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疫情“黑天鹅”仍持续搅动着世界经济格局，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亦处于提质增效、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这一背景下，如何看待抗击疫情与保就业、促增长之间的关系？宏观经济政策应如何发力？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几何？在7月3日举行的“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货币政策等，进行深入剖析，展望新形势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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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否真的没有GDP增速目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未明确指出GDP增速目标，这是否意味着2020年中国真的没有经济增长目标？在余永定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一方面，没有GDP增长目标，所有重要的经济指标和都无法或很难制定，各种政策也无法协调。
另一方面，从已公布的其他经济指标中，或许可以找到关于GDP增长目标的线索。例如，依据赤字规模为3.76万亿，赤字率为3.6%，可推算出GDP名义增速目标为5.4%，若GDP平减指数为2%，那么GDP实际增速则为3.4%。
同时，依据新增就业900万这一目标，按照以往的统计数字，可估算出就业增长率为2%，若知道就业弹性（即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经济增速应增加几个百分点），就可算出GDP增速。
余永定指出，通过政府已公布的多项增长指标，再考虑到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率应该不会超过1%，可最终估算出2020年实际GDP增速应在2%-2.4%之间，名义GDP 增速应处于3%-3.4%之间。
因此，“2020年中国没有GDP增速目标”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他援引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的观点指出，“客观上它（指GDP增长指标）的内容已经融化到相关指标当中，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当中了”。
经济政策应着重刺激需求扩张
下半年需进一步加码基建投资
在余永定看来，从去年下半年至今，中国经济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疫情爆发之前。当时学界激烈辩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否应该“保6”，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第二阶段为抗疫纾困阶段。随着武汉封城，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供给方，产出水平急剧下降；进入第三个阶段，疫情已得到基本控制，供给能力得到恢复，经济开始复苏，有效需求不足再次成为主要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需求能够得到足够的扩张，使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够尽可能的回到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所允许的水平。”他强调。
那么具体而言，经济政策该如何发力，才能真正有效地刺激需求扩张？
余永定分析认为，根据1-5月的统计数据和一般经济学原理，假设2020年消费增速大致等于GDP增速，且净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为零，第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零，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5%、43%和1%，根据上述假设，消费和净出口对2020年GDP增长的贡献共计为1.87%。这样，为实现3.4%的名义GDP增速，资本形成应该对名义GDP增速贡献1.53个百分点，而这又意味着2020年资本形成的增速应该为3.56%。由于数据阙如，只好用固定资产投资概念代替资本形成概念。
在假定第二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于2019年第二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情况下，可以估算出，为了实现3.56%的年增长速度，在2020年下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应该达到17.3%。
由此余永定提醒，若假定房地产投资全年增速可达5%，制造业和其他投资在下半年增速达10%，便可推算出基础设施投资必须达到相当高的双位数才能保证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对GDP增长提供足够增速贡献。
“从目前的数字来看，达到这一增速是比较困难的。当然，由于缺乏可靠的统计数字，我们不得不依赖许多假设，因而这只是一种仅供参考的分析，我们还需等待2020年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
脱离经济增长谈稳就业是“缘木求鱼”
要大力完善失业保险等社保体系
在低调处理GDP增长目标的同时，“保就业”成为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就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中国目前条件下，就业增长难于成为宏观调控的纲，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宏观经济指标是以就业为分母的。”余永定表示，“就业统计是所有经济统计数据中最不可靠的数据。由于中国目前失业状况的复杂性，统计误差可以是数以千万计。2020年很难根据新增900万人就业岗位的目标的完成情况，来调整中国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节奏与力度。”
因此在余永定看来，脱离经济增长谈稳就业无异于缘木求鱼。脱离了经济增长的新增就业只能是新增隐性失业，会导致人均收入下降，并易滋生腐败。
他进一步指出，就业问题只能通过两个途径解决，其一便是提高经济增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应成为各类“保就业”政策的首要着力点。但需要注意的是，“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有一定余地，但很难说到底有多大，毕竟第三产业不一定为劳动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大概率是萎缩而不是扩大”。无论如何，若能通过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完善资源配置等，最终实现就业的增加，经济增速也会有较大的提升。
“李克强总理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这是完全正确的。发展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发展=增长Plus。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但增长还不等于发展，光有增长还不够。因此，说经济增长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基础一点也不为过。”余永定再次强调。
解决就业问题的另一途径是完善社会保险体系，通过收入再分配使失业者得到基本生活保障。目前，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保体系，尤其是失业保险体系，使其更好地帮助失业者和隐性失业者渡过难关，尤为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指出，当前中国失业保险体系存在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失业受益率”过低，即领取失业金人数占失业人数的比例太低。例如，2018 年我国调查失业率是 4.9%，失业人数是2130万人，但年末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只有223万人，仅占失业人数的10%多一点。
第二个问题是参保受益率偏低，领取失业金人数占参保人数的比例持续下滑。2004年，我国参保受益率是4.0%，当年末领取失业金人数是420万，参保人数是1.05亿。到2018年，这一比率降到1.1%，当年领取失业金人数223万，参保人数2亿，14年间参保缴费的人数增加了1倍，领取失业金人数减少。也就是说，十多年前有1亿人参保，其中有200多万人受益；十多年后，参保人数增长至2亿人，但还是200 多万人受益，等于参保受益率下降了约一倍。前几年中国就业形势较好，但总不至于只有200多万人需要领取失业保险金吧？
第三个问题，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越来越多。现行失业保险制度下，交钱的人越来越多，领钱的人群规模变化不大，于是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逐年增加，2004年余额仅为400亿元，到2018年增加到5800亿元，14年里增加了超过13倍。
（图/视觉中国）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共计2600-2700万城镇劳动人口失业，按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说法，期间领取失业保险金和一次性生活补助金的人员合计只有237万人。
在余永定看来，上述情况匪夷所思。“建立政府抗疫纾困专项基金以应付紧急情况，特别是为了抗疫而做出牺牲的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是完全必要的。”他指出，“但必须看到，我们的社保体系还有很大改善余地。即便我们完全战胜了本次疫情，失业问题还会长期存在，为了解决使全社会能够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让现有的社保体系更好地发挥作用。”
谈及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余永定认为，目前应坚定不移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打破“赤字率=3%”的禁忌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超过预期，政府在两会期间公布的财政预算恐怕仍然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跌的幅度。由于财政预算是根据中国GDP名义增速可达5.4%这样一个前提制定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中国GDP的增速可能低于财政部这一预计。这样，中国的财政收入就可能会低于政府的预计，如果财政支出不变，中国财政赤字就可能大于预计水平，增发3.76万亿元国债就可能不足以覆盖公共财政赤字。在继续坚持原订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就可能需要增发国债。
总之，2020年下半年中国财政压力可能明显上升。届时，央行就有可能实行“中国式QE”，对冲财政赤字造成的挤出效应，支持财政扩张。
“应该吸收教训，旨在刺激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主要应该通过财政发行国债解决，而不是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向银行借钱来解决。在以财政出资为主的前提下，也应该充分动员社会资金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目前并未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中国依然有贸易顺差，这些都说明中国是可以依靠国内资金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
余永定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关口。如果应对得法，中国将进一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反之，则可能陷入停滞。“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要被种种传统观念束缚，要敢于创新，大胆试验，新冠肺炎是巨大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事在人为，只要政策正确，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光明。”他表示。
（“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经济导刊》主办，是面向社会的公益性讲座，旨在探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传播践行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目前，已举办6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