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球公募巨头Vanguard（先锋领航）正式宣布迎来新一任中国公司掌门人。大成基金管理公司原总经理罗登攀将于十月入职，担任筹建中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在该公司正式成立之前，罗登攀将先期担任Vanguard中国基金管理负责人。
对此，多位业内人士向《财经》新媒体指出，这一关键人事变动意味着Vanguard正加速推进中国境内公募基金公司牌照的申请进度。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募基金，Vanguard的入局将如何改写现有的券商竞争格局，尤其是会对中国本土券商带来何种冲击？
Vanguard再现重要人事调整
释放何种信号？
公开资料显示，在加入Vanguard之前，罗登攀自2014年至2019年担任大成基金总经理，2019年7月6日，大成基金发布公告称，罗登攀因个人原因辞去总经理职务。此前，他还曾任中信并购基金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SLCG公司合伙人及毕马威咨询公司资深咨询师等职务。
罗登攀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对中国公募基金业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认为，与欧美成熟市场相比，中国公募基金行业还非常年轻，随着经济增长、居民理财需求的增加及资产配置的优化，公募基金业的增长空间巨大。其中，养老金投资管理、智能投顾业务、海外资产配置、被动指数投资及ETF产品等，可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罗登攀还拥有丰富的中国资本市场监管经验——他曾在中国证监会工作四年，历任规划委员会高级专家顾问及机构部创新处负责人，还曾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AMAC）监事会成员、AMAC共同基金委员会委员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纪律委员会委员。
此前，在冲刺境内公募牌照的过程中，Vanguard亚洲区管理团队曾历经多次调整优化。而此次“基金老将”罗登攀的走马挂帅，无疑又是其中重要一步。Vanguard亚洲区总裁康思德亦透露，希望能借此使Vanguard的低成本产品理念及长期投资哲学更全面地被中国市场接纳，确保中国投资者能享有更多的创富机会和更强的财务安全。
外资争相抢占公募赛道
如何理性看待“鲶鱼效应”？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是新时期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思路，提高金融行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则是实现“双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今年4月1日起，公募基金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正式取消，外资券商持股比例可达100%。随即，包括Vanguard、贝莱德、路博迈、富达国际等在内的外资巨头纷纷提交牌照申请。8月21日，贝莱德基金管理公司获准设立，将首张外资全资公募牌照收入囊中，路博迈和富达国际的申请则均于9月18日获得受理。
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之一，Vanguard的申请进展亦颇受外界关注。8月，其宣布将逐步结束其在香港和日本的业务，有序退出香港指数交易所买卖基金（ETF）、强积金（MPF）和紧贴指数集体投资计划等平台，并将亚洲的主要办事处迁至上海，中国成为亚洲业务的重心所在。在宣布罗登攀加入后，一位公募投资人向《财经》新媒体分析指出，可见Vanguard的牌照申请步伐明显提速，这也让第二家外资全资公募基金花落谁家充满悬念。
在当前的政策支持下，外资独资基金公司的运作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寻求合资基金公司的控股权。摩根资管便借由这一方式成为投摩根基金的控股方，并进一步寻求100%控股；二是申请设立新的基金公司。上述公募投资人认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未来势必有更多外资机构涌入公募赛道，为中国本土券商带来“鲶鱼效应”——后者的生存发展压力将增加，但可借鉴的先进资管经验也将大大丰富，公募行业的竞争活力得以充分激发。
但也有专家提醒，这一良性竞争局面的最终形成，还取决于外资机构能否克服市场差异，在本土化方面做出富有成效的举措。面对差异化的法律法规、监管环境及用户习惯等，如何迅速调整自身业务模式，是外资机构亟需破解的难题。因此不难看出，在抢占公募赛道的过程中，Vanguard等外资机构均将“深度本土化”作为重要战略之一，从人才、产品及服务理念等多维度着手，持续调整完善本土布局。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9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十四五”规划被列为重要讨论问题。结合近期监管部门多次公开表态来看，持续推动金融行业对外开放，将是“十四五”期间的关键任务之一。与此同时，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管理规模与利润总额双双创下新高，分别达14.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和1.17万亿元。面对规模巨大的中国基金市场，外资早已蓄力良久。不过，在推开大门之后，如何应对扑面而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每个外资机构还需在不断探索中写好自己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