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目标制定是必要的，但我个人认为，目标区间可以适当拉大。此前的区间设置在0.5个百分点左右，比如7%-7.5%，6%-6.5%。如果我们把区间扩大到2个百分点，就能留有更大余地。
定目标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当前常用的就业数据在准确性上仍然存疑，无论是调查失业率还是登记失业率，都不能确切反映目前中国就业的实际情况。比如，农民工就业这一重要问题就一直没有包含在内。因此，就业问题仍然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我同意刘元春校长对于就业情况的估算。即经济增速增加1个百分点能够解决200万人的就业，而经济增速减少1个百分点可能会导致300-400万人的失业。其中的逻辑在于，当前依托经济增长拉动的就业主要是“新经济”的各个部门，而传统经济，或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衰退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失业。GDP的拉动效应和十年前是不一样的。
次贷危机时，温总理强调“保8”，“保8”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就业。那时，中国以工业化为主，经济体量也比较小，所以，GDP增速的一个百分点对应的就业是70-80万人。现在，我国的经济体量大了，服务业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GDP增速对就业的影响就会更大。由于我们在失业数据上的缺失，“净增加的就业”这样能更确切地反映就业情况的数据也不可得。
因此，我的观点是，制定增长目标是必要的，主要是为了统筹就业问题。第一季度出口数据好于预期，主要是由于新兴经济体一季度时疫情还不太严重；随着二季度发达经济体疫情的爆发和疫情向印度、非洲、东南亚等地的潜在扩散趋势，可能加大二季度的出口压力。对我们就业影响较大行业主要分布在出口和服务业两大部门。服务业部门中除去金融、信息等行业影响不大，其他大部分行业都受到影响，且低端劳动力首当其冲。在这方面，政府还是应该加大政策扶助的力度。
政策方面，考虑到疫情尚未完全控制，我认为保增长和实现翻番目标还存在很多不可抗的客观因素。来日方长，如果成本和代价过大，那么也不太必要。假使今年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使翻番目标、全面奔小康目标和全面脱贫目标等没有实现，大部分老百姓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当然，不能因为各个政治目标不一定能实现，政策力度就过于局限。政策目标一是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二是要预期在二三四季度可能会实现的问题，毕竟疫情这样的“黑天鹅”滞后效应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这个滞后效应到底有多大，还需要充分评估。我认为，政策要有适当的力度，这个力度不一定是为了锚定“实现翻番”这样的数据层面的目标，而是要充分考虑客观的现实需求。比如，就业和企业运转方面，成片的企业倒闭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会对就业和企业家信心产生很大影响。
宏观政策方面，总体来讲，我的观点也是要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而财政政策更多的是结构政策，在目前阶段，结构政策的精准性比较好。
第一，结构上补哪块非常重要。通常，我国政府基本上更注重救助企业，救助企业的确很重要，因为企业好了就业才能解决。然而，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参考西方的做法，增加对居民的救助力度。现在看来，这次疫情的影响超过次贷危机，居民收入的减少和失业问题很显著。我认为考虑用1万亿来救助居民部门的做法是值得认可的。从前，我们对居民的救助补贴至多局限于家电下乡、消费券等等，考虑到这次居民收入就业问题的严重性，恐怕救助力度上要更大一点。如果投入1万亿，对14亿人口而言人均也能获得700-800元。
第二，救助企业的方式必须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很多政策出台时完美无瑕，落地效果却不理想。总书记经常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因此，在对企业进行补助、进行供应链修复方面出台的政策一定要考虑到政策执行的难度有多大，要充分评估执行难度，提高执行效率，不能过于理想化。
第三，财政政策要和改革相互配套，要利用这次机会，继续推动改革。我们现在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比较多，比如城乡问题、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等，这些是否能通过要素市场改革、财税的改革等推动解决？比如，在居民补贴政策上，补贴对象和标准就可以充分考虑现有问题。
总而言之，应当利用这次疫情的机会，一定程度上纾解我们一些原先存在的、妨碍我们经济增长、消费增长的那些结构性问题。
底线思维仍然是很重要的。这次疫情冲击了整个全球经济，它的滞后效应可能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从经济层面来看，要保就业，保社会稳定。从金融层面来看，尽管美国市场近期出现了一轮反弹，但考虑到疫情的不确定性和金融危机的传导可能，我们要做好应对美国市场可能对我国资本市场产生影响的准备。从房地产方面来看，当前我们提出要防止“大水漫灌”，同时要坚持“房住不炒”，但同时也要具备底线思维，防止房价大幅波动。如果疫情进一步扩散，可能对房地产市场，尤其对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带来冲击，从而也会影响到投资者的预期等。在这些方面，我们也必须做到有备无患。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