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后疫情时代,“新基建”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潜力?

曹和平     

2020年06月11日 10:44  

本文24991字,约36分钟

【作者简介】 曹和平,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科遥感-航天科技”数字中国联合科研团队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区块链工程实验室首席专家、深圳市湾区数字经济与科技研究院理事长、中国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 本文根据曹和平6月10日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六十四期的演讲整理摘编。

(点击上图收看直播回放)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三群建设》,报告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及其竞赛格局,主要阐述疫情如何划分不同的时代;二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一群、二群、三群建设的逻辑图解及算力体系概念;三是我国基础设置建设和招商模式在四十年来的演变情况及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三群建设的试点案例。

后疫情时代大国数字经济竞赛的格局

第一个问题是“后疫情时代大国数字经济竞赛的格局”,这个大问题下又包含三个小题目:第一是各国疫情概览,主要分析各国后续的疫情变化。第二是数字经济的定义。数字经济中的数字是什么?我们会通过一些案例或实际场景的介绍和分析,为大家介绍两个基础性概念——数字替代经济和数字创造经济。第三是后疫情时代大国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竞赛格局。

01

后疫情时代各国疫情概览

先给大家看下疫情如今在各国的发展情况。这幅图是一个正态分布图,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随机变量分布最多的权重或百分比概率大概要达到90%-95%。大家可以想像,在任何一个国家,新冠疫情病毒在“离开宿主、寄生到人体内、继而在人群中爆发”的过程中,应当被视为一个随机变量。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疫情并不是“随机变量”,因为政府一直在对疫情予以控制。但实际上,大数定律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当两个随机过程合成,它的正态分布会更标准。所以,在一个上百万人口形成的国家实体中,新冠疫情的频率分布图大体上都会向正态分布而逼近。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是全球供应链上一个主要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当全球供应链都因新冠疫情而受到影响,一个新时代就很可能应运而生。

这张图描述了中国的疫情走势。中国新冠疫情爆发于1月23日,那一天,宏观层面出现了最早的响应——武汉封城。如果按规律呈正态分布的话,疫情曲线应该是很平缓地向上和向下,但为什么我们的曲线会这么陡呢?因为宏观管理的力度越强,疫情被遏制得越迅速,曲线就会下降得越厉害。大概到3月11日晚上,武汉的16个方舱医院均已封舱。这意味着什么呢?即每天新增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人数已经小于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治愈的病人数,医院已经能够腾出床位给新病人,所以方舱医院就用不着了。这一天也成为了中国全面控制新冠疫情的一个里程碑。

假设方舱医院需要再花费两天时间才能清理完毕,则从1月23日到3月13日晚上,中国大体上遏制住新冠肺炎病毒的时间周期约为50天。3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武汉视察并就新冠疫情后续阶段的工作进行了部署。

再来看韩国。韩国疫情爆发大概比中国晚了7到10天,其疫情走势和中国类似,也是突然爆发、但很快就被遏制住了。从统计学意义上来看,韩国疫情的频率分布和确诊人数已经越来越低,可以说疫情已经被遏制住。总体而言,韩国也是在大约50天之内控制住了疫情,所以在全球范围内,韩国对新冠疫情的防治也堪称典范。

日本比韩国晚7到10天爆发疫情,其疫情走势图更接近于正态分布,因为日本政府对疫情的治理力度小于中、韩两国政府。虽然同为世界供应链大国和物质产品生产大国,但中、日、韩三国的疫情走势却不尽相同。

再往南看,出东海、过南海,我们会来到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伊朗。伊朗大概有8200万到8400万人口,霍尔木兹海峡是其重要的物流港口。伊朗的抗疫情况可以作为重要参照,其疫情爆发大致比韩国晚两个星期,确诊人数曾经起起伏伏,到达高点又下行。三个星期的震荡过后,伊朗疫情又再次变得严重。今天早晨我看到新闻,伊朗疫情好像又攀上了第二、第三波高点。换句话说,从伊朗的案例来看,全世界各国的新冠疫情都有可能出现反复。以此类推,中国也有疫情复发的可能,所以疫情防控还不能完全放松。

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伊朗疫情会出现反复?这个问题其实比较难回答。我们可以这样想,穆斯林国家一天要祷告六到八次,且经常是一万、两万甚至是十万人坐在一起祷告,祷告时前后人群挤在一起,还要念祷告词。即使大家都能在祷告时戴上口罩,但由于教堂狭小且口罩对新冠病毒的防护力度并不强,再加上口罩可能存在不合格的现象,就导致疫情很可能会复发。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个猜测。

再来看意大利。我们可以发现,病毒出现后意大利的确诊人数很快达到高点,但疫情却始终没被很好地控制住,确诊病例数下降的速度很慢。因为意大利人很爱室外活动,政府所提倡的“宵禁”和“居家隔离”行动执行得很不好,所以从曲线的后半段来看,意大利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疫情管控情况远不如中、韩两国,甚至比日本还差一点。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意大利的疫情也在接近尾声。意大利的疫情曲线虽不像中、韩两国一样更趋近于“0”,但相对于其较大的人口和经济体基数来看,我认为意大利疫情已经基本处于“全面控制”状态,只要注意不让它二次复发即可。

意大利的北部就是欧洲大陆,我们先来看德国。德国的疫情走势图更接近于正态分布,和日本类似。从图中来看,德国也基本控制住了疫情。

沿着世界供应链主渠道,我们可以从霍尔木兹海峡进入红海、地中海,第一个进入意大利,随后到达欧洲大陆,进入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等。法国疫情的波动幅度特别大,但目前也算控制住了疫情。

西班牙的疫情防控也存在一定问题,直到现在还存在着反复的苗头,但也达成了“事实上控制疫情”的状态。

英国曾在抗疫初期引发“群体免疫”争议,从走势图来看,英国确诊病例数曾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后期也在逐渐下降,取得了较好的疫情防控效果。

最后我们来看美国。直到今天,美国的每日确诊病例数还在两万以上,总确诊人数已经达到183万,如果按照日增两万病例的速度继续发展,一星期后美国的确诊人数就将达到接近两百万。这样看来,美国对新冠病毒的防治可谓存在很大问题。全球不同地域内、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经济体内、不同人口规模的国家中,防疫情况最差的竟然是美国,这恐怕令很多人大跌眼镜。

我个人认为,此次疫情中美国和其他国家唯一有所不同的一点就是——总统特朗普所领导的管理团队。该团队对经济、科学的认识仿佛并不到位,这才导致美国的抗疫出了问题,问题主要出在领导班子上。这几天,明尼苏达州首府阿波利斯出现了“警察跪杀黑人”事件,抗议和示威活动已经波及到了全美70余座城市。天灾和人祸相加,对美国经济的冲撞比较大。新冠病毒的横空出世,实际上是对各国政府宏观管理团队的考验,也是对居民生活行为方式的检验。疫情暴露了各政府在紧急情况下的反应机制,有政府能凭借治理智慧和通力合作成功战胜天灾,但也有政府生生把“天灾”变成了“人祸”。

如果按美国3月13日爆发疫情来计算,以50天作为疫情管控周期的中位数,则美国大约应在5月3日左右达成对疫情的“全面遏制”,就像中、韩两国那样。但直到步入6月,美国的病例确诊数仍然维持于高位,这说明美国的新冠疫情爆发周期比中、韩多了10天到20天。现在看来,美国疫情极有可能到6月底才有望得到控制。

如果美国疫情要持续到6月底,则它的疫情持续周期就要比中、韩多一个半月,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失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在全世界处处“争第一”——技术最先进、经济规模最大、科研团队实力最强、医疗卫生条件也是全世界最好。但从此次疫情来看,美国仿佛“跌下下了神坛”。在后疫情时代,短期内美国可能还将是全世界最大、最发达的经济体,但如若再说美国在政治管理和文化叙事上最为先进,恐怕就难以令人信服。

我预测,未来全世界主要国家很可能不会再像疫情前那样视美国为“至高无上的偶像”。在文化理念、经济管理等方面,人们将不再毫无怀疑、不假思索地全盘采纳和接受“美国模式”。疫情结束后,中国道路、中国治理模式在世界上的地位将会上升一个台阶。

02

数字经济的定义

有关数字经济,我想给大家介绍两组概念:数字替代经济和数字创造经济。因为数字经济都要讲场景,我会大概给出两到三个场景。有了场景以后,我们就能大体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明白中国和欧洲、美国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竞赛格局、中心和前沿位置。

先给大家看一个数字单位——Byte(比特)。比特是一个数字量单元,大概相当于计算机要存储一个英文字母所需的存储空间。一页纸上大概有多少Byte呢?5000个;一首歌曲大概包含多少Byte呢?大概是4MByte,MByte比KiloByte大1000倍,一个KiloByte又等于一千个Byte。所以,一个比特和100万个比特的体量差距,大概就相当于一个英文字母之于一首歌曲。100万倍是什么概念?地球的直径是13400公里,半径是6700公里。地球到太阳之间的距离大概是1.5亿公里。换句话说,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大致相当于把一万个地球一个挨一个地排列起来。我们今天觉得地球与太阳之间显得空旷,但实际上一万个地球就能把地球到太阳之间的距离填满。MByte和一个比特也是如此,它们之间的差距是100万个单元,数字量惊人。

一部长达两小时的电影,要占据1GByte的空间也就是1000个MByte。这相当于10亿个(一个T)Byte。据统计,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所有文字信息录入电脑中后,所占空间是15个TByte,而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再往上走,一个PByte又是TByte的1000倍。美国邮政局一年处理的信息量大概是5个PByte。

对照中国的情况来说,如果14亿中国人每人手拿一本500页的书,加起来的信息量就相当于一个EB。截至2007年,人类自诞生以来总共存储了300EB的数据。这样看起来,EB已经是非常大的单位了,但比EB大的还有ZB。截至2010年底,人类所存储的信息总量是1.2ZB。而同时世界还处于飞速的发展之中,到五年后的2015年,仅中国一国的信息存储总量就达到了2ZB。可以说,从2010年到2015年,中国一国所增加的数字信息,是2007年人类信息存储总量的3000多倍,这充分说明数字信息的产出速度非常迅速。

我们需要清楚的是,自己正身处于信息爆发的时代。也许十年以后,一个房间一天内产出的信息量将等同于一栋大楼一年的产出。截至2015年,人类存储的信息总量大概为8个ZB,到2020年-2022年之间,这一数字或将成为100ZB。当然,也有科学家认为会是60个ZB左右,我只是基于对指数级增长过程的分析,又在此基础上加了40ZB。我预计到2022年底,中国一国的数字信息存储量将达到40ZB。因此,未来数字信息将处于“天量”级别,这有助于帮助大家进一步理解数字单元。

大家看一个场景。第一张照片是2005年罗马教皇登基时的现场场景。在罗马广场上,教皇面对着慕名而来的大批观众发表讲话。

第二张照片摄于2013年。七年后,新一任教皇上任了。大家再看,同样的场景下,迎接新教皇的是每人手上的照相机,还都是数码相机。

相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它有助于大家理解我下面要讲的一个概念。刚才我介绍了从小到大的数字单元,那么数字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过程又是如何?2007年,数码相机一问世就颠覆了原有的照相过程。此前,照相是把135胶卷和120胶卷放到两个尺寸不同的照相机里,要买一大盒胶卷、把照相机的后盖打开,再把胶卷放进去、合上相机。照相的时候,我们一摁快门,外面的透镜就会成像,光圈给不同的光通电,把透镜生成的影像落在后边的底板上。底板是胶片上面铺了薄薄的一层溴化银,氯气一遇空气就变成两个氯而“飞”走,银则会根据氯气的动力学机制而分散。由此,光越亮的地方,透过来的光通量光子就越多,力量就越大,银颗粒也就带得越多,原本的地方也就没有银颗粒了。就是根据这样的原理,我们才可以在暗室洗出底片,并把底片翻过来在照相纸上再次成像,从而产出一张和真人一模一样的照片。

换句话说,过去我们做出一张照片的成本大致包含两类劳动:1、照相的劳动,需要人拿着相机拍照、再把胶卷送到照相馆去,这其中涉及到运输、物流;2、洗相的劳动,要在暗室操作把照片洗出来。

有了数码相机以后,很多步骤都省去了。数码相机不再需要胶卷了,只要通过APP就能在手机上打开。照相的原理还是透镜成像,但不同的是,数码相机使用了光电转换装置,而APP则能将照相机的光电转化装置变成光电信号,再把光信号变成电信号。举例来说,假设我要照一张二寸证件照,尺寸是635行*635列,大小约是40多万个像素。40多万个像素要如何存储?就涉及到“电路连铸”的概念。使用具备两种熔点的晶体材料,能达成一个神奇的物理效果——材料在固体状态下能呈现出液体的特征,这就是我们手机上液晶屏幕的原理。有了液晶屏和数码相机以后,人们不再需要亲自到照相馆洗相,而是随手就能看到自己所拍的照片。

因此,今天生产一张照片的劳动成本,除了照相那一刹那外几乎所剩无几,最厉害的就是省去了胶卷。生产一张照片的主要原材料变成了数码成本“0和1”,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过程。原来的几大胶卷厂如柯达、日本的富士和我国的乐凯,在2007年前后慢慢地没有了生意。曾几何时,乐凯、柯达和富士牛得就像今天的百度、阿里和腾讯。

原先生产胶卷,今天用更先进的技术来生产胶卷,这样一个由技术进步而衍生出的过程,就叫做“数字替代生产”。这一生产过程所形成的经济业态,就叫做“数字替代经济”(The economy of digital Substitute)。我国媒体现在习惯于把“数字替代经济”叫做“产业数字化”,这是一种媒体和政策性语言,广大民众也习惯了这一说法,但其实真正的经济学过程还是“数字替代经济”。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概念。现在每个人手机里都存着非常多的照片,但在过去,只有富人家里才能买得起相册。去其他人家做客吃饭的时候,要是谁家能拿出一本相册翻看,是很有面子的事。既然消费的胶卷这么多,那么胶卷要如何生产呢?车床捕捉到镗,削、镟等工艺过程的数据,并把它输入电脑里,在车间的上下道工艺顺序之间传输。一个工厂里可能有几十个车间,生产出的半成品要送到另外一个工厂,需要用电子信息来传递,可想而知通道量得有多大。经过捕捉、扫描、成像、传输、网络、获取和行动反馈,信息流通量大到了不可出现的地步,这一过程就叫做“数字创造经济”(The economy of digital creation),这种新业态是原来完全不存在的。在媒体和政策性语言中,这一过程又叫“数字产业化”。

“数字创造经济”和“数字替代经济”合二为一之后,就叫做“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大体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两个成分都加进去,人们的意识行为会发生变化。我们再假定一个场景,比如我为什么会这么胖?因为我的血象三指数高。怎么度量血象三指数?我身上得有个度量单元。电源安在哪里?假定我的鞋后跟有一个压容电池,由于我的体重达到了170斤,那么我每走一步,就给地面压下了170斤重量。光敏装置即光伏板的传感率约为14%左右,一般压电装置的压电转换率在50%以上,按转换率20%来计算,当我一脚踩下去,我170斤中就有34斤的力量变成了电。假定我的鞋后跟和脚之间有连接片,电力就会到达裤脚。鉴于中国生产了全世界76%的鞋,如果鞋子要是能全部改革一下的话,那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十分了得。

再来看裤线,如果是传统的纤维线或复合导线,电力就会随着我的衣服来到这里,要是把手机放到这个位置,手机就可以自动充电了。很多人会问,那还要充电宝和线圈干什么?问题其实不在这里,而在于我身上带了一个测量血象三指数的手环或胸章,靠着我身上的电,它每间隔半小时或一小时就能把我血象三指数送到房间里的传感器,进而送到屋顶上。

假如我的房间对面就是北大医院,则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我可以传送过去一个电子信号,显示我的血象三指数达到了97(正常值是65),每半小时休克的概率是25%。又过了20分钟,血象三指数达到了99,我每半小时休克的概率上升为50%。这时如果家中没有其他人,而我又濒临休克状态,就会极度危险。但如果在那时,有人能设计出一个APP,每10分钟或每5分钟将我的心脏情况报送给北大医院的管理中台,那我就能得救了。说到这里,你是否会愿意将自己的账户绑定给这个“救命APP”?假设APP一个月收180元钱,一年“买十赠二”就是1800元,十年也才花费18000元,三十年才48000元。今年我已经63岁,三十年后我93岁。如果花费48000元,就能让我一辈子不用再担心自己的血象三指数,那我何不绑定一个账户呢?这就是一个神奇的现象。

21世纪,数字经济的秘密就是“绑定账户”。阿里巴巴现在掌握的账户大概有12亿个,而超过花旗银行的全世界最大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才只拥有5.21亿个账户。为什么?用数字经济创造账户比在线下用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来生成账户,成本要低得多。

大家想想,光血象三指数就要传输如此复杂的数据,要是心脏有问题呢?要是肝肾、骨骼出了问题呢?所以,当一栋大楼发出有问题的数字后,医院接收到数据并分析,就能得知某病人过去半年中血象三指数是第17类的,血液病是B类的。这样,医院就可从通用实验室里调出广谱类药物,配成一个专门针对第17类、B类血液病的特效药,可能会制成两粒大小为5克的胶囊。凌晨两点钟病人如果发病,医院只需派一架无人机飞过去,取药后再落回到屋顶即可。如果屋顶上能建设一个胶囊管道并配以公共密钥的话,则无人机只需输入公用密码就可将胶囊精准投入患者的房间之中。如病人居住的楼层较高,则只需一个重约10克的纸质无人机即可完成送达任务,患者只需在APP中轻轻摁键就能获得治疗。我本人曾在2013年休克过一次,进了301医院。经过当时的治疗,到现在我的病情就复发过一次,这说明合理的治疗可至少让患者在五年内保持健康。

不过,无人机飞行是谁来负责审批?飞行的航道是什么?执照怎么发?药又要怎么配?如何监管这一过程?北京大学约有一万个相关工作人员,每年收入是1800万,3到7个人负责数据库,租房及人工成本大概为300万到500万,利润有1000万到1200万。想想看,长三角地区一个年产值7-15亿元的工业企业,纯利润可能也就是这么多。

以上就是数字经济的两个场景,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情况,2017年我们的GDP总量是82.7万亿,数字替代和数字创造经济加起来是27.8万亿,占整个GDP的32.9%。2018年,数字经济占比达到了34.8%,因为那一年我们的数字经济成长了12.1%,数字经济加传统经济的平均增速是6.8%,所以传统经济的成长速度大概在3.5%左右。通过增长速度大家就能知道,到底应该做数字经济还是做传统经济,一目了然。

我在去年初预测,2019年数字经济的规模大约是96万亿,当时我们还是以12.2%作为预测指数,大概数字经济占比36.87%。但事实上,去年数字经济的规模达到了99.6万亿,数字经济的成长速度是21.3%,比我们预期的要高得多。根据这一速度来预测,到2027年也就是“十四五”结束的那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165万亿人民币,而数字经济的所占比重约为52.79%。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预测,到2030年数字经济将占据发达经济体整个GDP的62%。这样看来,我国数字经济占比到2027年达到52.79%,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数字。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既然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当中占据一半以上的比重,那么货币到底该用数字货币还是用现在的法币?需要注意的是,电子货币并不是数字货币,而依然是法币,它只不过是把法币给数字化了而已。真正的数字货币是什么?这又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现在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国都在“抢发”数字货币,这背后的问题也有很多,我们不再赘述。

总之,我来给数字经济下一个定义。什么叫数字经济?一是厂商用数码作为资源,并用对应的处理技术来完成生产,这是数字经济的生产过程。生产出来后要怎么办?会通过中间品市场的交易而被集成为复合品。经历了上述两个过程之后,产品才能抵达消费者市场,并最终完成消费。上述三个过程加起来所形成的综合性均衡收敛过程,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经济行为的总和,就叫做数字经济。去年,《经济导刊》在国内第一次从经济学角度定义了“数字经济”,当然工程学方面已对数字经济早有定义,但我认为那不是数字经济的经济学定义。

03

后疫情时代大国数字技术与经济竞赛的格局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新冠病毒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只有头发丝的一千二百分之一那么大。把它伸长后,大概是一个头发丝的四百分之一,所以要想看到新冠病毒,必须使用电子显微镜。现在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都是哪些国家在竞争?主要是中国、美国和欧洲,大家都在用数字来生产。但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新冠病毒那么小,病毒的数字三维成像呈圆球状,假设我们想象的疫苗呈现出树苗般的杆状,那用庄稼一般的疫苗去治疗球状病毒,可行吗?

而且,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时间很长,那要怎么做呢?国民经济体系内包含很多产业,如传统一类产业、传统二类产业、前沿一类产业、前沿二类产业。从这些产业的生产过程来看,传统技术加前沿技术的结合,使得生产过程越来越智能化。以手机为例,当我们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则这一功能属于传统产品的范畴,闹钟功能、收音机功能、看电视功能也都属于传统产品范畴。但手机的支付功能属于现代产品的范畴,因为只要其他人打开二维码,我在这边用手机上的雷达一扫描,手机就能将光纤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二网合一的绵密网络连接起来,他人的银行账户信息就能和我建立联系,200块钱就能划到我的手机账户内,我收到钱还能再给你点外卖送回去,这体现出了手机作为产品的前沿性。所以,当生产过程变得智能化以后,日常产品也就变得智慧化,生产走向智能化、产品走向智慧化,那管理就慢慢变成了网络平台化。

近几年来,北京产业增长十分迅速。早年看网易、搜狐、新浪、方正、紫光、联想,后来看百度、当当、头条、小米、滴滴,都在北京起家,阿里巴巴其实也是北京送出去的。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北京国民经济体系的构成,特别容易滋生出平台类企业。

当管理走向网络化,那么数字的生产、产品和管理、消费、交易就连接了起来,整个经济业态也就变成了数字智慧经济。目前各大国都在对传统经济进行升级,让自己的生产更智能化、产品更智慧化、管理更网络化,未来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将非常激烈。

大家都知道,我国中兴集团原来路由器卖得很好,其路由器包含3000多个零部件,但有600多个零部件采购于美国的80余家企业。美国方面曾经威胁要惩罚中兴,如果中兴不交钱、不改变治理结构,就联合其他国家的百余家企业停止向中兴供货。大家都知道,手机缺少一个零件都无法完成组装,所以中兴被逼无奈向美国的“国际执法”而屈服。然而,在中兴遭遇危机后,华为却吸取到了教训。如今美国也在制裁华为,但华为的底气就比中兴要硬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华为得到了我国整个经济实体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华为进行了更为充足的准备。

去年5月我曾去俄罗斯考察。俄罗斯的数字技术发展比中国晚10年,所以俄罗斯特别希望向中国学习,发展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以升级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但问题在于,俄罗斯没有中国这样庞大的市场,仅凭1.4亿人口很难完成这一过程。俄罗斯的俄语又和中文、英文具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俄罗斯发展数字经济难度较大。日本也是一样,日本有1.2亿人口,但国民说的都是日语,全世界说日语的人口总共不到两亿人,这就是一大劣势。与之不同的是,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如果都使用英语,就等于自己的数字技术通用语言完全依赖于美国。

在大国数字竞赛中,数字技术进步最大的前5个国家是中国、美国、欧盟、俄国和日本,还有一个“潜力股国家”就是印度。可以说,目前全世界大国数字竞赛的格局,就由以上6个经济体而决定,其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就是中、印、美这三个国家。数字技术横空出世后,印度在相关方面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因为其在数字替代和数字创造领域内享有“成本小、生产效率更高”的优势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较低密度,所以印度经济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潜力,我们需要对此做好准备。

新型基建三群建设及算力体系概念

01

数字基础设施进步主线

下面我们要讲的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一群、二群和三群的建设途径。这一部分是我们今天的核心内容,包含三个小问题:

一是基础设施的概念。什么叫基础设施?我们过去常把基础设施叫做“铁公基”,为什么基础设施建设叫“铁公基”呢?几乎没人回答得出来,今天我就来介绍下相关概念。

二是传统经济下基础设施八个单元的群落数。如果你知道传统经济里基础设施对经济的支撑作用,那么你大体上也能明白,在数字经济时代到来之后,其所对应的基础设施能够在经济体系中发挥出何种作用。

先看第一个概念——“铁公基”。我们所熟悉的立交桥、铁路、高铁、码头、大桥、涵洞等,都属于基础设施。已经建成的上海洋山港第12号码头没有一个工人,完全实现了自动化装配。杭州湾大桥、印尼马都拉大桥、中巴经济走廊的高速公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的汉托班港等,都是“铁公基”的一种。

基础设施包括“公、铁、高、高、港、桥、涵、隧”等,分别代表了“公路、铁路、高速、高铁、港口、桥梁、涵洞、隧道”。它们的用处分别是什么?当我们在平原上修建公路时,前面如果碰到山就要打一条隧道;出了山以后遇到河,又要修个桥;过了桥之后如果进入泄洪区,就得打个涵洞;出了涵洞如果遇上出河口或出海口,就要放一个港口。所以,“公、铁、高、高、港、桥、涵、隧”通过五纵七横、八纵八横等排列、组合,在中国国土上支撑起了无数个网格。

总体而言,网格与网格之间的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相差无几。北京处于五纵七横、八纵八横的一个网格里。在网格内部,人流、资金流、物流情况会有所差异,五环内和五环外,四环内和五环外的信息流并不相同,但放眼全国来看,五纵七横、八纵八横和四纵七横的“公、铁、高”网络,总体上大致趋同。过去五年间,很多人发现陕西省、贵州省、四川省、湖北省、江西省和湖南省的经济发展速度要快于沿海五省和三个直辖市,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公、铁、高、高、港、桥、涵、隧”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支撑起了一个个网格,并让信息流和资金流在网格之间传递。在新的基础设施网格内,内陆地区原来未被成功动员到的资源,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上获得了和沿海地区大体相等的动员能力,由此拉升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增速。

基础设施能够给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支撑作用。举例来说,世界互联网大会自2013年至今已召开了七届大会,在第二届的时候,世界互联网大会找到了北京大学,北大科技开发部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北大数字中国研究院,那时我任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去年初我发现,乌镇新开的楼盘已经可以卖出28000元/平米的价格,乌镇距离南京175公里,距离上海135公里,距离杭州110公里,距离宁波135公里,是长三角地区离大城市最远的一个城市。一个镇的房价竟然高达28000元/一平米,和南京、杭州等城内三分之一的楼盘房价差不多,这是不可想像的。当基础设施把人流、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渐渐拉平,城乡的资产价格也会被拉近,房地产价格是资产价格最典型的代表,这就是基础设施的秘密。

当城乡的资产价格被拉平,人们的身份地位会不会发生变化呢?当然会。假如我是个即将退休的大学教授,原有的房子在杭州城里卖1000万元,而相同大小的房子在乌镇只需要大概一两百万元,那我何不用一千万在乌镇的村里买一个四合院呢?从乌镇到杭州城内,高铁仅需二十几分钟就能到达。与此同时,乌镇不会给我这样的老头儿办户口,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当年就能在杭州落户。这充分说明: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正在发生变化,人们更愿到漂亮的特色小镇里生活,反而不愿意到拥挤的城里面去。当资产价格发生变动之后,生活成本的颠倒使得人们连带的身份地位也在变化,中国人口的大迁徙第一次出现。过去人口全向城里单向流动,而现在出现了城里一部分人向农村双向流动的良性过程,这就是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

我给基础设施的定义是:经济基础设施是指经济人之间共同分享使用的基础性、通用连接网络的总和,其中经济人包含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个概念有什么了不起呢?就在于共同分享。假定一个公路网络里能够盛放100万辆车,则当100万辆车没有盛满之前,进去一辆车的速度变快,效率就会提高,增加了一份收益,但公路成本还是那么多。拿网资源和厂资源相比,网资源的边际成本在抵达上线之前不递增,边际收益不递减,这违背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因为经济原理说的是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递增的成本和递减的收益这两点才能够交汇,交汇后才会有均衡价格,有均衡价格才能配置资源。可是,基础设施领域内并不能够形成均衡价格,因为边际成本不递增,边际成本不递减。在上限没有抵达之前,基础设施具有一种神奇的资产重复使用的效果。

以北大为例。假设北大总共能容纳10万学生,那么无论新生有5000人、8000人还是9000人,北大的成本都不会提高,因为图书馆、教室都不用新建,空座位就那么多。一个老师讲课,面前有100个空座位,50人来上课老师也是讲,再来50人也是一样。如果老师所讲的每一则信息都是有用信息,变成他的个人效应,则边际效应增加了,边际成本却没递增,这就是基础设施的神奇效用。

正因如此,我才将数字基础设施定义为“与数字替代经济和数字创造经济相对应的,经济人之间共同分享使用的基础性通用连接网络的总和”。这个时候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制造经济里“公、铁、高、高、港、桥、涵、隧”的基础设施网络和数字替代经济、数字创造经济所对应的网络是否一样?

基础设施网必须得全覆盖才行。1990年以后,中国“公、铁、高、高”四大基础网格单元在港口、桥梁、涵洞、隧道、枢纽设施单元的强化下,将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织成了五纵七横、四纵八横叠加连通的基础设施网格,逐渐配套成龙。

一日同城化让沿海和内地、都市和远郊在资源动员方面的差距大大缩小。2010年以后,国民经济总量成倍增加,基础设施的发展仅限于工业经济领域吗?不是的。有农业经济、有工业经济,还有数字经济。农业经济的生产工具是犁、锄头,以人力和畜力的动力机制进行生产。那农业经济的基础设施是什么呢?它本身比较弱,但只有中国在这方面比较强,因为我们自古就有流域治理,比如都江堰。古时,科举考试把最聪明的士大夫跨村、跨乡、跨县输送到了其他地区,使得不同县域、郡域都能进行流域治理,并发展出了水车技术。所以,中国经济直到1840年以前都在全世界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只是到1840年之后,因为我们先前的工业革命没有跟上,所以渐渐变得落后。

工业社会的动力是什么呢?不再是人的体力和牲畜的体力,而是化石、燃料、煤、石油等化石燃料。化石燃料和机器结合起来,形成了动力学机制。虽然人力和畜力劳动还在,但化石燃料的动力远远强于人、畜,这也导致经济学的动力学机制发生了变化。

由于工业生产在车间内进行,车间内上下道工业顺序把生产过程优化之后,就避开了太阳等季节性周期的影响,由此工厂得以持续生产,工业生产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你会发现,步入工业经济时代后,基础设施建设进步了。八大基础设施单元共同构成了群落,如港口群落、公路群落、涵洞群落等,形成了很多群。

02

数字基础设施的六代运营企业

下面我要说的是六代数字运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在过去20年当中,数字企业已历经六代发展,第一代、第二代数字经济仍然存在,第五代、六代数字经济也方兴未艾,只是它们都重叠在了一起。究竟是什么在背后支撑起了数字经济如此快速的发展?我认为,六代数字企业的迭代和发展,都是由基础设施的进步所带来的。

最早的第一代数字企业就是互联网门户网站,又叫“Internet General Information Websitegateway Website”。我们都知道网易、搜狐、新浪分别是北大、清华和电子科大人成立的。现在,腾讯每天放到网上的新闻信息量是2.1万亿,这还只是腾讯一家。如此海量的信息,我们要如何从中精准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如果搜索信息必须要从一个门里进去,那我们要从这个门进去,还是从别的门进去呢?这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当时需要一个门户网站,让大家能够进入数字信息世界里。2015年之前,网易、搜狐、新浪的红火程度,就跟今天的百度、阿里和腾讯一样。

第一代数字企业为什么会出现?这事关一个技术进步的秘密。我国在1987年实现了互联网光纤技术的突破,所以武汉建设了光谷。光纤技术取得突破后,原来打电话所需的粗粗的电话线,被薄薄一层的光纤所取代。以北京2000万人口来计算,技术进步前要准备600万路粗电线,能把地底下都挖空,但光纤出现后,如果把无线电的频率放开,仅需600根光纤就能满足城市需求。地下光纤互联网实现互通之后,中科院的联想电脑、清华的紫光电脑、北大的方正电脑都可以被连接在一起,极大提升了办事工作的效率。就好比过去我们沟通只能靠写信,写好信放到邮箱里,送到广州三天,等再回信可能都已过去一星期了。但现在我们发一则200字的文字信息,只需在APP上一键传送,从北京到广州可能仅需要三秒钟。我们来算一笔账,原来写信写半个小时,150个小时(一星期)才能到,150小时相对半小时来说是300倍,这说明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数字传输的速度提高了300倍。所以回头来看,门户网站的出现其实是数字光纤基础设施互联网取得突破的结果。

网易、搜狐和新浪等企业,享受到了第一代数字技术进步的好处。随后百度出现,搜索引擎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为什么会出现百度这个企业?因为90年代的时候,鼠标和跨区、跨境、跨国的光纤互联网连接在一起,输送数据、批处理数据的速度就像高铁从35公里/小时提速到350公里/小时一样,实现了巨大的飞跃。

搜索引擎到底是什么样的企业?原来的它算是一个信息物流公司,因为网上的电子信息没有重量,只要入网传输过去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只有信息物流,没有运输物流。而百度是个物流公司,线下经济有成千上万个物流公司,为什么线上就只有百度、搜狗、头条和阿里这几家物流公司呢?因为我们之前没搞明白,数字物流即搜索引擎的业态比较稀缺。这就是二代数字企业,它们的崛起是因为鼠标和光纤连起来了,是批量基础软件连接起来的结果。

除百度外,还有淘宝、唯品会、京东、当当等企业,它们都可被称为“第三代电商”。京东的创始人是人大的,淘宝创始人是杭州师范学校的,人大、北大、杭州师范等算是文科学校,这说明当市场连接起来后,理工类高校不见得会更具优势。

淘宝上目前有1500万家商铺,如果一个商铺需要三个人来打点的话,它提供的就业岗位就是4500万人。今年,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上提出要向全社会新增供给900万个就业岗位,而仅淘宝一个企业就能提供4500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淘宝动员到的是“边际成本不递增、边际效益不递减”的平台性资源。现在淘宝上面的旗舰店叫天猫,音译自“T Mall”,天猫上又有15万家旗舰店,加上淘宝的1500万,商铺数量非常可观。所以这次新冠疫情发生以后,阿里收集到的健康码数量达到了12亿个,虽然阿里还未将健康码商业化,但日后要是每个健康码都能对应一个账户,就又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其他企业恐怕很难再有活路。

第一代数字企业是门户网站,因为有了光纤互联网;第二代是搜索引擎,因为鼠标和跨区、跨境网络变得绵密;第三代数字企业是淘宝等电商。1997、1998、1999年成立的联通、移动和电信,在地面上达成了“50公里一基站”,如果无线基站之间去噪音的传输程度逼近于有线光纤的清晰度,人们就更愿意用移动终端而不是固定终端。因为50公里内就有一个服务站,所以把它叫移动蜂窝基站互联网,其实连接起来和光纤是一样的。移动互联网带来了12.6亿K个终端。对于生意人来说,是用移动还是用光纤?银行和央企主要在用光纤。用移动互联网的必须得是行为软件而不是流程软件,而银行、央企等以流程软件居多。就流程软件而言,即使用了移动互联网,也是模拟移动,而不是真正的形成移动。所以移动互联网厉害的原因是它把经营方式和全国移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连接了起来。

目前,美国全国共有32万个基站,而中国共有702万个基站。最近我们向国电建议,国电有550万个超高压电塔,如果上边能把华为的5G基站挂上,那我们国家就又多了五百万个基站。如果我们能够再建50万个国家所需的核心关口基站,那么中国在5G基站方面就将彻底超越美国。可以说,我们在5G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美国快得多。总之,阿里能够成为第三代电商是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进步飞速。在这方面,欧洲、日本、俄罗斯等落后于中国,很多在国外念书的中国留学生也曾提到,美国有些小区甚至连通讯信号都不通。

互联网领域内还有一个代表性企业——今日头条。我不相信大家有人会不用头条。头条成立不到八年,总共吸引了14亿用户(包括抖音),这一成绩属于南开大学的毕业生张一鸣。目前,头条的账户数比阿里还多,同时还没上市。根据一级资本市场的内部评估,头条系的市值和员工数均已超过阿里。这充分说明:不改革、不跟上时代,企业随时都有可能会落后。

小米其实更厉害。小米是一个生产性俱乐部,而头条是专注于新闻消费和娱乐短信息生产的俱乐部。滴滴是我们从美国学过来的模式,这就是我国第四代电子信息企业。头条、小米、滴滴的缩写名称合起来是“TMD”,和反弹道导弹的缩写一样。第四代电商的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技术进步呢?就是APP。

每个人的手机上都会有无数个APP。单个APP并不厉害,但APP一旦成功配套,就能形成基础设施般的作用。好比人身上的关节、手腕、肩关节、腰椎、脚踝,每个都充当了连接身体功能的一个节点,APP也是一样。APP的大规模出现是基于智能终端即手机的出现。如果光纤互联网是信息互联的话,手机的出现就预示着“移动互联网+APP”变成了万物互联,扫码就能付钱,这就是智能引导下的万物互联。

既然第四代电子企业已经实现了基础设施的互联,百度、阿里、腾讯等移动互联网企业做得也比美国好,那我们还需要再建设什么?APP我们也有了,什么才叫“新基建”呢?还是以医院为例,医院要把患者的血项图呈现出来,需要十亿个像素大小的成像,比我眼睛1.44亿个锥体细胞形成的像素还要大。另外,我国的“无人驾驶”出租车也已在长沙试点运行,行程少于250公里不收钱。当然,这与当初滴滴的补贴模式大同小异,当顾客形成消费依赖之后,商家就不会再免费提供服务。

技术的进步能把图纸和很多东西连接起来,后果就是信号的传递变得非常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可能在你想进入房间之前,房间里的桌子就能知道你要来,当桌子、椅子、房屋和其他硬件连接起来一起向第三方传递智能信息的时候,一个第三方智能过程就在外围出现。互联网从万物互联向智能互联过渡,平台企业背后数据库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加深,这就使区块链得以出现。

其实比特币是一种智能虚拟货币,有自己的智能软件,不同于还需人类操作的智能手机。比特币有一个激励机制,就是每挖矿四年时,先挖出来的可以打包。八年前挖一个矿是五十块钱打一个包,五十个比特币,一个比特币两万美金,那就是一百万美元。现在打一个包大概要六个比特币,也相当于十二万美金。如果矿级够格的话,大概一个月就能打一个包。在全世界范围内,比特币网络系统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到今天还实行匿名交易制,它就像病毒一样在网络内部自由生长。比特币的出现,标志着互联网可以第一次不依赖于人,在比特币的挖矿系统里,人甚至不是主导,只要做好第一次顶层设计,写好白皮书,人在里边就相当于只是“充个数”。

这样的技术进步也催生出了另一种企业。OFO、摩拜、小蓝都是做自行车的,自行车原来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是政府在做。摩拜等之所以能进入这个领域,就是因为互联网向智慧互联过渡。如果继续过渡的话,信息量根本不够,所以光纤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还得加上卫星互联网,“公、铁、高、高、港、桥、涵、隧”以后还会出现光纤网、移动网和卫星网。卫星网得铺多少层呢?在四万公里高空,我国的北斗卫星等其实就给出了两个信号——坐标信号和数字信号。无论你几点几分几秒钟在北纬或东经的几度,卫星都能知道你在哪儿。因为星座卫星才给出两个信号,所以通讯卫星就有很多,在四万公里到三万六千公里这四千多公里的位置上,布满了通讯卫星、导航卫星、定位卫星、摇杆卫星。星座卫星是两三个编队,卫星是一个编队,两三个编队是一个编组。两三个编组是一个星座,两三个星座是一个星宿,两三个星宿是一个星垣,两三个星垣是一个星河,两三个星河是一个星系,两三个星系是一个星态。

当初马斯克最早说要发射1300颗卫星,大家都觉得他疯了。去年我们国家发射了60几颗卫星,是全世界最多的一个国家。听说马斯克要发1300颗卫星后,很多决策专家都问我们团队:现在每个省都在发卫星,这是不是跟原来的首钢、宝钢一样,是一种重复性建设?当我们讲了这个道理以后,国家的决策层也非常从善如流,大家才明白星系向星态的过渡是数字经济必备的基础设施,和702万个基站是一个道理。谁能想到,马斯克从1300颗卫星又进步到了年初的四万颗,美国政府也计划发射六万颗卫星。

03

六代数字企业呼唤中枢外围拓补数字网络

当移动互联网、光纤互联网向卫星互联网过渡,基础设施就实现了三网合一,从“公、铁、高、高”等过渡为“网、网、网”,但还没提出“星通导定摇”,因为通讯卫星、星座卫星、导航卫星、摇杆卫星这五层卫星其实已形成了一个星态。另外,60公里到100公里出现了一个平流层,其速度在30公里到400公里之间波动,就像我们坐300多公里/小时的高铁还能打电话一样,五六个飞行器可同时在平流层里乱走,只要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都没事。但它可能会提供一个基站,带上一吨到两吨重的铁疙瘩。两百公里下边卫星就只剩下几十公斤、一百斤,信息通量很有限。但二十公里的地方就在我们自家的房顶上,因为飞机最高只能飞16公里,所以20公里以上的平流层内,飞行器丝毫不受影响,带上去的吨级的铁疙瘩,立马就能把流量费用清零,这就叫做“网网网星通导定摇”。

网网网星通导定摇器关站对应的是数字经济,刚才说的六代数字经济企业在迭代过程中所需要的对应基础设施,我把它叫基础设施二群。

既然数字基础设施二群出来了,那一群是什么呢?就是要对原来的“公、铁、高、高、港、桥、涵、隧”进行数字化升级,我不讲这一块,因为这一块现在已经比较成熟。

二群是网网网星通导定摇器关站,所以两会在讨论数字基础设施的时候,有人说发卫星,有人说建基站,有人说建数据库。而我们北大中科摇杆航天科技这个科研团队,把数字基础设施二群用十一个单元连成的一种网络给连接了起来,这种网络有三个特征:

一是绵密性。“公、铁、高、高、港、桥、涵、隧”把960万平方国土面积织成一个网格,网格和网格之间是很宽松的。要是网网网星通导定摇器关站再叠加在“公铁高高港桥涵隧”上,又自己相对独立地成功配套,就能使信息传递和物流变得更具绵密性。

二是低时延。网格一绵密,反馈的时间就越“低时延”。

三是高通量。美国在5G方面已经渐渐与中国拉开了差距,于是想实行跨越式战略,直接迈过5G进入6G。5G在一米波长之下,有时到达毫米级,而毫米级就是微波武器了。既然5G发展得没有中国好,美国就想干脆直接研发光子通讯(6G)。

光是可以传递信号的,美国人想跨过5G直接发展6G,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过去我们追赶美国的时候讲究“跨越式发展”,跳过一个发展阶段去赶超美国,现在没想到他们也搞起跨越式发展战略了,中美的位置互换了。但对于中国来说,还是稳扎稳打好,按部就班经由4G、5G向6G过渡最好。当基础设施二群叠加在数字化升级的基础设施一群“公铁高高港桥涵隧”上,就能够向六代数字经济企业所需的基础设施交出完美答卷了吗?还是不行。

我最后讲一个概念——星通导定摇器关站。在原来的传统经济大车间流水线内,模块化的“公铁高高港桥涵隧”形成了全国五纵七横、八纵八横、十纵七横的“公铁网”,但在地球表面,原来的基础设施网变成了一个球体,地球表面的小球变成了四万公里半径的大天球,所以天量数据是有其合理性的。

建设这个有什么好处?假设我们在四万公里以下设定一个长、宽、高坐标,把坐标的绵密度定为0.1毫米。如果我给全世界70亿人都公平地分配一个地址,一毫米分十个地址,我们就会发现:美国人用根服务器来制裁中国,向其他国家发动网络战,在这个概念下边就变成了“茶壶里的饺子”,因为现在根服务器就在这一条线上,给定位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球体。当技术足够进步时,甚至能克服住某些人“想打仗”的想法,所以网网网星通导定摇器关站的二次基础设施群,对数字经济是致命的,而中国已经建设了一半。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提出要进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我们这堂课就是以半理论的形式来告诉大家:一个全景式的数字基础设施二群是什么,一群又是什么。

04

新型基建三群及算力枢纽体系概念

数字基础设施有三群吗?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简单点来说。我们在开车时会开着GPS导航,如果你要走一条小叉路但车却开过了,那还能退回来吗?答案是不能,因为车辆自己不能向高德中枢运算的总部反馈信息。但如果汽车前面的两个灯不再是照明灯,而是像我们的手机一样可以扫描,就能扫描图像传回去,这样高德地图中枢就能提前改变汽车的行进路线。如果汽车边缘的单元有算力,中枢运算就会得到极大的节约。

中枢运算和边缘运算一旦连起来,就形成了TOP结构。在球体里碰见TOP的话,运算速度会特别快,算力能保持高度节约,因为它能够像人一样地去互动。那时,整个经济中的实物会比人类在有些领域还要灵敏得多,就跟现在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比人要快一样。数字中枢运算和外围运算合起来形成一个TOP,这十个产业单元就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三群,在光纤网、移动网、网网网星通导定摇的下面,会出现我们说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据计算、数据存储,还有智慧城市、公共安全、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智慧医疗。

三群是否有理论基础?要说进展的话,我们现在的网网网星通导定摇还不够完全和完满,一号卫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发射的,二号卫星是2011年发射的三颗,现在天上一共有四颗卫星在为我国提供国土资源信息。一扫描过去,裸露空间还有很多,并不绵密。所以不能说网网网星通导定摇器关站我们已经建了50%,其实可能只建了30%都不到,这是基础设施一个最重要的领域。

基础设施二群的完善,是我们短期内的重要任务,它对经济有什么影响呢?绵密性使得网格的反馈性传输更具灵活性,低时延和高通量成为标配,可计算化数据和瞬时反映使得网络具备了五种神经传输过程的智能特征,智能网络因此出现。与主流经济对应的新基础设施功能变得整体性机率可解,指的是数字基础设施三群。与日俱增的数字通量将会由现在的“海量”向“天量”规模升级,地下光纤互联网、地表移动互联网和天空卫星互联网在“空、天、地”意义上实现“三网合一”。当然,现在来看还是各干各的,但以后必须得整合,数字高速通道网还要对应第三方平台如百度、阿里、腾讯、头条、小米、滴滴等。

如果把国民经济体系想象为登台阶的过程,那基础设施一群“公铁高高港桥涵隧”就处于最底端;基础设施二群“网网网星通导定摇器关站”就是“干”;基础设施三群则是“云”。一群是基础层,二群是骨干,三群是边缘层。基础设施三群在二群和一群之间叠加在这个位置上,才是接头的传感器。数字基础设施三群有十一个单元,这里就不细讲了,十一个单元有十一个产业链群,有大科学家和超一流团队,有执行团队,还有实验性操作系统、开源支持产品、开源流程和软件。市场上的“鸿蒙”和苹果都是操作系统,再加上第三方市场平台群,这十一个单元才形成了中枢外围运算的基础设施单元。三群相叠加,就达成了中国整个经济从大车间流水线模块化生产向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初级阶段智能生产,并向数字基础支持下的高级阶段智慧经济过渡。

1978年我国GDP是3334亿,2019年这一数字变成了69万亿,名义上的GDP增加了289倍。这代表了什么呢?主要是基础设施一群建设完成,人流、资金、物流、信息流被拉平。如果基础设施一群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二群也建设完成(现在建了一半),三群的建设速度领先于世界,那中国经济总量可能会比现在要高出五到十倍不止,预估可以达到280倍。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潜力无限,对中国经济增长抱有悲观情绪是不合时宜的,他们没有看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发展潜能。

基础设施三群其实是算力体系,这次在两会上也被纳入国家重要发展战略。这一体系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一是圆理念;二是产业链(核心科学家团队);三是材料和晶圆;四是芯片设计、实验室放样群;五是工业级产量(板具、家具、模具的小批量生产);六是集成和封装(台积电等企业所做的事情);七是操作系统孵化平台(也是台积电、联发科、中信国际在过去十年主攻的战略环节);八是开源平台(这个我们一直没有做知识产权专利);九是开源,代码算法流程平台;十是市场级操作系统(这个任务本应该是联想做的,但后来竟让生产路由器的华为捷足先登);十一是第三方市场群(厂商组建的市场群)。这十一个产业链的核心环节连起来,就形成了数字基础设施三群,它能够使得中枢外围运算变得切实可行。

国家招商模式40年演变及前沿案例介绍

下面我说一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四十年来的演变历程和试点案例介绍。过去我们建基础设施都是“铁公基”,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我从来没有把“铁公基”序列化,今天这堂课最大的进步也是把“铁公基”解读为“基础设施工业顺序下、核心单元连接闭合后支持国民经济体系升级和换代的一种绵密性、低时延、高通量的通用基础设施连接网络群”,这是这堂课的一个贡献。

基础设施三群现在到底还有没有人在做?有,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主会场乌镇的互联网广场旁边,座落着世界互联网大会和北大航中科研天科技共建的一个园区,占地88亩,它距离广场大概不到70米远,就是一条马路的宽度。园区设计了一个地面关口站,大家看不见,但它包含了我说的晶圆等十个产业链。刚才我们讲到产业链的意义,如果你有空、天、地一体化的数字商业根服务器,又有一个第六代数字智能商务平台(智慧商务平台),比第五代要进一步,那么每一个增量数据出现一个交易数据,就是存量数据。在资产意义上配对,得有超级搜索平台,形成配对以后,在资产交易时又必须得有一个中央顶层账户经济系统,互开结算账户,把资金和市场分开,让生产交易过程和资金流动性配置过程变得绵密和无缝连接。谁负责支持这个过程呢?是一个中枢外围的算力数据中心,以及一个平台托管公司,所以产业链其实早已在园区里内置。

四十年来,我国的园区发展由加工区、保税区、经开区、产业园区、高新产业园区进步到贸易区、自贸港,园区产业链的成长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将天上的卫星、平流层的游空飞行器和地面的关口站、园区连起来,是一个实景想象图,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把大工业模块化和流水线的地球表面生产拓展到了地球上方四万公里的开球空间中去。开球空间的生产指的是,未来人类可能左手带着地球,右手带着月亮,左手带着火星,右手带着金星,实现四个星球的一体化生产。届时,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就会走向大工业和大车间经济。所以,现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事务交往方面的政治和军事单边主义、技术上的惩罚主义,事实上与人类技术进步所指引的方向背道而驰。希望中信大讲堂和中信基金会所主办的“中国道路系列讲座”,能够给予国民充分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希望我的这堂课能够为“中国道路系列讲座”贡献一份知识,送出一份智慧的礼物,谢谢大家!

Q&A

主持人:非常感谢曹教授的精彩演讲,我们在评论区收到了很多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最终只能选择四个问题请您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您刚才提到数字经济的秘诀是绑定账户,那么要如何有效保护个人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呢?

曹和平:这个问题问得真好。数字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方便之处是各种各样的信息无缝连接,但后果是什么?是使得人们似乎变成了透明人。数字经济下,人们是否没有了隐私?在信息经济学上是不会的,按道理说陌生人之间最容易进行信息屏蔽,因为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就像男女之间谈恋爱,经济学上也讲究两个技巧:一是信息屏蔽(Information Shielding),指表达出的东西和传递的信息屏蔽了某种信息;二是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其实,以后管理数字信息的时候,只要第三方监管部门保护私人隐私,用数字屏蔽和数字披露信息技术参与到数字信息确权、登记、认证、托管、评估、授信、资源及互换的流程中去,人们的隐私就能够得到安全意义上的保护,同时交往所需的信息又能得到高效的传输。所以,夫妻关系其实互相保护了对方的隐私,在良性的夫妻关系下,夫妻之间是无所不知的,这种心灵相通的关系,就是未来数字经济第三方平台和隐私保护机制的内在秘密所在。

主持人:谢谢您。第二个问题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近期央行也对外透露正在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试点工作,我们该如何认识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呢?

曹和平:这个问题提得太漂亮了,其实央行的法定数字货币示范区规划,是交给我们团队来写的,落地是在苏州的相城区,我后天下午也会跟苏州市政府来进行对接。央行的法定数字货币是什么意思呢?我有两个概念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经济上的货币有两份,一份叫外生货币,一份叫内生货币。什么叫外生货币呢?今年经济下行,央行要发一万亿的债,我们不算2.6万亿的财政赤字,仅就一万亿的债而言,是央行代替财政部来发的这个债,央行向市场丢出了一万亿的债券。而后,老百姓或经济人会用一万亿的货币把债给买回来。换句话说,市场上的货币就少了,从里边拿到了外边,这就相当于央行发了一万的债,消费者拿自己的积蓄去买债后又把流动性放回到了经济活动中。如果你认为流动性是货币的话,央行的债其实就是外生货币。

还有一种比这更外生的货币,是把储蓄变成货币放到流动性里去,流动性的货币增加了,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增加,但央行认为今年要增发一千亿的货币,纯粹是由经济外围向经济内围流动,这就叫外生货币。按理来说,法定数字货币应该属于这一部分,但最近央行和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在数字货币示范区里实验发行的货币,却是一种在央行和银行间市场之间进行交易的货币。这种货币不是M0也不是M1,M1应该是商业银行的成熟货币。

换句话说,此次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实验性非常强,意思就是先不让数字货币参与到政策领域里边去。只在央行的一级货币市场和银行间二级货币市场需求货币的时候,借票据的意义而发行货币,并不在任何经济活动中创造外生货币。

今后,人民币法币和数字法币可能会双轨运营并行一段时间,最后出现并轨的现象,我非常认同这种示范方法。但是央行应该明白,法定数字货币如果要在国际上和天秤币或其他币进行竞争,就一定要创造M0货币,这种M0货币不是国内的M0货币,而是全球的M0货币。要是不创造这个的话,我们就会在世界核心货币的竞争中输掉一局。

主持人:好,谢谢您。第三个问题,有数据显示:过去八年的全球数据生成量中,中国数据规模年负荷增速全球第一,高达41.9%,欧洲是35.1%,美国则是31.9%,对此有人认为以新基建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所依赖的数据红利将取代人口红利,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优势之一,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曹和平:这个数字还真是特别振奋人心,跟我刚才的观点在内在上是一致的。我更愿意把数字红利看作是数字工程师红利,因为如果没有高端技术和数字技术人才,数字就会被扔到数据库里闲置起来,也许一辈子也见不了光。举个例子,十多年以前,我们国家有很多发明都被放入了档案室里,一辈子都晒不着太阳。如果没有一组开发式的人才把数字资源开发出来的话,数字红利的优势是体现不出来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数字资源就好比地底下的矿产,而工程师就像海洋上的通道,要有资源,也得有人去挖掘它。要想获得数字红利,就必须先获得工程师红利。拿工程师红利和我们过去的人口红利相比,人口红利是人力资源的体力劳动红利,而工程师红利是人力资源的脑力劳动红利,只有二者叠加在一起,才能获得真正的数字红利。

主持人:好,谢谢您。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的“新基建”会受制于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吗,还是说新基建有利于突破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状态?

曹和平:现在看来,我们只在三到五个领域内存在被“卡脖子”的现象。举例来说,如果美国不向我们出口芯片的话,那华为就会步入一个艰难期,虽然华为现在已经可以自主生产芯片,但问题在于华为对芯片的需求量特别大,要是美国立马断供的话,华为组织起自己的芯片生产产业链还需要较长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其他竞争者就有可能填补华为的市场,导致华为失去再生产的机会。这种“卡脖子”的技术,是产业链的沉默成本技术。所以有关部门应该注意华为在这方面的损失。

第二个“卡脖子”的技术就是光刻,现在看来,一些内部信息显示,光刻难题和芯片难题一样,都有望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第三个“卡脖子”的技术存在于操作系统。我个人认为操作系统的问题比较大,因为中国人缺少基于行为的软件设计能力,在开源、信息平台、源思想等领域处于劣势,但中国的强项在于市场。换句话说,我们有买方市场,买对方65%的芯片,对方把我的市场拿掉,难道这65%的收入不想要了?所以我们应利用买方市场的比较优势和具有核心技术的产业链上游的市场优势,来进行贸易谈判。

在被“卡脖子”的领域里,我们应当积极引导良性互动,而不要参与恶性互动,出了问题也不要害怕。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即使受到伤害,蛰伏期也就是一到三年,至多三、五年时间。不过,恶性互动的后果可能是世界会出现双轨制,假定美国有一套标准,中国有一套标准,则我们应该团结欧洲。美国强不是他自己本身强,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的科学家都跑到了美国,甚至把实验室都搬到了美国。我们要和亚洲其他国家以及欧洲、非洲、南美洲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坚持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一个国家奉行单边主义、要卡其他国家脖子的时候,也许不是伤敌一千自损一百,而是伤敌一千自损三千。这种游戏我们不要怕,应该要有底气,也许人类经济需要迈过一个坎儿才能走向团结,而这个坎儿需要我们和全人类一起跨越。团结全世界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进行技术攻关,才是我们应对“卡脖子”技术的底气所在。

主持人:再次感谢曹教授的精彩演讲,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我们的讲座预告会在中信基金会微信公众号推出。谢谢大家,再见!

曹和平: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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