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相同的感受，就是日子好像没有以前好过了。
我是做宏观经济研究的，在经济大环境这个层面，特别能理解大家的这种感受，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速确实是处于下行的状态，而且，这种下行状态，早在1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所有人应该都不陌生，但今天回头想一想，当年那场冲击全球的金融风暴给我们的感受有今天这般强烈吗？
我想并没有。
当时，政府预料到了这场危机可能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我们实施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以及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最终通过大规模的基建与房地产投资稳定了经济增长。
所以很多人当年不仅没有受到这场冲击的影响，在“铁公机”的建设中不少人还赚了一笔。
但2008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能够达到10%，经济总量7年就可以翻一番，以一种堪称惊人的速度向上增长着，可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到2019年，我们的经济增速也跟着连续下滑了12年……
所以，要想真正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就有必要以2008年为分割点，找到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病因所在。
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量身定制，对症下药，采取一些新的对策，来重新焕发中国经济引擎的活力。
“嫌贫爱富”的商业银行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发生了明显下滑，由2008年之前的年均20%一路下降至2019年的5%-6%，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是由市场化经营的企业做出的，所以这一增速的下滑直接反映了相关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这也是过去10年间中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特征，我想有这样两点原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民营企业家融资成本明显提高，融资难、融资贵已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
商业银行在融资方面天生就“嫌贫爱富”，中小民营企业既不能提供良好的抵押品，也很难提供长时间信用记录，自然不会受到银行融资的青睐。
比如，民营企业融资链条越拉越长，而链条的拉长就意味着成本的上升，意味着风险溢价的提升。
举个例子：
一开始，民营企业可以直接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融资链条只有一环。
后来，银行只愿把钱贷给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再将用不掉的富余资金通过下属的财务公司贷给民营企业，这个链条就变成了两环。
再后来，国企财务公司只愿意购买信托产品，信托公司再把发行信托产品募集的资金贷给民营企业，链条变为了三环。
等到最后，连信托公司也不愿把钱直接贷给民企了，而是要求民企必须获得担保公司的担保，链条变成了四环。
一般而言，融资链条每增加一个环节，民企的年化融资成本至少上升两个百分点。
这就是为什么基准贷款利率为5%，而民企的实际借款成本却往往高达15%的原因所在。
第二，内外需增速下降使得中国传统制造业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
目前来看，很多中国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已经趋于饱和，比如家电和汽车等等，这对传统制造业而言，就意味着它的产品需求发生了萎缩。
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的经济增速也开始呈现出明显下滑的态势，再加上国际范围内的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以及保守主义的抬头，使得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外部需求也显著下降。
一旦内外需增速同步回落，中国传统制造业就会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而产能过剩则意味着企业的现有产能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企业自然就没有动力去新增产能投资。
就这样，随着融资成本的上升及内外需增速的下降，企业家们在投资回报率上的信心变得不足，进而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
鲤鱼再难跳“农”门
其次，我们的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逐渐放缓，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被压低了。
所谓人力资本其实就是劳动力质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越高，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越快。
我有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就是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可以看这个国家的中低收入家庭将收入投资于子女教育的比例。
尽快没能找到这方面的具体数据，但从经验上来看，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子女的教育支出占这些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并不低，因为对这些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投资子女教育所获得的回报是非常可期的。
例如，一个农村家庭中有三个子女，全家人节衣缩食，支持其中最有天赋的一个孩子上学，这个孩子也很争气，考上了重点大学，由于当时重点大学的学费并不高，而且还有一定的补贴，所以这个孩子进入大学之时，就是这个家庭减负之日。
等到这个孩子大学毕业，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如公务员、国企或外企员工），他就完成了从农村草根阶层向城市中间阶层的身份转换，更重要的是，在他进城工作后，还会千方百计地帮助自己的兄弟姐妹进城，有很大概率帮助全家人实现收入和身份的跃迁。
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个家庭对一个孩子教育投资的收益可以溢出到整个家庭，因此整体的投资回报率很高。
可遗憾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样的一个阶层跃迁逻辑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鲤鱼跳农门”的故事越来越难以上演了。
无须讳言，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中国的城乡教育差距已逐渐拉大，这就导致农村孩子考上重点大学的概率呈下降趋势。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在统计了1978-2005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后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而在2000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到了今天，这个数字可能还会更低。
这时，一个农村孩子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就变成了，经过自己的努力，好不容易考上了一个二本或三本学校，然而，考上二三本学校才是故事的开始。
中国大学目前的收费特点是，越是重点大学，学费通常越低，越是二三本学校，学费通常越高，因此，这个农村孩子考上大学之日，就是这个家庭举债之时。
此外，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一个结构性失业的状态，本科毕业生供过于求，不好找工作 ，再加上一二线城市房价的飙升，也使得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大城市立足的难度越来越大。
所以，当一个农村家庭举债培养出的孩子，只能上一个就业前景并不明朗的二本或者三本院校，且在城里难以立足时，这个家庭就很容易丧失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信心。
因为这些家长们已经预期到，即便自己节衣缩食，以其他孩子利益受损为代价，读书的孩子在未来也很难反哺其他家庭成员了。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性已经明显下降了。像之前流行的“拼爹”一词，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精准刻画，“拼爹”背后所透露的含义，不就是子女一辈人的社会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一辈人吗？
之前，中国精英阶层曾出现过断层，高考成为从草根阶层选拔培养人才的公平机制，这一逻辑塑造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较强的流动性。
然而，精英阶层一旦形成，利益就可能固化，从而演变为既得利益阶层，这些人将会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利益，人为提高准入门槛，造成精英阶层的“板结化”，最终导致阶层流动性的下降。
像一些拉美国家的中低层年轻人因为看不到阶层跃迁的希望，他们渴望改变现状的政治诉求就容易被一些政客利用，不知不觉陷入了民粹主义，整个国家也在外债危机与通货膨胀之间循环往复，这就是阶层固化的恶果所致，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警醒。
新世纪后，3次改革周期，都被打乱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十年一次的重大经济制度改革没能及时推进。
在我看来，中国的重大经济制度改革似乎存在一个政治经济周期，大约是每十年出现一次，每次大概持续2-3年。
比如，在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发生了三次重大经济制度改革，分别是80年代初期的承包制改革，9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以及90年代末期21世纪初的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和加入WTO。
这三次改革差不多就是10年发生一次，在中国经济增速陷入低谷之时重塑了增长动力。
然而这个世界的吊诡之处恰好在于，过去几十年内，全球金融体系似乎也是每10年左右爆发一次重大危机，事情就是这么凑巧，连续好几次，每当中国面临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的时间窗口之时，均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撞车。
例如，江泽民、朱镕基任期国内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的时间窗口，与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撞车。
又如，胡锦涛、温家宝政府国内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的时间窗口，与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撞车。
再如，本届政府在进入改革窗口期后，遭遇了更为激烈的中美经贸摩擦。
2008年我们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四万亿财政刺激和开闸放水搞基建上了，虽然这让我们平稳的度过了危机，但相应的结构性改革也被暂时搁置了起来，所以我们在21世纪的重大经济制度改革就没有发生。
这也是在2008年之后，经济持续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我认为，目前所面临的外部危机反而会加速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像最近中央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这很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重大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步骤。
比如说，在4、5、6这短短的三个月里，我们就连续出台了三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文件，4月份是要素定价市场化和要素自由流动，5月份是进一步加速市场化改革，包括国企、土地、区域一体化，6月份是海南自贸港的总体实施方案。
仔细观察下来会发现，这三个文件都是为挖掘国内市场和潜力来服务的，所以，如果这三个文件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推进，我个人感觉，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经济会有新的一轮的区域一体化。
例如，随着生产要素向某些区域的加速聚集，在这些要素聚集的区域里，新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将会形成，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下一个10年，这些行业或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当然，即便我们处于这样一个内外压力都比较大的阶段，我觉得也没必要悲观，因为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问题，高层也一定早有准备，而在纠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相应机遇其实也就产生了。
前面我们重点讲了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经济制度三个方面，接下来就从这三个维度出发，看看这些领域中，有哪些行业是具备快速成长的潜力的。
1.公共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与直接融资市场
未来十年，为了帮助民营资本找到新的投资出口，政府将会向民间资本开放一系列公共服务业，在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民间资本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此外，在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现状下，全球先进制造业的两大方向——工业4.0和智能制造也将成为中国的重点发展领域，像目前市场中很火热的新基建，如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等，都是先进制造业的典型代表。
第三，为了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政府一定会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未来将会涌现出两大热门领域：一是包含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在内的广义股权市场；二是高收益债券市场（也称垃圾债券市场）。
在未来，这两个市场既是很多中国企业取得融资的重要渠道，也是各类投资者的重要目的地。
2.财产税和新兴教育行业
为了重塑阶层流动性，引入具有累进性质的财产税将是大势所趋，如遗产税、房地产税和资本利得税等，以此来实现收入再分配，降低收入与财产失衡程度。
相应的，这也会促进两个行业的快速发展：
第一个是税务咨询行业，毫无疑问，人是趋利避害的经济动物，总会寻找各种渠道来降低税负或规避税收，这就给税务咨询行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注册会计师将成为具有旺盛需求的职业。
第二个是公益慈善行业，如果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遗产税制度，富裕人群将会发现，与其把资产在缴纳很大比例的税收之后留给子女，不如将一部分资产捐赠给慈善事业（这通常可以免税）以实现名利双收。
另一方面，为了缓解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状况，教育体系改革也将带来教育产业投资新机会，高质量、针对性强的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中外合作的教育培训以及高质量的民办高校等，都是值得关注的热门领域。
3.国企改革、土地改革与金融改革
在我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实就是本届政府关于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的蓝图，具体可以归纳为国企改革、土地改革和金融改革三个方面。
第一，在国企改革领域，未来5-10年，地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有望显著提速。
目前地方政府大多面临沉重债务，考虑到中央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思路已发生重大转变，地方政府卖地还债的空间将愈发有限，未来可能不得不通过转让其所持有的地方国企股权来偿还债务。
第二，在土地改革领域，未来5-10年，土地银行有望成为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抓手。
土地银行指的是经营土地存贷及与土地有关的长期信用业务的金融机构，其模式的核心是由政府或集体控股，即使申请抵押贷款的农户违约，这种制度设计也能保证土地承包权最后依然掌握在集体手里，而非落入私人企业或个人手里。
这就克服了政府进行土地流转改革的深层次顾虑，未来，土地银行有望成为中国政府推进农地流转的重要推手。
第三，在金融改革领域，化解与管理潜在金融风险将推动市场化不良资产处置与资产证券化两个重要产业的发展。
未来一段时间里，市场化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将获得长足发展，这种机构通常拥有丰富的不良资产定价经验、多样化的不良资产处置手段，与商业银行、监管机构等有关各方也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化解不良资产浪潮中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建议做好这3点准备
在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下，我们每一个个体可能或多或少也都有些迷茫，最后，我想结合下自己的体会，分享几点面向未来的建议。
第一，增强自身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经济都是在比较稳定的结构中不断增长和发展的，速度很快，也没有遭遇重大的波折。
但今天来看，这样一个发展逻辑可能要发生转变了，未来会愈发的不确定，这个时候，最好的出路可能就是拥抱不确定性，接受不确定性的现实。
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这样几个能力也显得重要起来：
一是能够快速学习和快速调整；
二是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随波逐流；
三是具备足够的差异性，在一个人工智能逐渐发达的社会里，我们更要凸显出人的价值所在，也就是你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创造性。
第二，善于进行多元化的财富配置。
随着金融风险逐渐上升和显现化，要善于进行多元化的财富配置，甚至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多元化的资产组合。
我们要提升自己应对危机冲击的能力，别让多年来辛苦积累的财富被割了韭菜。
第三，不断扩展你的人际关系，增强与这个社会的关联度。
在未来，单打独斗的人将越来越难以生存，无论你在哪个领域，从事什么样的行业，都需要和别人不断地协作，主动的去拓展自己的人脉资源，尤其是要寻找到能够和自己优势互补的群体。
大家通过分享彼此的见解来扩展眼界，增强能力，形成一个核心的稳固圈层，彼此取暖，抱团过冬。
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应对外部挑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