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昆明的“神童”引起公众关注。
2019 年 12 月 17 日公布的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名单中，来自昆明市某小学六年级的陈某某以“C10orf67 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为题，获得生命科学类小学组三等奖。该课题的介绍文字中提到“C10orf67 基因”“结直肠癌”“细胞周期”“药物耐受”等关键词，并提到了“基因敲低”“转基因小鼠”以及“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动物模型、临床样本分析”等研究手段。
网友纷纷表示不敢相信，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就能做这样的研究。有业内学者指出，这更像是一个硕士水平的课题，甚至是博士课题。后因舆情发酵，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经调查发布声明：该获奖项目学生的父母为研究所的研究员和副研究员。
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科研人员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安到孩子身上并送去参赛拿奖屡见不鲜。只是昆明这位六年级的学生冒顶父母的科研成果到了匪夷所思、罔顾常识的地步，才一眼被人瞧出破绽。有人追问，这么一个高大上的科研项目只是获得三等奖，不知道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一等奖的项目，该是多么高深？
此事让我想起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的一个情节：逍遥派的掌门无崖子逆运“北冥神功”，将自己七十余年的功力，注入到虚竹体内。虚竹这个年轻的丑和尚一夜之间就成为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现实中这样的神话当然不存在，做父母的无法将自己的学问顷刻传给儿女，但是能让儿女顶替自己的成果，来获取利益。
以此种方式获取的利益主要是升学。我国各地的升学，小升初主要是学区划片电脑派位，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主要靠考试。但在这种主要途径之外，有一些“变量”存在。一些知名的初中可以直接录取一部分“特长生”而不需要电脑派位；一些重点高中和名牌大学则给“特长生”加分或通过自主招生优先录取。“特长”主要包括文学、艺术、体育、科技等方面。这也是许多孩子并不热爱音乐，却被家长逼着钢琴考级的原因之一。
陈姓小朋友这样的“神童”不仅在科技界存在，文学界、体育界、艺术界亦不少。如一些作家替自己未成年的儿女大幅修改文章或者干脆亲自操刀，再利用自己在媒体圈、出版界的人脉，让儿女小小年纪就著作等身，自家儿女在升学路上藉此一路绿灯，在竞争中有着超过同龄人N个身位的先发优势。而“文学神童”比“科技神童”更难露馅。
这样做是以造假的方式获得利益，对其他小朋友是不公平的。父母爱儿女是普遍的人性，愿意为儿女的成长铺路，乃人之常情。从道德上谴责这种行为没什么用，也意义不大。种种在电脑派位或考试分数之外的升学“变量”被人利用，应该受到批评并作出反思和改进的，是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
人们有个大致印象，恢复高考的前些年，重点大学中来自农村或城市贫民家庭的学生比例较高，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重点大学中的贫寒家庭子女的比例却越来越小。这种变化值得警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基础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穷人家难以负担的因素，但笔者以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以前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升学的标准比较简单而刚性，就是凭考试成绩，且教学和考试的内容比较窄，老师把课本教好，学生把课本学好就行，没有那么多课外辅导资料和课外补习班，也没有种种“特长”的加分和优先录取。如此，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与现在相比小得多，穷人家的孩子凭着聪慧与勤奋，能够弥补学习条件上与家境优渥者的差距。
提倡素质教育当然是好事，也有必要。但是，如果升学指挥教育的这个基本格局不变，所谓的素质教育会在实施过程中变形，成为另一种应试教育，徒增家长的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使家境贫寒的学生处于更不利的地位。穷人家的孩子，哪有钱去学钢琴去考级？进足球学校？也没有父母疏通关系让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各大报刊上，更不可能像昆明那位姓陈的“学二代”那样，小学六年级就有博士生水平的科研成果。穷人家孩子只能苦读加裸考，才能改变命运。可现在，苦读和裸考受到考试之外的“变量”之挤压愈发严重了。
今天，我们评价延续近1400年的科举考试，喜欢用“僵化”这个词。说科举僵化，主要是指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相比唐、宋两朝的科举考试，明朝和清朝的科举的重大特点是限定考试内容和文体。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文体严格限于八股文，应考者不能发挥个人见解。所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出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每股必须有排比对偶的语句，一般是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八股文成为一种考察写作技巧的文字游戏。
八股文的弊病早就有人指出，但两朝近600年为什么一直坚持呢？有人说这是统治者以此来束缚读书人的思想，那么明、清以前的朝代，难道统治者就无法控制知识界了？其根本原因是这个考试办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让贫寒士子和富家子弟的差距不至于过大，给穷人家孩子以起码的上升通道。
“四书五经”的总字数约44万，科考命题又以“四书”为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加起来53000多字。勤奋而聪慧的寒门子弟，把“四书五经”背个滚瓜烂熟也不是什么难事，如果能找到一个差不多的老师指导一下“制艺”——即写八股文的技艺，加上悟性和刻苦，在科考场上便可与富家子弟一比高低，未必能落下风。假若科考的内容扩大到十三经，甚至到二十三史、《资治通鉴》《老子》《庄子》等等典籍，说起来冠冕堂皇，有利于考察士子的知识广博程度，可多数穷人家孩子几乎不可能拥有这些典籍，读书应考的成本剧增，那么科考会被富裕人家的子弟垄断。曾国藩出身于湖南湘乡县一个小地主家，在当地尚属殷实。他在二十六岁那年第二次会试落第后，绕道南京回乡途中，才借巨资购得一套二十三史。他做了翰林后在北京一位朋友的书房，第一次看到《归震川（即归有光）文集》，大为艳羡。
八股文的命题范围和考试问题被严格地限定，照样能考察出考生的记忆力、分析归纳能力和文字水平，一大批寒门子弟通过这种考试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这个制度也一定程度地维持了社会阶层的流通。比起八股取士的僵化问题，是利大于弊。
笔者无意将现在的升学和古代的科举进行简单对比，但我以为有些道理是相通的。有关部门在制订一些政策时，不应只着眼其理想化的效果，如以为增加学生文艺、体育、科技素养等“特长”的权重，能促使学生改变“高分低能”的状态。其结果很可能是非但没有消除应试教育的弊端，反而加重学生的负担，使穷人的孩子更处于弱势。这就与教育公平的目标愈行愈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