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应梁建章先生的观点之前，特别要向很多没有看到前几篇讨论文章的读者说明，我的观点是，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也是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
从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放宽到现在的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是一次较大的政策变动。而且，未来出生率继续下降的话，很有可能会放宽到全面取消生育控制政策。但是，放宽和取消了生育控制政策，不等于就会转变为鼓励生育。因此，目前的人口政策重点应该是用有限资源提升人口质量和改善人口结构。
基于同样事实可以得出不同结论
在前几轮回应梁建章提出的问题时，我发现，有些讨论已经进了死胡同，很难再继续下去。因为基于同样的事实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例如，我提出国家对于人口公共服务能力的问题。梁建章则认为，人口是纳税的基础。但他忽略的一点是，如果城镇人口大多处于中低收入水平，也就是说很多的人收入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之下，另外还有一部分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尚没有得到充分解决，国家还要下大力气解决他们贫困和收入增长问题。这些城镇和农村低收入人口，何谈他们是税收的基础？
再有，梁建章举出一些发达国家人口密度高的例子，但是回避了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特点。即一个国家的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个国家创新能力就越强。因此，考察一个国家的人口状况，更应该切入的角度是人口结构状况，而不是简单看它们的人口密度和数量。至于如何提高人口质量，重点是国家公共服务能力是否满足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我曾举出日本农村人均占有资源比中国多的例子，以此来说明日本因农村人口少而可以增加人均占有资源的优势，梁建章则认为正是因为日本人口多，而能够被转移出去，所以才可以导致农村人均占有资源增加。但他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已经完成，有限的人口数量可以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吸纳。一个国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是有限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已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目前来看，已经很难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这说明中国对这部分劳动力的吸纳已经达到了一定极限。如果中国未来要达到日本人均占有耕地资源的标准，还有将近2亿的农业人口需要转移。更何况，中国还面临着如何解决近3亿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
梁建章举了大量发达国家的例子，来说明科技进步可以解决人口就业问题，但没意识到这只是在一定人口规模下才可以做到。比如，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人口结构显然与中国不同，他们可以利用最好的公共服务条件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到美国就业。同时，美国也在限制大量低收入国家的移民进入。从最近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就可以看出，美国并不希望人口无限制增加。
会出现“人口危机”吗？
除了梁建章，我最近还看到不少热衷于教科书的人口学家举出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人口越多越好，还担心老龄化的加深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压力，以及从出生率下降推导出所谓“人口危机”。
显然，部分人口学家只是从数字的角度来看待人口问题，而没有看到人口与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联系。如果就人口谈人口，而忽视了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质量、劳动力就业、国家财政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等问题，确实容易得出，甚至放大“人口危机”论。
按照联合国总和生育率低方案计算，中国到2050年的人口仍多达12.94亿。在这一规模下，中国可能仍然会面临着就业困境。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永远保持在两位数，一位数增长接下来会是常态，甚至会降低到5%以下（图1）。经济增长率的放缓会直接影响就业（图2）。到2050年，中国仍然要解决6.71亿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就业水平虽然可以提高，但是如果要达到现在美国人均月工资水平（约3622美元），中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当下的月平均工资（约979美元）需要提高近3倍，如果按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约564美元），则需要提高5倍多。届时中国将面临双重压力：要解决相当于美国就业人口3倍以上人口的就业问题，还要使平均工资比现在提高至少3-5倍。这能够做到吗?
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拿日本目前的人均收入（近3000美元）或者欧洲国家（比如德国4000多美元）来比，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外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的发展是否如此乐观，有能力做到在国际上一枝独秀？
图1:2000年－2020年上半年GDP增速变化
图2 2000年以来我国就业增速与外出农民工增量
很多人认为，未来中国人口结构面临的最大压力是老龄化。他们认为，因为会“未富先老”，所以要生出更多人口，来供养越来越多的老人。但显然这是一个悖论。
首先，老龄化问题是不是危机，不能仅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因为高福利化政策，使得发达国家无法承受日益增长的养老金支出。日本的养老金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33%，已经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由于财政按照高标准过多地负担养老金，导致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解决其他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因此，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需要我们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但即使到了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达到28.3%（联合国低生育率方案预测结果），我也不认为就会出现很多人担心的老龄化危机。原因在于人均寿命的延长，将会给社会带来以下几种变化。
一是老龄人口生命周期增加的同时，老龄就业能力也会提升。即使现在，老龄人口也提供了大量的家庭劳务支持，是另一种就业形式的存在；二是服务业在就业结构中上升到主导地位之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大幅度下降，半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就业大幅上升，使得老龄人口还可以继续承担一定的社会劳动，当然前提是社会仍然具备分充足的就业岗位；三是老龄社会的消费潜力还有待提升。老龄社会将会带来巨大的服务业需求，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结合老龄社会的出现，养老产业的发展也会成为一种新型的产业机会，而不是像很多人所担心的，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都是负担；四是老龄人口未必一定需要增加子女供养。在现今社会，社会上有一大批“啃老族”，那到底是年轻人养老人，还是老人养年轻人？五是中国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例如法制化或者是道德体系的建立，形成家庭和谐的共生机制，来解决将面临的老龄化社会难题。有关老龄化的问题我还会在之后的文章中进行专门讨论。
不仅是梁建章，还有一些人口专家经常提到所谓的“四二一”家庭结构。认为这种家庭结构会对未来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虽然在中国的城市曾经存在着一大批“四二一”家庭结构，与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不能把这种结构放大到全社会，毕竟中国还有农村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对于他们的生育政策相对要宽松得多。
从总人口来看，农村户籍人口占将近三分之二，他们并没有完全实行“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绝大部分少数民族也没有在严格限制之列。将“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套用到14亿人口，显然是对中国的生育政策和人口结构还是不甚了解，特别是缺少对农村情况的了解。显然这些专家们应该深入社会基层去了解一下实际情况，而不是站在人云亦云的角度，或者是拿着教科书的观点来评价中国的人口问题。
文明的冲突源自资源占有的不均衡
很高兴梁建章谈到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而且把人口和文明问题结合起来。确实如此，对于人口的认识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否则就不可能得出更为清晰的结论。
人类的文明，并不是在一个和平增长和发展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从人类诞生开始，文明的冲突就是源自人口对资源的占有。远古和中世纪以至于当代社会，人类都并没有超越这个规律。
首先要看到，文明的冲突导致了战争的发生，随之而带来的文明融合，也使得人类经历了科技进步，经历了资源开发和有效利用，并带来了供养人口能力的大幅度增加。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人口越多，人类不平等的现象就越来越残酷。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不平等都导致了贫富的严重分化，财富将继续被少数国家和少数集团占有和控制，这将是长期存在的过程。
其次要看到，任何文明体都不是空洞的形式，体现在现实中是以国家和民族的方式存在。因此，在对资源的分配和占有中，一定会出现国家之间的不均衡。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多的人口、更低的效率和更低的人均水平参与竞争，还是以优质的人口结构、更高的效率以及更高的人均能力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份子，我们无法改变人口过多的现实，同时还要参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当下中国特殊的体制优势，使得我们可以通过集中优质资源解决重点问题，以此来提高竞争能力。而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如何整体提高14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保证收入的稳定增长。在这方面，会是更严峻的挑战。
作者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编辑：朱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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