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形势下，新冠病毒已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确诊人数不断增加，疫情防控形势愈发严峻。疫情不仅对全球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及工作生活带来重大影响，也对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巨大冲击。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于3月5日晚间开展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线上直播，主题为“博疫论——疫情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以下研究院创始院长李稻葵就相关热点给出的专业解读与政策建议。
疫情特征及对经济社会的短期影响
对于这次新冠疫情，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与2003年的“非典”不同，它的传染度非常高，但致死率相对较低。SARS的致死率达到10%左右，这次是1.4%—2%，还取决于健康情况。这次的疫情影响持续时间或许相对较长，其未来的主要影响可能存在于社会心理层面。
基于这一基本判断，我们在一个月前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政策应对得当，这次疫情对经济增速的负面冲击是可控的。具体说来，如果第一季度能够基本上恢复正常，疫情能够得到控制，对全年GDP增长速度的压力是-0.17%；如果第二季度能够控制住，则是-0.36%。现在看来，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判断。
总体来看，我们可以把这次整个疫情分为三个阶段，目前我们正处在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是医学方面，在医疗健康体系里集中精力严防、严控。现在是三月初，从各项指标来看，疫情在逐步地向好，（病患人数）在全国范围内（湖北和武汉除外）能够得到控制。二月份的主要工作是在医学层面上、传染病的控制层面上打赢阶段性战役。
第二阶段的关键是复工复产。现在看来，复工复产在制造业、建筑行业、交通运输行业进行得相对不错。但是，复工复产的关键问题主要还是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比如金融、会计服务、审计、高等教育，基本上还能通过互联网、高科技方法进行。如果复工复产做得好，能大大地减少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它的效果会比任何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来得更及时。
第三阶段，基于医学的专业判断，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社会心理的修复。我们判断这次疫情不可能像“非典”一样，数字马上归零，（即便）中国的数字比较好了，但美国和欧洲的数据可能不太好。我担心到了四月份，在正常的理性行为前提下，老百姓的消费心理发生变化，还是不太敢出街、去餐馆和旅游，不太敢恢复到正常的社会交往中去。
因此，第三阶段如果能够走得比较好的话，对全年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应该说就能够有一个保障。打个比方，这次疫情犹如三场考试，现在正在考第二节，第一节考的是数学，现在考的是语文，三月份到四月份更艰难地开始考外语了，那个时候时间会比较长。如何能够让百姓更加理性、更加科学地应对和看待这次疫情可能是一个难点。这次的主要影响是传统服务业，比如旅游、餐饮等，对网上购物、网上会议、网络教学，反过来是一个促进作用，影响不是很大。
为了顺利通过第三场考试，社会科学工作者、政府、科学界、医疗界应该共同努力，一定要讲科学。比如说，对于一个平时身体情况不错的中年人或者青年人，能不能通过临床的数据，给出证据，看他染病的概率是多少，被传染上的概率是不是比老年人或抵抗力弱的人要低一点，如果他染上病，死亡率和被治愈率是不是和老年人完全不一样。这方面要完全基于理性和科学，逐步地跟社会沟通。医学上讲循证医学，基于证据，这方面的证据越多越好。
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展望
再过五、六年，当我们回头来看这次疫情的时候，会发现它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拐点。从学者的研究角度来判断，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将会是政策取向的一个拐点。
在疫情爆发前，世界上已经开始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即过去几年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似乎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是最近一两年，尤其是2019年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在我们研究者看来，主要出现在了需求侧，尤其是长期的需求不足，反映在住房、汽车等方面。总的来讲，我们的需求面是不是应该摆上日程了？事实上，中国经济有四亿人口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消费的生活水平，迈入了中等收入的人群。很多研究推算，我们还有十亿人口没有坐过飞机，还有很多人没有坐过高铁，这十亿人口如何能够更快的迈入中等收入人群，这恐怕是未来10-15年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任。如果这十亿人里面，通过我们政策的努力，通过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努力，再有四亿人口能够进入中等收入人群，我们将有八亿中等收入人群。届时，我们的内需和最终需求会非常坚固，中国经济的抗压能力会非常强大，中国很多的企业规模也能上升，研发的资金也能上去。这可能是一个政策思考的拐点。
与此相关，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恐怕不是简单的降低杠杆率。中国经济整体上讲，宏观储蓄率比较高，是美国的三倍，宏观杠杆率相应地就应该高。日本的储蓄率比我们低，杠杆率却比我们高。在这个高杠杆背后应该有一个流动机制，不良的资产通过正常市场经营能够退出去和排出去，新的杠杆能够上来。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地说去杠杆，而是应该注意调整杠杆结构，优化杠杆质量。这是一个政策思路的改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
这次疫情对于世界格局恐怕也是一个拐点。比尔•盖茨讲这可能是百年来最大的一次疫情，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格局也面临百年未遇的变化，两个百年未遇的大变化放到一起，肯定是一个拐点。这个课题应该留给后人好好地研究。
关于需求侧的管理，有一点非常值得强调。我提到的需求管理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不是短期内靠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的逆周期调节。我说的是通过各种各样深层次的改革，释放我们的长期潜在需求。比如说，大量的企业能否就放在二、三线城市，这样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在自己的省会城市，或者在自己的家乡附近就能够打工并实现城镇化，所以城镇化将是下一轮的一个新的增长点。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们的高杠杆率还会持续，只要能够不断地清除不良杠杆，就不是大问题。总的来说，关键还是需求的管理。
疫情终会过去，经济终会反弹，但是反弹力度多大仍不确定，这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心理的修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当前潜在的被压抑的需求有多大，这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恐怕也是我们的一个短板。2019年已经出现了这个情况，我们最终的需求不足。相对而言，我们的生产能力比较充足、供给能力非常强，例如很多生产汽车的行业，一两个星期之内就能生产口罩。我们现在缺的是潜在的、长期的、有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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