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2020年冬春之交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雪上加霜，在疫情转机初现之际，一些经济学家建议中国启动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以实现保就业稳增长的目标。记得在2008年，围绕应对全球金融风暴，中国是否应该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一问题，经济学家们曾展开一场持续的争论。固然有一些学者支持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明确反对饮鸩止渴式的经济刺激计划。
然而，在这次围绕应对新冠疫情后经济刺激计划的讨论中，目前看到的是几乎一边倒的支持。一些学者把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称为“4万亿计划的2.0版”，另一些人则把投资对象称为“新基建”，以区别于传统“铁公基”等“旧基建”。一些省市开始筹备，甚至发布众多规模庞大的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对此，有必要多做一些讨论。
正视当年4万亿刺激的作用和副作用
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一定程度抑制了当时经济增长的下滑趋势，使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风暴后快速复苏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如果简单回顾过去十年中国制定的主要经济政策，就不难了解那次刺激计划带给中国经济的副作用是什么。
其一是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发起了以“去产能、去杠杆、去‘僵尸’（企业）”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消化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形成的大量过剩产能，消化部分地方政府和国企在上一轮刺激及之后的发展惯性中产生的巨额债务。为了消除钢铁、煤炭和光伏等过剩的产能，各级政府部门甚至不惜采用一刀切的行政手段。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国有企业，通过合并重组继续维持新的产能过剩，一些民营企业则在这次去产能的行政行为中奄奄一息。尽管各级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去产能，但相关数据表明，中国钢铁等产品近期库存依然创造了新纪录。
其二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杠杆政策的延续。一段时期以来，许多规模大小不同、业务经营范围各异的企业雷暴频繁，对个别波及面太广的涉事企业，相关监管机构不得不出手予以接管。固然这与一些企业采取的激进扩张政策、扩张速度太快、多元化程度太高有关系，但一定程度也与当年经济刺激政策留下的债务基础和用新债还旧债的思维脱不了干系。除了部分国企发生雷暴，一些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不下，新的债务偿还高峰逼近，成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另一项工作重点。一些地方政府（城投债）的债务甚至超过未来数十年静态财政收入的总和。面对这些国企和地方政府债务无法按期还债，形成巨大呆坏账，我们不得不强调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
其三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从2013年开始，中国国有企业开始启动以所有制混合为特征的新一轮国企改革。不难发现，部分进行混改的国企曾经是2008年后应对全球金融风暴所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受益者。在那一轮投资的刺激下，一些国企盲目扩大产能，以至于陷入产能过剩的窘境，不得不通过直接去产能，甚至开展国际合作来输出过剩的产能。其直接经济后果是这些企业的效益下滑，它们在快速扩张过程中暂时被掩盖的机制体制问题暴露出来。为此通过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一方面让新引入的战投分担风险，另一方面以此推动这些国企经营机制的转化和国企效率的提升。
上述三个方面，构成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政策的部分主旋律。这些政策背后始终绕不过去的一个主题，就是化解当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带来的负面效应。
就像任何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刺激计划一样，中国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风暴的4万亿计划，同样曾经“振奋人心”，引起很多人“欢呼雀跃”。部分国有企业表示欢迎，因为它们是这轮刺激计划的直接受益者，有的国企就是在这一轮刺激计划下做大，甚至一度做强的；一些民营企业也表示欢迎，因为它们可以从项目转包分包中获益；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也表示欢迎，因为投资刺激计划意味着新一轮牛市的来临；部分政府官员同样表示欢迎，因为新增项目审批创造了新政绩和可能的寻租机会，过去十年也有不少干部倒在了这上面。
正是在部分国企、民企、资本市场和政府官员的欢呼中，当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不可阻挡之势隆重推出，那些呼吁经济刺激计划的经济学家也受到欢迎。
然而，部分在刺激计划中做大、甚至一度做强的国有企业，后来受到产能过剩和成为僵尸企业的拖累，不得不成为国企混改和资产重组的对象；部分从中受益的民营企业由于过度扩张，负债累累，不得不饱尝雷暴频繁的恶果；中国资本市场在2008年时沪指3000点左右，十几年过去了，沪指依然停留在3000点左右；在那一轮刺激计划实施过程中，一些利用手中权力寻租敛财的政府官员，在随后的反腐浪潮中锒铛入狱。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如果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和已现颓势的经济增长，从而推出新一轮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未来十年我们会否面临远比当年更严重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中国经济会否陷入各种新的“陷阱”而更难自拔？
为保就业稳增长，更需要的政策是什么？
即使为了保就业稳增长，不得不寻求可能的经济刺激政策，能不能更多以减税而不是以增加财政投入的方式，更多通过引导民营资本投入、依靠市场力量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方式？中国经济改革40多年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只有中小企业繁荣生长、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才有可能容纳更多社会就业，并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新的“稳定器”。
虽然一些学者提醒，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重点投资领域在“新基建”，其中很多重要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确有战略价值，但如果在实施过程中依然靠财政投入占大头，以国有企业为主力，而并非依靠盈利动机更加明确、且能够承担决策失误后果的民企民资来识别符合市场需求的潜在投资项目，那么看起来新的基建投资，依然有可能陷入之前旧的基建投资的宿命，有可能导致新一轮的投资效率低下和相关产能过剩。
即使为了保就业稳增长，不得不寻求可能的经济刺激政策，能不能围绕正在积极推进的国企混改，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动实现竞争中性的所有制混合？国企混改一方面可以通过引入民资背景的战投，为民资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另一方面则通过民资参与公司治理，推动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实现转化，提升国企经营效率，从而避免由于资源集中在部分低效国企，拖累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即使为了保就业稳增长，不得不寻求可能的经济刺激政策，能不能通过开放一些限制性进入的行业，降低相关行业的进入门槛，鼓励更多民资和外资进入，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提升相关行业和整体经济的发展质量？比如，这次新冠疫情暴露的公共卫生防御体系薄弱问题，一方面与公共卫生领域长期投入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依靠市场投入参与医疗产业不足有关，在医疗行业过多依靠财政投入，由此形成对公共卫生投入的挤占，最终是顾此失彼的。下一步，能否鼓励更多民资和外资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增加有效供给，提升医疗服务质量，降低服务价格，相应增加属于公共品的公共卫生服务的财政投入。
在新冠疫情肆虐势头得到遏制之际，有人开始思考如何加强公共卫生防御体系建设。同样，我们需要从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4万亿刺激计划的经验教训中，思考在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刺激计划和政策重点究竟应放在哪里，哪些方面大有可为，哪些方面要有所克制。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教授，编辑： 何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