证实。

方案2:个人所得税税率普降1个百分点

图2为个人所得税税率普降1个百分点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向与图1中的模拟相一致,其差别仅在于变化的幅度。因为其背后的机制是一样的,减个税统一被视为“需求侧减税”,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对比图1,可以看出,降低个税5000亿对宏观经济的刺激作用更为明显。

目前来看,中国目前进行的个税改革,从提振需求的角度来看,效果是比较显著的。提高起征点,是普惠的。加大对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这六项专项支出定额扣除,是针对性地减轻特定人群的生活负担,比如上有老,下有小,同时还负担着银行按揭利息的城市中产阶级。专项附加扣除有针对性地帮助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进一步体现了税负的公平理念与个税精准调节收入的改革方向。但是,也可以看出,个税改革对于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效果并不明显,而这只能依赖于企业的“供给侧减税”。

方案3:企业所得税下降1个百分点

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税率,被看作是典型的“供给侧减税”,这主要体现在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它可以扩充生产可能性边界。整体来看,三种给企业“减负”的方案影响宏观经济的方向是一致的。

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税率对消费、投资和总产出有扩张效应(图A),且比减个税的效应更为显著。投资增加衍生出对劳动力的需求,提升就业率(图C)。在劳动供给短期内不变的假设下,劳动市场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态,名义工资会上升,它会部分传导到物价上,物价水平也会增加(图D),但是名义工资增幅高于物价增幅,结果就是实际工资上升(图C)。

需要强调的是,减个税和减企业税的需求效应,都会增加进口,但二者对出口的影响是恰恰相反的。从背后的机制上来讲,一方面,部分可以从物价的变化上来解释。减个税使得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和物价都下跌,这就增强了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助于出口,而减企业税的结果正好相反,实际工资和物价都是上升的;另一方面,从模型的内部机制来看,减企业税大幅提升了企业的投资需求,实际工资增加又反过来提升了消费需求,内需增加,形成了对可供出口商品的“挤出”,也导致了出口的下降。

具体来说,图3显示的是降低企业所得税1个百分点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它对GDP 的拉动作用甚至要弱于方案1和2,但对于刺激投资,效果要比方案2好。

方案4:增值税下降1个百分点

降低增值税对宏观经济的刺激作用是最为明显的。图4为降低增值税1个百分点对宏观经济的影响。2019年,它可以提高GDP增速0.7个百分点,截止到2015年,相比基准情形,GDP增速会增加1个百分点,对于投资而言,效果更为显著,2019年的投资增速将提升2.3个百分点,截止到2025年,累积提升3个百分点。

方案5:增值税三挡并两档

相对于前4中方案,方案5——增值税3档并2档——对GDP的拉动作用是最为明显的,可以从图5中的A图看出,其他变量,与方案4类似。

减税与产业发展

我们还进一步考察了5种减税方案对不同行业(共146个细分行业)的进出口、投资、增加值等的影响。从前面的分析可知,降低个税和企业税的不同方案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区别,并没有方向上的差异。所以,下文仅以方案1和方案5为例来分析,而且主要分析投资和行业增加值。

图6为降低个人所得税5000亿元对不同行业的差别影响。整体而言(图A),除了纺织品行业的投资之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图B到D还分别考察了其对农产品部门、金属制品和机械设备部门以及服务业部门的影响。从绝对数值上来看,方案1对行业增加值的影响大于对投资的影响,这在农产品部门和汽车、金属制品和机械制造部门更为明显。对于服务业,投资的增幅较为收敛,而增加值的增幅较为分散。

图7考察的是增值税3档并2档对不同行业(共146个细分行业)的影响。从绝对数值上来看,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增加值的增幅,这一点与图5是对应的,降低增值税对企业投资有显著的刺激作用, 汽车、金属制品与机械设备部门更为显著。

小结

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由两项基础性制度改革——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房地产制度改革——型塑的。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抽走了制造业的大部分税收,与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划分给了地方。1998年停止分配福利房,2002年确立土地招拍挂制度,两项制度改革推动住宅用地的需求,导致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相关税费的连年飙升。在中国官员科层制度中,对下层官员设定的主要绩效指标是GDP增速,这主要靠产业的发展。但对地方官员来说,发展制造业,对于增加税收是没有多少帮助的。但是,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反哺工业化。地方政府大搞招商引资,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吸引了大量投资,带动了周边商住房价格的提升。这是“土地财政1.0”的故事。

2008年之后,在金融危机和外部需求萎缩的冲击下,中央政府制定了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而其中的75%的配额需要有地方政府来完成。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地方政府纷纷设立城投平台,由政府的税收或土地出让金等做隐性担保,向金融部分融资,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和城投野蛮生长,集聚了大量的风险。这是“土地财政2.0”的故事,本质上是土地金融。两种模式都形成了房价只能涨、不能跌的刚性预期,捆绑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至今,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已经是“不能承受之重”。未来,靠什么来稳增长?

1.0和2.0的故事里,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地方债和土地金融问题,这种模式再难持续。但稳增长,仍然需要投资。如图6所示,中国的GDP增速不断下行,主要是由TFP由正转负,以及资本存量逐步下行导致的,这两者又是高度相关的。所以,如何刺激民间投资才应该是政策的落脚点。

3.0的故事里,企业应该是主角,而台本,就是“供给侧减税”。这一点,在中美博弈的当下,又多了一重战略意义。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英飞咨询肖敬亮、欧阳梦春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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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 YUEQI
    10个月前
    总体来说,需求侧减税,通过收入效应,带动短期需求增加,但长期而言,只会引起通胀。而供给侧减税,收入效应叠加替代效应,不仅可以直接增加总需求,还能通过供给带动需求,使得长期总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同时向右移,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得以扩张,且能得到需求的支撑,更加有利益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当然,供给侧减税的实际情况,还要看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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