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宏观经济造成了重大负面冲击。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为负6.8%，为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季度负增长。目前全国各地复工复产已经逐步展开，但部分地区与行业的恢复情况还不理想。加上世界其他各国疫情形势仍然很严峻，中国进出口与国际双向投资因而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形势仍然很不乐观。
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后续的政策措施应该还会继续跟进。笔者认为，应对疫情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确立三个“主辅”关系与三个“增减”关系：经济救助为主，经济刺激为辅；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直接补贴为主，减轻税负为辅；缩减新老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缩减重点产业补贴，增加困难产业补贴；缩减国有企业补贴，增加民营企业补贴。
首先谈三个“主辅”关系。
第一个主辅关系：经济救助为主，经济刺激为辅。这是应对疫情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不是由于经济自身结构问题或经济周期问题产生的经济疲软。因此相应的对策也不是要刺激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现在的问题是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外在冲击，部分产业、很多企业的基本生存发生问题，一些低收入民众的基本生活也遇到重大困难。他们需要的是及时的救助。这应该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第二个主辅关系：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这是指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两大政策选择。为什么应该这样呢？因为货币政策的对象是普适性的，不同企业、不同个人来申请贷款，不同企业的贷款条件是类似的，不同个人的贷款条件也是类似的，差异化不大。但是，疫情造成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个人是不一样的：很多行业受到的影响特别大，包括旅游、交通、旅馆、餐馆、电影院，等等；而有些行业，如网购等，不仅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倒有正面影响。
因此，应对疫情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有针对性的，而财政政策可以针对不同经济主体分别使用不一样的政策。这并非是说货币政策不可用。货币政策仍然可以使用，降低利率，增加贷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它应该是辅助性的。应该以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为主。此外，货币政策的贷款毕竟还是要偿还的，而现在很多特别困难的企业与个人，需要直接的财政无偿援助。
第三个主辅关系：直接补贴为主，减轻税负为辅。这是指财政政策内部的收入、支出政策的选择。财政收入方面的扶助政策是减轻税负，这个政策要可以采取，但应该只是辅助措施。这是因为，现在很多困难企业与民众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收入的税负问题，而是几乎没有收入，甚至入不敷出。财政政策应该以支出政策为主，也就是以增加补贴为主，帮助受到疫情负面影响的行业、企业、个人，渡过这个巨大的难关。
其次谈三个“增减”关系，即宏观政策的三个改变。这几个改变都是针对财政政策的支出与补贴政策而言的，这是因为，上面已经谈到，宏观经济政策中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而财政政策里又应该以支出与补贴政策为主。
第一个增减关系：缩减新老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要搞基建投资刺激经济，包括老基建、新基建。笔者不赞同这种主张，而认为应该反向操作：要缩减政府在基建方面的投资支出，要把钱节省下来，用来增加对受疫情负面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困难企业、困难民众的补贴，帮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这是因为：基建只涉及几个行业，而且这些行业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为什么要去刺激它呢？
有人说，增加基建投资，可以把其他受疫情影响行业的从业者吸引过来就业。这的确可能会增加一些就业，但增加的数量会很有限，远远不能吸纳受疫情负面影响的行业的所有失业人员。而且，吸收其他行业的人来就业，还存在转换成本。疫情之后，这些人员又有很多要转回到原先的行业。这就会导致两次转换成本。所以，搞基建投资会在短期内扭曲经济结构，而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作用不大，且成本较高。总之，应该减少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基层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动机的影响。基层政府官员喜欢搞基建投资，而非直接给企业、给民众发补贴。这是因为：搞基建投资，到哪个地方去投资，给谁投资，哪儿投资多一点，哪儿投资少一点，里面有很多讲究，官员有很多“捞油水”的腐败机会；而如果给企业、给民众直接发放补贴，这种机会就没有了。这是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政府高层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防止基层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冲动影响政府的正确决策。
第二个增减关系：缩减重点产业补贴，增加困难产业补贴。重点产业是指国家产业政策中确定的一些优先发展的产业。考虑目前的经济困难状况，应该先把对这些产业的补贴减弱一些，将钱节约下来，增加对困难产业的补贴，维持经济的平衡运转。同时，这也能减轻中国与美欧日近年来围绕中国产业补贴问题产生的剧烈贸易摩擦。中国产业政策近年来导致的内外争议比较大，今后应加以调整，遵循更加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思路。笔者曾在《联合早报》与《FT中文网》的多篇评论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
第三个增减关系：缩减国有企业补贴，增加民营企业补贴。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在过去几年来由于“做大做强”政策的扶持，享受的优惠很多，包括土地、资金、原材料等各个方面，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而民营企业不仅享受的政策优惠少，而且在供给侧改革方面承担的成本较高，发展势头受阻。尽管2018年底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企的政策，但收效并不明显。在此次疫情当中，困难最大的也是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因此，应该缩减对国企的补贴，增加对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的补助。这也有助于更好地落实“国企竞争中性”原则，减轻中国与美欧日近年来围绕国企问题产生的摩擦。
以上这些，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政策建议。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该由有关政府部门与机构具体加以细化。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