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可谓当前全球共同面对的最大变数，也因此常被称为2020年最大的“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但我觉得这两个比喻都不太恰当，我自己把它叫做‘星陨来袭’。”在8月28日举行的第六十九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上，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王绍光这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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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黑天鹅”事件虽然发生的概率不大，但一旦出现，便将对人类社会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且在事后可解释。“灰犀牛”事件则为显而易见的大概率事件，但它的临近往往容易被忽略。
相比之下，“星陨来袭”属于深度不确定性事件，即“未知之未知”。“有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而且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便是深度的不确定。”王绍光解释道，“星陨来袭”事件不可被预见，发生概率小，同时影响极其深远，在事后无法被充分解释，也因此更能够揭示出深层次问题、催生深刻反思。因此，新冠疫情更可能是“星陨来袭”，而不是“黑天鹅”或“灰犀牛”。
在人类历史上，此前也曾发生过“星陨来袭”事件。例如1918年大流感，“至于当年这个流感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毒，它的起源是怎么回事，现在仍有学者试图对此进行重建，大家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死亡人数也不确定。加上1918年处在一战快要结束之时，因此大流感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与战争等因素叠加在一起，其自身带来的短期与长期影响，对经济、政治等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完全确定的。”王绍光表示。
此外，“星陨来袭”事件可大可小。SARS事件可被视为“中陨石”，中东呼吸综合症对中国来说是“小陨石”，而此次新冠疫情则无疑是“大陨石”。在他看来，从现在到2049年，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演变，不排除会出现更多“星陨来袭”事件。
“现在回头看，在面临深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受到了袭击，然后我们打了一场遭遇战，继而是阻击战、总体战，最后事情得到了控制。而其它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暴露出大量问题，浪费掉了大量时间。”王绍光认为，此次新冠疫情带来了许多“想不到”，但尤其令人想不到的是其损失之大，这或许早已超越了一场战争所产生的破坏力。
如何应对“星陨来袭”？
“星陨来袭”事件发生时，往往留给人类社会的准备时间并不算多。能否迅速进行调整应对，把握好时效性，便显得十分关键。王绍光指出，在深度不确定性面前，需要依靠多种能力来作出科学及时的决策，其中包括快速收集分析信息的能力，将深度不确定性逐渐变为不确定性乃至确定性；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通过切换不同的应对措施，来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其深度不确定性，“星陨来袭”事件的追责也更具有难度、更考验智慧。“如果对确定性的条件熟视无睹，任其带来损失，这便是失职，应该而且可以追责。但在一般不确定条件下，做出正确决策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是一个‘胡乱应对、渐进调适’（Muddling Through）的过程，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对一般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失误进行追责，只会迫使决策者采取不作为的应对方式。”王绍光认为，在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决策，难免出现错误和偏差，“若任何人执意追究出现偏差的责任，不是欠缺分析能力，便是别有用心。”
那么此次新冠疫情将如何影响全球化进程？王绍光指出，有观点认为这将导致“慢全球化”，即全球化还会继续，但速度会放缓；也有声音认为可能会推动“再全球化”，弥补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的缺陷与不足；更消极的观点则认为将带来“去全球化”，出现脱钩和新冷战。
“目前不同的观点都只是猜测，但深度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局部脱钩几乎在所难免，同时也要警惕更多‘星陨来袭’事件的发生。”他提醒，“虽然无法引导风向，但可以按照风向变化来及时调整风帆。这一次，相信我们也可以发挥制度优势，在大变局中学会应对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经济导刊》主办，是面向社会的公益性讲座，旨在探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传播践行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目前已举办6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