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一位大学毕业刚入职的员工小杨，其所在的支行聚会时，上司让小杨喝酒，滴酒不沾的小杨拒绝。自认为失了面子的上司和帮腔的老员工以打耳光、辱骂的方式惩罚小杨。小杨在社交媒体上痛述这段经历，立刻引发舆情。厦门国际银行调查表明，此事基本属实，逼酒的几位领导和老员工受到处罚。
霸道劝酒甚至以权势逼酒实在是中国社交文化中落后、陈腐、与现代文明相悖的一种表现。一个单位或一群朋友聚会，以酒助兴，活跃气氛，沟通感情本是件愉快的事情，是否喝酒、喝多少应该由人自主选择，但在中国一些场合，有时劝人喝酒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给人敬酒，对方不喝，似乎就是瞧不起自己，不给自己面子，如果是上司让下属喝酒，更是如此。由此产生了一些酒桌上敬酒的“陋规”。下属给上司敬酒，如果上司爽快地喝下，那么这样的上司在下属心目中是可靠可敬的，如果上司象征性抿一口或者干脆不喝，下属也不敢强求。而上司给下属端一杯酒，下属必须喝，如果不喝就被视为藐视上司的权威。
这样的喝酒陋规，实则是在强调身份之差别和维护团队的森严等级，是古代中国等级制的世俗化体现。古代有一种说法：“君赐不可违”，意即君王赐给臣下的物品或让其做什么，臣下不得推辞。这个规矩到了明清时期发展到极端，君主赐臣子自尽，臣子亦要谢恩。
“君赐不可违”的陋规到民间，就引申出长者赐、上司赐，晚辈和下属不得违抗，必须接受。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一个“差序格局”的概念，并将其看作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差序格局的社会运转最要紧的是必须分清楚亲疏、长幼、尊卑、贵贱。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用于维持秩序时所使用的力量，不是法律，而是人际关系的历史传统；这是一种包含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民主的同意权力及教化权力等复杂内容的权力结构。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都是以这样的社会关系模式为基础。
用这个理论或许可以解释上司为什么要逼着新员工喝酒。这是上司对新来的下属另一种“面试”，即压力测试和忠诚考验。在这样的上司眼中，如果新来的下属即便酒量不大，也不顾自己身体健康把领导给的酒喝下去，这样的下属听话，会来事，可以作为自己的亲信培养。反之，连上司给的酒都敢拒绝的年轻人，肯定是不服管的刺头，必须给个下马威。多年前有段顺口溜“能喝半斤喝八两 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本来嘛，每个单位都有规章制度，有考核员工业绩的标准，上司照着这样的规章来管理员工即可。下属工作是否认真负责，能力如何，完全可以在业绩上得到体现。但是一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却更看重属下对自己的人身依附程度，于是，本来是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异化为君臣关系。
因为这种畸形的上下级关系在酒桌上表现得格外突出，于是一些身处下位的官吏或职场员工，在陪上司或有求于他的实权人士喝酒时，不顾自己酒量放开豪饮，以示忠诚实在，前些年公务宴上喝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如2014年7月，湖北恩施州来凤县地税局一名年轻干部，因陪调研的州领导喝酒过量猝死；2015年5月，湖南郴州市苏仙区国土局宴请区财政局，国土局的干部廖某饮酒过量，酒后意外死亡，年仅30多岁。
中国古代的职场上，并非所有的下属都会乖乖地喝下上司的赐酒，也有一些骨鲠刚健之士，敢于打破这样的陋规。1059年包拯任宋朝三司使（总揽财政收支，租赋及盐铁专卖事务，大宋的财相），他手下有两个后来声名甚著的下属：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人都不喝酒。一次单位搞“团建”，同僚聚餐。包青天一看只有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不喝酒，于是走到二人面前，说：“‘人生须几两？万事付三杯！’，平时不饮无妨，今日须少饮。‘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况且你二人都不饮！”他让跟随的胥吏斟酒，先端至司马光面前劝道：“君实，肯饮一杯无？”司马光虽然不喝酒，但碍于上司的面子，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等酒端到王安石面前，王安石恭敬站起身来回道：“属下生平不饮酒，恕难从命”。无论旁边的同僚怎么劝，他就是不给包拯面子，滴酒未饮。领教了王安石执拗的包拯只好自己找台阶下，说：“介甫不饮酒，如何知饮者之乐？”这事就过去了。
今日距离包拯劝王安石饮酒近一千年了，中国的酒文化应该变得更文明。不知道现在如王安石那样坚持原则的下属，如包拯那样通达宽厚的上司有多少。我要为敢于不饮上司“赐酒”、受到凌辱后敢于发声的小杨点赞，我们的社会多一些这样的年轻人，上司赐酒下属不得辞这类陋规就将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这样的陋规，本来早就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