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2日上午，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在古城西安隆重召开。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蔡鄂生在主题发言中表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应加强金融对双循环新格局的融合与支持。
蔡鄂生谈及，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的，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下的顶层战略定位。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经济政策的重心也从过去“以外促外”的方式转向“以内促外”。
基于此，在新形势下金融如何更好地融合与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蔡鄂生提出，应从经济活动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出发，提升金融供给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就生产环节而言，蔡鄂生表示，加大资本对战略性技术、产业以及服务业的支持。
“中国基础研究以及创新产业化面临较大挑战。一些核心零部件和高端精密设备严重依赖进口，技术‘卡脖子’现象明显，比如半导体、高端芯片。”对此，蔡鄂生不无忧虑地表示。
在他看来，“未来，资本需要更好地支持技术发展，推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需要政府的引导，更需要市场的参与。不断提高直接融资和风险投资的比重，大力发展股权市场……”
此外，蔡鄂生还谈及了服务业面临市场准入壁垒的问题，在他看来，金融支持产业发展升级要与居民消费升级相匹配。然而，中国服务业面临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市场壁垒，过度管制制约了中国私人部门提供服务的能力和质量。
对此，蔡鄂生的对策是，应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养老、文娱、物流等服务领域，增加供给，满足居民多元化的需求。
就分配环节而言，蔡鄂生表示，缓解“金融贵”现象以及防范双循环中金融风险叠加问题。
首先，实体部门融资成本较高。在他看来，有三方面的措施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务成本。
一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利率趋势下行。
二是加强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降低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
三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资本市场风险定价功能，打破“高风险、轻资产、少抵押”的新经济在融资方面的“价格歧视”困境。
其次，国内外双循环互动中“新老”金融风险叠加问题。对此，蔡鄂生提出，要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协调好汇率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就流通环节而言，蔡鄂生表示，降低物流要素成本。
对此，蔡鄂生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性建议，他认为，加强土地和资金保障，拓宽融资渠道，鼓励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物流企业融资支持，对降低物流要素成本至关重要。
就消费环节而言，蔡鄂生表示，减轻制约居民消费的金融负担。突出体现在养老和住房层面的负担。在他看来，要培育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养老保险覆盖面，增强养老保障能力，缓解居民的后顾之忧。
蔡鄂生还强调，坚持“房住不炒”的长期定位，重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居民消费的持续挤出效应。适当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在其看来，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意义上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意消费。
此外，蔡鄂生说，“还要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数字技术在降低信息不对称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对于传统金融机构难以覆盖的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
至于西部地区如何在国内外双循环中实现高增长，蔡鄂生指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
从国内循环看，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配套能力建设方面仍有较大的投资潜力。
近年来，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打造新的产业基地，形成诸多重要产业枢纽，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内循环。
从国际循环来看，西部大开发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
在谈及陕西省过去所取得的成绩时，蔡鄂生也予以了积极评价，他认为，陕西省在铁路、公路、民航、能源通道建设、自贸区建设、会展经济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
在其看来，未来陕西省要精准发掘区域优势、资源优势，充分释放增长潜力，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实现高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