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确诊新冠肺炎的病人，治疗费用由国家承担，这一政策基本没有争议。于私是减轻病人负担，于公则是避免“看不起病”的感染者游离在外传染他人。
近来颇有争议的是，如果因疫情防控需要被强制隔离，住宿及生活费用该由谁承担？天下毕竟没有白吃的午餐，接纳隔离人员的宾馆一定会收费，一日三餐也不可能完全依赖捐赠。在政府、个人和第三方之间，如何分担隔离成本才是最佳选项？
解决这一争议，需要考虑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合法性，即政府收费有无法律依据？二是合理性，即在依据不明的前提下，政府收费是否合理？三是可操作性，即如果需要收费，具体标准该如何确定？
政府向被隔离人员收费合法吗？
《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单看这一款，政府似有义务兜底隔离费用；但如果加上第一款，就知道这一条仅针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并不包括外来人员。换句话说，若因本地发生疫情被就地隔离，食宿费用应由政府承担；但若因来自外地疫区需要隔离，《传染病防治法》并未对费用问题予以明确。
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谁受益谁付费”。即使隔离本地人员，消耗隔离场所食宿资源的也是被隔离人，为何要由政府买单呢？
原因之一，“谁受益谁付费”的前提是契约自由，即买家对于买不买、买什么和买多少有自由选择权，卖家不能强迫交易。对本地人员的隔离恰恰具有强制性，是否隔离、何处隔离和食宿标准这些合同要素，都不由被隔离者选择。如果隔离要收费，既是“霸王合同”，又是“强迫交易”，显然不符合市场原则。
原因之二，防疫隔离除了吃住与付费的对价关系，本质上也是政府暂时“征用”高风险人员的人身自由。“征用”是一种强制购买，为了公共安全，被隔离人员有义务让渡短时间的自由，但也有权利获得合理补偿。鉴于补偿费用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兼之对自由的“征用”只需要相对人不作为，而不必像医务人员那样积极冲锋陷阵，所以补偿顶多是象征性的，但至少不应让被隔离人员自掏腰包——正如不可能让医生自己买药上前线。
原因之三，如果要求被隔离者付费，可能引发何种社会效果呢？首先是一部分应当隔离的人员可能会想方设法逃避隔离，结果自然是危及公共安全。一旦出现“漏网之鱼”导致疫情扩散，即便仅仅算经济账，也一定是因小失大。其次是不排除部分地方官员与隔离场所勾结，随意扩大隔离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把防疫做成生意，结果难免是助长腐败。正是因此，综合权衡免费隔离的直接成本和收费隔离的潜在损失，对于没有选择权的本地人员，地方政府应当实施免费隔离。
问题在于，相比身不由己的本地人员，部分外来人员似乎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是否隔离、何处隔离。比如近日因欧美疫情爆发，大量旅客回流中国，给京沪等门户口岸造成极大的隔离压力。严格说来，这些旅客明知入境就要隔离，似乎可以选择是否回国，也可以选择从何处入关。既然《传染病防治法》并未对这类人员的隔离费用作出规定，各地政府应当如何取舍呢？
规定不明时，对流入人员收取隔离费用合理吗？
表面看来，外来人员自愿流入，自行承担隔离费用，一则你情我愿，二则等价交换，应属天经地义之事。正是因此，一些高速路口就设有收费隔离公示牌，一是希望外来人员知难而退，二来也算明码实价诚信收费。更极端地说，低风险地区接纳高风险地区流入人员，没在隔离费用之外另行收费，似乎已是仁至义尽。然而，公共政策并不仅仅是消费契约，在合同自由和等价交换原则之外，还必须考虑更多复杂因素。
首先，流入地政府必须甄别外来人员是否真有选择的自由。比如在疫情爆发前去疫区出差的本地人员，或者被旅居国遣返的出国人员，多数人并没有选择是否返乡的自由。要求他们付费隔离，要么使其流落街头，要么就是强买强卖，无论如何都触及文明社会的底线。与此类似，当特定区域因为疫情发生严重人道灾难，面临紧迫危险的居民自行流出，也很难说得上是自由选择。
其次，流入地政府必须掂量收费隔离的间接成本。一是不能因当地的些许得失影响抗疫大局，比如从疫区返回的抗疫人员，不管是火神山等工程建设者还是物资运输司机，严格说来确属自愿往来，当地进行收费隔离顶多是“不仗义”，但却可能影响到抗疫大局，应从全国层面予以禁止。二是要区分当前成本和长远收益，比如对疫区前来的务工人员免费隔离，既可争取到本地复工复产的关键劳动力，也可提升本地形象，长远看可能利大于弊。
最后，只有在隔离措施全覆盖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对自愿流入人员收费隔离。如果隔离措施有漏洞，一些顾虑隔离费用的流入人员，难免会私下潜入而成为“漏网之鱼”。如此一来，不仅存在疫情扩散的风险，还造成“好人吃亏、坏人得利”的错误导向。
如需收费，标准如何确定？
如上所述，对于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外来人员的隔离费用，在满足严格条件的前提下，地方政府要求一些被隔离人员自行负担，似乎也算合情合理。鉴于隔离措施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强制行为，基于普遍的行政法治原则尤其是比例原则，隔离收费应当满足两个标准：
一是隔离地点必须满足必要的质量标准，包括安全保障、饮食营养、活动空间、资讯传输和医疗支持等。简而言之，隔离不是坐牢，隔离措施应当仅以控制潜在的疫情扩散为上限，不得不当降低被隔离人员的正常生活水平。
二是收费仅以覆盖成本为限，不宜“发疫情财”。毕竟，考虑到“拒疫情于辖区之外”的动机和逐利天性，一些地方政府难免有高价收费的冲动。但公权不应成为赚钱的工具，更不能沦为“敲竹棒”的打手，否则将是对其合法性的极大冲击。
简而言之，疫情期间的适度人员流动和强制隔离，于公于私都属必要。对于隔离外来人员的收费问题，简单的判断标准应该是：非自愿选择者不收费、有功于大局者不收费、可能漏网者不收费、质次价高时不收费。
唯有如此，才能在护卫抗疫大局的前提下，利用市场规则实现相对公平的社会效果。建议在“一盘棋”的思路下，以上述准则为参考，综合协调各地隔离收费政策，避免地方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甚至“把抗疫当生意”的乱象。
（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编辑：朱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