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9月上旬，中国香港特区已“冰封”半年左右的各项会展及商贸活动，终于逐渐出现复苏迹象。
作为“开场秀”，“香港金融科技周2020”等相关活动的海报，从近日起被悬挂在中环的部分天桥及路口，凸显了香港作为国际性金融中心的关注重点。
受新冠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已连续举行至第五年的此项活动将在11月2日至6日于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及深圳举行。为进行“预热”，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在8月上旬时启动了一项名为“全球FastTrack”的计划，获选的部分公司除可直接对接香港金融管理局等监管机构，亦将在金融科技周完成展示后获得相关投资承诺。
为推动香港金融科技的普及化并有助于业界在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亚洲市场拓展相关业务，一个由香港相关监管机构、交易机构、投资集团、银行乃至贸易融资平台等各方组成的“生态圈”正在日益成型。与之相关的，则是在此基础上对于“种子选手”及“种子团队”的选拔与培育。
除前述“全球FastTrack”计划，近日一项在疫情严峻时旨在应对香港严峻的就业形势有关的 “金融科技人才计划”（FAST）亦因将推出2.0升级版而备受关注。因其首轮计划资助1000名金融业相关领域的人才，亦被当地俗称为港版“千人计划”。
对于受一系列内外部因素影响而增速放缓的香港经济来说，这些“反周期”的政府性推动措施，均是难得的亮色。
金融业强，金融科技弱？
作为国际性金融中心，香港金融业整体规模占当地生产总值的近五分之一，雇佣的总人数则超过20万人，占当地整体劳动力的6%左右。
整体而言，香港的金融业务庞大，具有“融汇东西”的特色及信誉良好的机构和监管标准，这些因素对其在发展金融科技产业时会带来一定优势。
所谓“金融科技”，目前在全球各地的定义不尽相同。在香港语境中，则作为一个笼统的术语，泛指科技在金融服务中的应用，包括改变现行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和顾客关系模式的应用。而金融科技公司则尤其集中于为特别的客户提供服务，而这些客户可能被现存的金融服务公司所忽略。
简言之，金融科技公司希望通过创新挖掘利润率低的新蓝海，以此提供传统模式所不能提供的新服务。与此同时，其亦希望利用监管上的灰色地带或其他方式，尽量少受监管。
这些特性与香港原有的金融实力存在一定的兼容困难，这被业界普遍形容为“香港拥有强健的‘金融’业务，但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香港在制定金融规例和政策时并没有顾及金融科技。其他问题还包括公营部门欠缺整体协调、缺乏创新技术和成本高昂等。
香港上一个能够被人广泛提及的金融科技创新案例，是1997年时推出的采用新技术进行结算的非记名使用的“八达通”卡。而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这一已沿用20多年的电子支付手段，依然无法在街市等地普遍使用以代替现金。
“香港尽管有大型的金融业务。但现今业务模式中，很多工作和业务流程间的摩擦都可以通过金融科技得以消除。这意味着客户将得到更好和更便宜的金融服务，但同时亦会影响现有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流。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和商机(包括新的金融科技服务)，对香港来说至关重要。”2017年5月，香港金融发展局在其一份名为“香港金融科技的未来”报告中指出。
“通过采取积极的政策与措施，香港可以成为区内以至世界上领先的金融科技中心。相反，稍欠积极的态度可能会让商机和就业机会溜到其他竞争对手手上。”该报告称。其所建议的重点发力方向，则是网络安全、支付和证券结算、数码身份认证、财富科技及保险科技、监管科技五个方面。
但市场需求、科技能力及监管体系，则一直被业内人士认为是限制香港发展金融科技的主要障碍。
以市场需求为例：对于B2C型的金融科技公司而言，香港的市场（零售顾客和中小型企业)，除了资产和财富管理，基本上缺乏吸引力。总的来说，香港对 B2B 的需求可能比对 B2C 的需求更大，但受限于香港市场本身的规模，金融科技产品最终将需要输出——到中国内地和亚太地区，而这则会受到当地监管及当地企业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
此外，香港各大学虽提供了不少金融相关学位，也有不少电脑科技相关的学位，但相对缺乏将其合而为一的“复合型”课程。相关教育项目仍在起步阶段，目前只有约300个左右的学位。
不仅如此，香港的IT业界近年来所存在的“交付式”文化——购买和修改在外地的现成技术，或者完成整体项目当中的某些部分——则使得香港相关业界很难实现“从0到1”的跨越。香港以传统企业、传统金融模式为核心的监管体系，亦在面临新业务时需要一个新的适应过程。
以一家名为“Velotrade”的香港本地应收帐款融资平台的成立经过为例：“整个流程花了我们20个月的时间，但这中间并不是说监管者们对我们说了20个月的‘不，我们不想跟你们合作。我们不喜欢你们。’事情更像是‘请让我们理解你们。’监管者们希望了解我们的模式细节，问很多问题，梳理工作流程，以便搞懂每一步——比如我们如何评估卖家，又如何向投资者出售资产抵押类证券产品，我们的风控体系如何，等等——整个过程是很有意义的，对于说服外国投资者也能起到很大的帮助。”该平台的执行主席Vittorio De Angelis如此对《财经》记者形容。
作为意大利人，其之所以愿意和另外一个意大利伙伴在香港成立相关的金融科技公司，是因为“香港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其证监会会跟纽约、伦敦等地的监管机构互通信息有无。按照香港的监管逻辑可以说通的模式，在全球其他地方也很容易讲得明白。这样能够为投资者节省大量审核时间，他们知道香港证监会已经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自己只需要再获得一些额外的细节信息即可。”
事实上，这家成立于2015年的公司之所以能逐渐在香港成长并将相关业务拓展至深圳，亦被认为是与香港发展金融科技所可能具有的优势领域香港，即聚焦企业对企业的金融科技，（为现有金融机构服务以达到其区域性需求的金融科技公司），以及香港在外汇交易和国际银行业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在 B2B(银行间)层面的支付和结算也有巨大潜力。
如何培育金融科技人才？
“（香港金融科技周）为区内科技公司、银行、初创企业投资者及监管机构，开启了互动和具建设性的对话平台。此后的每一届金融科技周持续升温，吸引了愈来愈多本地和外地业界人士参与，也因此要不断寻找更大的举办场地：先是转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随后更移师亚洲国际博览馆。”2019年11月时，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参加相关活动并发言时如此形容。
创办香港金融科技周，是香港迈出成体系推进金融科技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自此开始，香港在逐渐引入一系列措施支持相关业务的发展，包括在投资推广署下成立金融科技专责小组；在数码港提供更多金融科技企业培育支持；在金融管理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保险业监理处等金融监管机构设立金融科技专用平台，增强金融科技界沟通。在网络安全及探讨区块链技术在金融服务业的应用潜力等方面，香港的步伐亦开始加速。
更多的亮点出现在相关的监管及研究工作方面：2016年3月，金融管理局成立金融科技促进办公室（FFO），其他香港金融监管机构也各自成立了金融科技单位；2016年9月，金管局宣布设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盒”；2016 年11月，金管局-应科院金融科技创新中心启用。
此外，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应科院）与越来越广泛的公私营机构的参与者合作提供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包括与学术界合作。数字货币的研究亦进入日程安排。
梳理香港金融科技发展的脉络，亦会发现其经历了“从硬件到软件”，“从研究到实践”等过程。近年来的关注重点，则是如何从基础着手，一步步发掘并培育相关人才。
与以通过选拔的方式挑选团队并直接给予投资的“全球 FastTrack 计划”相比，香港近年来展开了一项名为“金融科技人才培育计划（FCAS）”，培训的对象正是现于大学攻读金融、电脑工程等学位的学生。为了提升效果，相关计划包括“空档年”全职实习计划、深圳暑期实习计划等。
时至2020年，前述港版“千人计划”，则在学生与创业之间，新添了一个与金融科技有关的就业计划。其全称为““抗疫基金金融科技人才计划 （FAST) ”(下称计划) 是在香港特区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成立，为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行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之一。
因疫情影响，多年来一直“全民就业”的香港失业率已升至超过6%，18岁至25岁的年轻人失业率更达到两位数。金融等行业波动较大的同时，金融科技的学生也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
因此，上述计划的目的是帮助香港的金融科技公司、初创及其他有金融科技相关业务的企业，创造1000个职位，聘用本地金融科技人才。因相关项目进展顺利，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近日亦表示：已在准备“千人计划2.0”，加码招聘金融业界多个范畴的人才。
“近年来，香港亦有一个针对高端科技研发的名为‘InnoHK’的项目。争取人才的效果其实高过争取项目，因为项目往往出现为研究而研究的现象，人才则不然，可以为各方面的提升均带来助力，并在很多年中发挥效用。”香港某科创型企业的创办人对《财经》记者表示。
8月19日，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则发表相关文章称，“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社会已经逐步走出阴霾，有恢复稳定及重回正轨的希望。在广大市民同舟共济的努力下，香港社会共同紧守新一轮抗疫措施，我们将在安然渡过疫情后尽快重新启航。”
本文为“香港经济求稳”系列报道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