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际形势变化很快，关于逆全球化的言论也很多，逆全球化这个说法我不太赞同，我用的说法是全球化2.0时代供应链的发展趋势。
关于全球化的趋势我起了一个名字是再全球化，不是逆全球化。外界、业界、学界讨论逆全球化的现象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先来总结一下有什么因素造成目前的现象。
逆全球化现象产生的原因
首先，全球化的本质源于分工协作与全球资源优化的经济规律。工业聚集的地理选择本身也是在不断调整的，在调整的过程中看到一些现象会以为是逆全球化，但其实只是背后的经济因素在起作用。
二是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在疫情发生之前，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就有剧烈的影响，中美进出口量在不断地在下降。
而现在很多在华跨国企业实施“China+1”的布局，意图在为未出口到美国的东西寻找第三方国家。
总而言之，中美贸易战只是中美之间的事情，况且这个因素将来还会有变数，因此这个现象本身并不能看成是逆全球化的大趋势。
三是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健康安全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之前在讨论全球价值链的时候没有怎么讲到国家经济安全，也根本没有考虑到国家健康安全的因素。
WTO有关国家经济安全、国家健康安全的相关条款也是最近出来的，涉及到国防产品、医疗产品、制药原料，占领技术高地的半导体，以及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技术和产品的相关规定也主要是美国。
四是地缘政治与大国竞争的陷阱。这个本质回到了中美间的政治经济关系。
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若中国的GDP按照现有速度增长，美国经济将继续疲软下去，恐怕在年底，中国经济将达到美国的80%左右，中美就会陷入政治经济、地缘政治的陷阱里。
五是美国重新理解制造业和创新的关系，将制造业上升到战略高度。
在这里列举两个人的说法，其一是阿特金森（Atkinson）的“Innovation mercantilism”理论，意思是国际贸易中的创新非常重要，各国都意在利用创新做文章、占领高地。制造业和创新的关系非常紧密。
其二是纳瓦罗（Navarro）的“制造业特殊”论，也是强调制造业和创新的关系，说明了制造业较其他行业相比，产业链很深，对周边行业带动影响大。
这方面的例子不少，中国企业以前帮美国企业代工中间品，然后返销到美国做另外的产品，久而久之，中国企业自己掌握了做中间品的技术，并利用中间品直接制造下游产品，和美国竞争，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知识产权和反垄断的纠纷。
纳瓦罗强调的制造业与创新的关系也是逆全球化的很大因素。
最后一个是疫情带来的影响。新冠疫情强化了医疗品、抗疫产品供给独立的理念——要自力更生，避免受制于人，避免出现对于抗疫产品的国家间纠纷，慌不择路。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意识到了医疗品供给独立的重要性，而这种理念对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说是有可能实现的，但绝大部分中小国家是难以企及的。
逆全球化是不是长期趋势
首先，全球化的大趋势难以阻挡。全球化趋势中有经济因素在起作用，而经济规律是难以挑战的，长期均衡则由要素的价格，资源的禀赋，人力资源的分布因素决定。从长期均衡的角度来看，目前我们看到的现象都是短期的。
其次，逆全球化中的因素很大一部分与美国有关，尤其与特朗普的政策有关，而这些政策是否能够持续依旧存疑。
根据一位属于拜登的非常重要的外交顾问的文章来看，特朗普的理念经常变动，他实施的逆全球化政策和单边主义等，是否能够作为美国长期的国策是需要保持质疑的。
以美国目前的选举形势来看，特朗普至少会输掉密歇根州与宾夕法尼亚州,大概率会输掉威斯康星洲与弗洛里达,而亚利桑那州与北卡莱罗纳州则选情胶着。在剩下的100天里，特朗普想要翻盘是非常不容易的。
目前我们看到一系列特朗普的行动，尤其是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为主导，在过去两个月针对中国的一系列打击，特别是针对中国企业、中国南海的一系列行为，都是在为选举服务。
特朗普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转移视线外交政策与旗聚效应深信不疑，而转移视线外交政策很多时候都是以战争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我们应该揭露他这样的心理，我们越揭露，他就越不敢做。
再者，逆全球化因素受疫情影响。在全球疫情之下，供应链的可靠性问题大部分是关于中国是否可靠的问题。中国在3月底就已经完全控制住了疫情，进入四月份就完全恢复了，说明中国供应链是非常可靠、有韧性的。
最后就是大部分中小国家都做不到的医疗品、药品自给自足问题，但这只是在疫情冲击下的一个短期现象，等疫情过后，医疗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下降，这个问题也就不再重要。
在7月公布海关公布的中国出口数据中显示，总体有小幅上涨，这和医疗品出口飞速增长有关，而这种增长是短期、不可持续的。
中国非常幸运，我们的产业链、工业体系确实非常健全，在今年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医疗品出口全球独大，发展迅猛。
供应链是否会转移出中国
关于供应链是否会转移出中国的问题，从政府角度来说，政府官员非常关心供应链的调整是否将对中国的就业、GDP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现在关于这方面的数据较少，有些数据是保密的，但是供应链转移出中国的现象早在疫情之前就有了。
这并非怪相，其背后有经济规律。经济学里有新经济地理理论，讲发散和整合的交叉作用会导致产业聚集呈现“驼峰型”分布。
工业化的转移最早是欧洲的纺织业转到北美，后来从北美到东北亚，主要是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后来到中国，但它在中国不可能永远待下去。
走向哪里还没有定论，也好像还没有产生聚集性的现象，只是零星转移。
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的原因主要有成本因素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消费升级因素。还有一部分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关。
“一带一路”倡议导致产能转移型、资源获取型的对外投资带动部分供应链移出中国。
关于外资企业外移的情况，商务部表示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大量外资外移的情况，但是外资外移的决定迟早会做出，而一旦做出则很难改变。
Gardner对260家有重要在华供应链的企业进行调查，显示有33%的企业已经部分移出，或者在未来三年准备移出中国，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新冠疫情。
瑞士UBS银行对450家有制造业经营活动的外资企业进行调查，有76%的企业计划部分移出中国。亚洲企业比例高达85%，估计大部分是日本企业，中国企业占比60%。
导致外资企业外移的还有对应国家政府鼓励企业回归计划。美国和日本都有政府鼓励企业回归的计划，日本近期宣布了是值得鼓励措施，而美国对企业的影响力相对不大。
我个人的观点是，美国企业搬回美国不容易，而美国政策的目的是企业即使不搬回美国，也至少要搬出中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个人对中美关系影响非常大，他主导的“经济繁荣网络”是以国家层面为主，公司层面为辅，各方协调行动形成一个联盟，把以制造业为主的全球供应链赶出中国。
其所联络的国家目前已经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日本、韩国、越南、墨西哥和南美的哥伦比亚，这些国家不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国就是美国企业可能的迁往国家。
美国政府希望在华企业如果不愿意迁回美国至少迁往越南、泰国、墨西哥这些国家，目前越南、墨西哥受益最大。
Brookings的报告“Preparing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superpower marathon with China”中提了很多建议，与中国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科技方面。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政策，即美国和其盟国之间将会在创新和研发层面进行合作，意在围堵中国。
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是否可持续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正面的，内循环的经济逻辑是：大的经济体能够完全靠国内市场发展下去。
历史上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经济发展以国内为主；大国经济体出口占GDP比例相较全球28%的平均值来看都不大算太大，德国占比47%，法国占比31%，英国占比30%，俄罗斯占比26%，中国占比18%，日本占比16%，美国占比12%。
由此可见，出口占中国经济的比例不断下降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还是可以蓬勃发展的。
若要看美国出口对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可以以中国对美国出口比例来算。
按出口国内产生的增加值部分为50%计算，对美出口增加值实际占GDP比例约为1.5%左右，就算全部消失也本质上动摇不了经济基本盘，况且也不会全部没有。
因此，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是可以持续下去的，需要大力开发国内市场。
关于全球供应链的问题，我觉得是伪命题，因为供应链本身就会转移，转移也不可怕，但我们不想让供应链移走。从战略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真正重要的是本国的创新能力，我称之为新新新贸易理论。
这里还涉及了两个重要问题：是否本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否本国企业在全球相关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地理位置不是重点，国家的创新力与企业才是根本。
全球化2.0——再全球化
这次疫情与美国大选过后，肯定会有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对全球化进行调整。
若拜登当选，我觉得是喜忧参半，好消息是中美关系会缓和一些，不会走到战争边缘，中美战争摩擦的风险下降很多。
坏消息在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得到改善，美国将强调北约的作用，在WTO等国际组织中也可能会形成针对中国的一致性。
进入2021年，国际治理体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全球化的格局可能会改变。
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该走向哪里，对此我提出对于根本路线的问题——是继续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还是打造相对独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圈。
这是未来外交、对外经贸政策的根本性路线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学与国际政治专家学者需要讨论的国家发展大方向的问题。
另外，“一带一路”政策已经实施七年之久，是时候该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层面对其进行全面评估，评估政策目前达到何种效果，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哪些地方需要坚持。相关专家需要认真全面评估这个问题。
（作者为对外经贸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兼并反垄断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原标题为《龚炯：逆全球化是暂时现象，全球化的大趋势难以阻挡》，文字编辑：李晓宇；图片编辑：李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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