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上市医药公司牵手两年多后，宣布分道扬镳。
2020年7月7日，步长制药（603858.SH）公告，退出与九州通（600998.SH）一起成立的合资公司。他们曾携手进军连锁药店，可十年之约戛然而止，合作还没走过三年。
步长制药将持有的湖北步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下称“湖北步长九州通”）51%的股权转让给九州通。此次分手双方的直接损失并不大，但对两家同样寻求转型的医药巨头来说，绝不是一次愉快的尝试。
决绝转身，步长制药公开了湖北步长九州通的惨淡业绩，2020年1月-3月收入0元，亏损106万元；2019年收入25万元，净利润亏损282万元。
何以分手？一位接近九州通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合作之初的预想是，九州通可以凭借步长制药丰富的医院资源，拓展药店业务。但是医院处方流出动力小，药店的生意不如预期，步长制药的医院资源也没有跟上。
患者手持医生开具的处方到医院外的药店去买药，借此切断医院与药企利益输送，不但是推动医改者所希望看到的，盯着的药企也不少。
恒瑞医药、正大天晴，以及向大健康消费转型的白云山等，纷纷试水。三大药品流通国企，国药控股、上海医药、华润医药也都在此领域布局。
7月15日，国家发改委等13部委联合发文鼓励互联网医疗，探索处方互认制度。新冠肺炎疫情下，在线问诊暴增，加速了处方外流，这让药店看上去越来越像一门红火的生意。
可现实不够理想。“扎堆投资后，大家很快就发现处方并没那么容易流出来。就算药房收益不理想，也少有人退出，这是大趋势，都不想错过风口。”康泰企业管理咨询零售药店部负责人陈军告诉《财经》记者。
图/Unsplash
疫情加速“分手”
随着步长制药的撤出，全国各地的“九步大药房”可能要改名换姓了。九州通也改变连锁药店发展计划，“我们暂时不定目标，做成一家发展一家”，九州通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前者是从西北起家的中药明星企业，拥有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和医院资源。后者是地处湖北的医药流通巨头，有着高效的物流管理和深入终端的药店资源。这段合作从一开始就引起关注，却也一波三折。
2017年12月1日，步长制药和九州通宣布联手进军医院药房托管业务。药房托管，类似“药房外包”，是医院将药房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交给医药公司。
这样做是为了应对“药品零差价”，这一规则要求医院按照进价卖药，不仅不能挣钱，还要承担药房的运营成本。因此，医院将药房“托管”出去才划算。“当初以为这是一次市场洗牌的机会，不能错过。”九州通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说。
然而，医院又想出一招——收取“托管费”，这有以药养医之嫌，于是药房托管还没有红火起来，就被监管层迅速叫停。
湖北步长九州通只能随着政策调整方向，转而做专业药房。专业药房更需要医院处方带动，客户主要是从医院分流，倾向于销售医院药房没有的药品，以及还没有被纳入医保的新药，多是针对慢性病、疑难杂症和特殊病。
湖北步长九州通最初的商业版图规划，就要覆盖全国31个省份。2018年9月，公布计划投资42家“九步大药房”，平均对每家药房投资不超过200万元，均持股60-70%。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突降，2020年1月-3月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亏损106万元。并且，“随着这两年医保带量采购、打击商业贿赂的力度加强，政策对处方外流的驱动力已经不那么迫切了。”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俞卫对《财经》记者说。
截至目前，企查查数据显示，湖北步长九州通共投资成立21家“九布大药房”相关公司，其中有6家已经注销。
无论九步大药房的前景如何，九州通选择了留守。九州通相关负责人解释，“我们要迅速在一个城市所有二级以上医院周边开设院边药店，整合当地的院外处方药品市场，因此前期主要是迅速开店及收购药店形成规模优势，暂时还未产生药品等经营收入。”
步长制药决定彻底抽身这项“尚未全面开展”的业务。对此，步长制药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暂不回应。
处方外流像“挤牙膏”
“没有医生的处方分流，很多DTP药房会垮掉。”一位广东药师说。
DTP（Direct to Patient）药房，是专业药房的一种，有的开在医院内，也有的在医院周边，患者凭处方购买。在处方外流火热的2018年，一间这样的药房一天能接待几十个病人，而其所依附的医院门诊，一天能有1000多病人，可见分流出医院药房的处方占比微乎其微。
“即便药企的营销团队非常强大，但处方外流是在动医院的利益，不是某个科室的医生就能左右。”陈军分析。
步长制药近两年销售费用均超过80亿元，2018年在Wind医疗健康版块高居第三位。但在零售业务的首次试水中，步长制药并未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布局零售多年的九州通，在2003年就成立好药师大药房，并在2010年转为线上B2C药店，专门设立处方药事业部，但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拓展一直缓慢。
明明现在医院卖药挣不了多少钱，为何大家还是没有等来期待的处方外流浪潮？
公立医院不愿放出处方，是由于可通过其他形式从药品处获得收入。国家卫健委发展研究中心药物政策研究室主任傅鸿鹏此前对《财经》记者介绍，好处之一，可以长期占用的流动资金——占用药款。一家医院账上的占用药款可达几亿甚至几十亿元，这支撑了大量三甲医院、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等的扩建、发展。细细琢磨药品流通企业财报，无一例外应收账款多。
而“承担药房的运营成本，对大的三甲医院来说难度并不大，尤其是手术量大，可以医疗服务平衡总收入的医院来说。”一位药店行业从业者说。
尽管监管层的施压手段不断升级，处方外流却如同挤牙膏一般。
现在考核一家医院，药品销售收入不能超过总收入的30%，还有医保控费限制支付总额等，这让一部分处方开始往外流。更兼国家药品带量采购，明确约定公立医院的回款周期，不得拖欠。
这些措施已经略见成效。艾昆纬咨询数据显示，2018年零售处方药销售规模突破1300亿元，占零售药品销售近50%，同比增长6.9%。
疫情“引流”能否长久？
新冠疫情改变用户习惯。“疫情后去医院买药太麻烦，要提前几天网上预约挂号，门诊楼外排队快一个小时才能进去，各种登记、检测体温。”哈尔滨的王璐（化名）6月在医院经历了一次漫长排队之后，决定改去药店买高血压药。
然而,随着公立医院逐步恢复问诊，有多少顾客能够沉淀下来？
“同一种药，医院卖的进口原研药，有医保报销一片约1元。家门口的药店不能用医保报销，还是国产仿制药，一片是1.2元”,王璐想等过一阵医院防控措施简化了，再回医院买药。
药店的药价一度比医院还贵。随着第二轮国家带量采购药品落地，相关品种平均降价幅度达到53%。
“药店也想跟进降价，可是拿不到同样低的进货价，反而流失了一部分顾客。”武汉市一位连锁药店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大品牌连锁药店开始显现优势，部分供应商同意区域降价。自2019年底，一心堂、老百姓大药房、大参林等连锁药店宣布带量采购品种价格下调，实现与医院“同药同价”。
带量采购产生的影响只是短期，且品种有限。“药店老板们对带量采购等政策还有期待，希望短期的利益折损，能够等到这一轮医改带来医药分开，迎来宽广的处方外流市场。”陈军说。
在武汉疫情最紧迫时，曾紧急授权100家重症慢病定点零售药店（下称“定点药店”）为医保试点药店。定点药店可以买到通常只允许在医院销售的药品，且医保报销，在特殊时期负责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乙肝等病人的用药。7月1日试点结束。
“在国外，很多药店也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病人提供初级医疗保健服务，转诊等。”傅鸿鹏对《财经》记者说，处方药具有高风险性，需要提供药事服务，引导患者合理用药。如慢病患者用药，需根据病情动态调整，这需要成熟的药师队伍。
在取消定点药店试点后，武汉市计划同步将门诊重症慢病用药下沉到基层医疗机构。武汉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举能推动慢病人群适应分级诊疗，在配药问题上不再形成去三级医院就诊的习惯，至少能将基层的开药门诊做实。
破除壁垒的技术方案被寄予互联网医疗。以疫情为契机被快速打通的医保线上支付，已经在湖北、北京、深圳、浙江等多个省市落地，借线上问诊实现电子处方流转出医院又多一分筹码。
“其实打破人们对线上问诊的认知壁垒是最难的，既包括普通患者和医生的认知，也包括政策制定者的认知，疫情是一次机会。”一位资深互联网医疗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如银川市，此前曾为互联网医院开通医保支付，但是由于用户习惯、报销比例、操作流程等问题，并没有因此产生超规模的用户增长。
7月15日，在贵州省铜仁市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测试版本上线。多地尝试过类似的处方共享平台，患者在医院看病后可凭借电子处方到药店取药。
值得注意的是，同在7月，福州市的区域互联网医院平台上线，就实现患者诊疗信息数据共享，包括所有诊疗、用药等情，账号互通、余额共用。不过其覆盖的机构仍然是公立医院，包括37家市县属医院及174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慢病患者在社区取药，也可以有医生问诊，处方流向药店的驱动力确实不强。但随着医院收入与药品的利益挂钩切断，这个巨大的市场还是留给企业很多机会。”俞卫说。
(张利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