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车卖浆者是市场这座青山的灌木和花草

文 | 《财经》新媒体主笔 十年砍柴 编辑 | 涂伟  

2020年05月29日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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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应该是由人而非建筑构成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如何,是衡量这座城市魅力的主要指标,不应靠打分、评比来为城市的优劣下结论。李克强总理把市场比喻成“青山”,很精准。一座青山,决不能只有参天的乔木,而没有低矮的灌木和随处可见的小草和野花。

昨天(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总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越是困难越要坚持改革。首先要让市场主体活下来。政策的真金白银要确保落到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上。1亿2000万市场主体就是青山,留住他们,就会赢得未来。不仅要让市场主体活下去,更要通过‘放管服’改革把他们激活起来。”

就在几天前,有消息称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防疫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两条内容结合一起看,笔者的感受是,在应对疫情给经济带来巨大影响的非常时期,高层认识到小微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的重要性。构成“青山”的中国1亿2000万市场主体,大多数是小微企业和小商店、街上的摊贩。看到中央文明办所采取的举措,我才知道以前“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影响着文明城市测评。可以想见,为了评选或保持文明城市的称号,流动商贩在许多城市生存是何等的艰难。层出不穷的城管和摊贩冲突报道,即可证明这一点。

在为政府高层英明决策点赞的同时,笔者心中不由得也涌现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到困难的时候才强调让市场主体活下来,才允许贩夫走卒在城市繁华处引车卖浆?难道,一座城市的街道上看不到摊贩和提篮小卖,就说明这城市变得文明了?

笔者以为,文明不能看街衢表面上是否整洁有序,更要看这个城市市场是否有活力,法治是否公正,穷人在城市中的生存空间如何。没有市场活力的城市,人们生活不方便的城市,穷人谋生之路不畅的城市,看上去豪华气派,街衢井然有序,又有何意义呢?

城市应该是由人而非建筑构成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如何,是衡量这座城市魅力的主要指标,不应靠打分、评比来为城市的优劣下结论,这个道理并不复杂。而允许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的存在也不能是应对疫情的权宜之计。

“放管服”的重点应该是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企业提供高效服务,营造便利的市场环境。“管”是创新监管,以维护和促进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环境,而不是挥舞行政权力的指挥棒给市场主体设置障碍,出各种难题。它与“放”和“服”三足鼎立,互为依存,而不应是冲突的。

小商小贩群体遭遇的监管态度,往往能反映出其经济体制的活跃度。在这方面中国可谓殷鉴不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对个体商贩简直是穷寇猛追。以“投机倒把”治罪是商贩们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连农家自己饲养的鸡鸭猪羊拿到市场上售卖亦被干涉,许多乡镇和城市的集市被取缔。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历史已经给了答案。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各地激活市场、搞活经济的切入点,往往是政府鼓励摆摊和开店。1992年小平南巡后,笔者正在西北的兰州读大学,市场经济之风吹进这座内陆城市。一个周末,当时的兰州市长柯茂盛在东方红广场摆摊叫卖,我还上前买了双袜子。市长此举就是想在那座重工业为主的城市提倡小摊小贩。

中国的经济在短短四十年内,从民穷国弱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其实也没过几天富足的日子,一些城市就对引车卖浆的贩夫走卒很不客气。似乎没有街上的小商贩,这座城市就上了档次,就显得文明。认识何其浅陋也,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中国的日本、韩国,小摊小店很多,各个城市的夜市很繁华。

刘邦是沛县的基层小吏出身,对民间疾苦颇为了解。《史记》载“高祖六年,立大市”。这一年为垓下之战的第二年,大战过后,商业萧条,商贾稀少,朝廷在长安设立“大市”就是要鼓励商贩们活跃起来。汉惠帝二年,丞相萧何去世,朝廷派使节赴齐国征召齐相曹参进京接任。曹参临走前对继任的齐相说,“以齐狱市为寄,勿扰。”即叮嘱不要去干扰齐地的民间词讼活动和市场交易。接任者大惑不解,问他难道治国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吗?曹参向他解释,“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曹参所说的“奸人”是唯利是图的人,这是多数人的本性。没有包容性强的市场,这些靠做买卖的“奸商”们活不下去,那世道就乱了。汉初立国后,到文帝、景帝,皆采取“黄老之术”治国,即朝廷推崇“贵清静而民自定”。主张无为而治,掌握政治要领即可,因势义导不要作过多的干涉。遂有“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这个国策有了大的改变。

刚刚去世的“赌王”何鸿燊的曾祖父是从荷兰来到香港谋生的犹太人何仕文,他先是在一家银行做职员,后开了一家烟酒店才发家致富。民国初年上海的华商领袖虞洽卿,早年间从家乡宁波镇海县跑到大上海一家颜料店当学徒。当时的上海、香港,能够出现虞洽卿、何仕文这种穷小子逆袭的传奇,乃是因为两座城市很包容,有贩夫走卒、小摊小店的巨大生存空间。如果把这个生态破坏掉了,很难想象浙江一位乡下孩子能在亚洲第一大都市成为“财神”。

《红灯记》中有一段李玉和的唱词,表扬铁梅的能干:“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全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家人虽然艰难,但在工业区能够活下来,铁梅能“提篮小卖”功不可没。

李克强总理把市场比喻成“青山”,很精准。一座青山,决不能只有参天的乔木,而没有低矮的灌木和随处可见的小草和野花。如果因嫌弃灌木和花草而将其铲除,只留下高大的乔木,那么这座山一定会水土流失,最终乔木也无处可扎根,青山变成秃山。

保护青山上的灌木和花草,让其自由生长、争奇斗艳,应该是长久之计。如此才能青山常在,绿水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