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而言，国内的逆周期政策应当立足于防御全球经济衰退风险，政府债券可以大幅扩容。长期来看，面对“去全球化”隐忧，加大开放、推动新型城市化刻不容缓。
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凭借自身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和市场潜力，快速融入全球贸易产业链，逐步成为制造业价值链的重要主力军以及消费品出口第一大国。然而，去年以来贸易摩擦升级，跨国供应链调整耗时长、难度大、成本高，任何经济体很难独善其身。基于此，大摩全球经济团队，自今年二季度以来对全球经济的下行风险持谨慎态度。到如今，全球衰退的风险已然不仅仅是隐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全球主要经贸指标同时触及多年新低，凸显经济活动恶化。其中，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处于七年最低；资本品进口增速在去年贸易摩擦升级后急转直下，目前处于三年最低；贸易量增速则位于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预计到三季度，全球GDP增速将下滑至近六年新低，而到明年一季度进一步回落至2.6％，距离IMF定义的2.5％衰退荣枯线仅仅一步之遥。
核心原因是，贸易摩擦的传导渠道广泛，不仅直接出口订单，还通过供应链传导至相关上下游产业。最后，伴随着持续的关税不确定性以及订单减少后利润下滑，企业信心下滑，最终导致削减投资甚至裁员。
有鉴于此，贸易摩擦没有赢家，不仅影响出口依存度高的经济体如中国，对美国经济而言，加征关税初期的影响可能的确偏小，但由于随着外部不确定性持续，企业逐步削减投资，并减少生产要素投入，最终劳动力市场走弱，也会波及美国消费以及非贸易部门。这种传导链条正逐步发生。美国经济暂时没有倒下的最后一张王牌，是依然坚挺的消费，但随着其2018年财政刺激效应消退，叠加贸易摩擦传导至就业市场，美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将更为显著。
在美国经济下行、全球衰退风险上升的大背景下，中国发挥逆周期政策作用，做好底线思维，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适度增加政府杠杆，有助于避免经济持续大幅下滑。
鉴于此，专项债发行可能在今年和明年仍有较大幅度扩容空间。今年2.15万亿元的额度即将在9月发行完毕，按照目前每个月3000多亿元发行规模，为了保持融资的后劲，全年额度可适度提升1万亿元左右。
政府加杠杆，为其他实体部门的杠杆率趋稳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居民部门。大摩银行业研究团队发现，今年以来居民的消费信贷，包括过去野蛮生长的P2P、消费金融公司信贷等，也得到了明显的抑制。从短期看，消费信贷减速可能拖累消费。但从中长期看，居民杠杆增幅趋于温和，意味着消费者对举债消费的态度更趋谨慎，实际上有利于长期可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在当前逆周期调节中可能更多起到辅助性作用，以配合财政发力为主。最新实施的LPR新机制有望从边际上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但LPR贷款利率的降幅预计会温和有限，因为市场化定价灵活性提高的同时，银行对风险偏好的考量不可忽视。
从中长期看，贸易摩擦若持续，跨国商界可能会担心未来“去全球化“风险，甚至出现“一个世界，两套供应链”。目前，中国仍具产业链优势。这些优势暂时限制了跨国产业链的腾挪空间。但外部不确定性持续越久，企业面临的代价就越高，也就更有可能通过转移生产地以规避不确定性。这需要中国以更大程度的开放去维护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
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内需层面，特别是新型城市化仍大有可为。第五次中财委会议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增加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和过去发展小城镇的思路不同。如何在增加城市集群密度的同时控制大城市病？
首先，需要交通层面的互联互通，特别是在五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等）密集建设城际通勤铁路。此外，通过投资5G网络、物联网、人工智能，有望有效缓解交通拥堵等传统意义上的大城市病。这些皆有助于缓解过去由于对大城市病的担忧，放松户口限制，形成数个人口过亿、衔接紧密的世界罕见城市群，推动生产率提升。
综上，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通过政府债扩容这种相对透明可控的方式托底经济是题中应有之义，也符合“结构化去杠杆”和“房住不炒”的政策定力的底线思维。面对全球长期的不确定风险，应加大开放力度，维持产业链的竞争力，推行新型城市化，实现中国生产率持续改善。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编辑：陆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