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无疑是一场属于保守主义的胜利。什么是美国保守主义？如何看待美国保守主义的崛起及其诉求？当下美国保守主义与以往的保守主义有何异同？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会走向何方，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即便在四年后的今天仍是有待讨论和厘清的问题。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远非一种框架严整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系列观念团块的聚合。不同的保守主义者在理念和政策立场上巨大差异。不过在整体上，今天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又存在犬牙差互但可识别的边界。
一般认为，保守主义在美国作为为一种可识别的、具有体系化特征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是在二战之后出现的。但美国的保守主义并非无源之水，构成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精神内核的一些观念，在美国立国之初就萌芽生根了。不仅如此，一些保守主义者们还主动从更久远的欧洲历史和文化中挖掘保守主义观念根源并张扬其价值。
回溯美国历史，可以说美国的保守主义是在历次重大思想冲突和危机中逐渐裂变、塑形、分解、重组和再定型的。美国建国之初，汉密尔顿、麦迪逊、亚当斯等人与杰弗逊、潘恩等关于建国理念的争论，就为今天的精英主义还是平民主义、强政府还是弱政府、行政权还是立法权、联邦权和州权的争论埋下伏笔。南北战争虽然以北方胜利和国家统一结束，但南方叙事、南方身份和观念认同至今回响。今天美国外交政策中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普世主义的对立，是华盛顿《告别词》、门罗主义、波尔克的“昭昭天命”与威尔逊主义冲突的回响。尽管本文重点是梳理二战后的美国保守主义，但是注意到更早发生的重大事件和观念冲突在美国保守主义形成中的作用是极为必要的。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在内政外交的许多方面，展示出与过去几十年截然不同的逻辑。只有在长远历史进程中对保守主义进行细致考察，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差异。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即通过对保守主义观念的历史回溯以及分析其从观念到政策转化机制，分析当下美国保守主义的内涵、政策取向及其未来走向。
本文余下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美国保守主义观念的核心构成，纠正长期存在的一些认知偏差；第三部分概述二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演进脉络；第四部分介绍保守主义如何将观念转化成政策；第五部分就当下美国保守主义的特点、诉求及其未来走向进行讨论。
二、理解美国保守主义
美国保守主义的构成异常庞杂。按习惯的分类，归入保守主义阵营的有自由至上主义、传统主义、反共激进主义、新保守主义、旧保守主义、新右派、极端右派等等 1。如果按照关注的重点领域，可以分为宗教保守主义、经济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外交保守主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标签，对外部观察者来说有如一个迷宫。
保守主义首先是一种方法论，一种处世的原则和哲学。许多保守主义者都喜欢引用这个格言，“好东西易毁难成（good things are easily destroyed, but not easily created）”2，所以需要珍视和守护，这也是“保守”涵义的来源。作为方法论，保守主义立足于地方和本土，相信经验的智慧，依赖直觉综合判断，重视传统和长期形成的秩序，珍视既存的美好事物，因此倾向上具有亲建制的特征。但在现实中，保守主义经常又是在剧烈变革、自身珍视的价值体系受到挑战的时候才涌现和反弹，因此又不是全然拥护当下正在构建的体制，而是表现出“反建制”的特征。或者说，保守主义倾向于维护长期性（甚至永恒性）的建制，抵制短期（易变激进）的建制，这可以说是保守主义的建制期限悖论。尽管保守主义不排斥变化和革新，但不急切拥抱新的和被宣称为“未来”的东西。
一个关键问题是“究竟要保守什么”。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要保守的美好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有保守的成分，但现实中不是人人都可以或愿意被称为保守主义者。保守作为方式和手段，实际上又为被保守的对象及其蕴含的价值观念所塑造的，手段和目的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所以，理解美国保守主义、保守主义者以及保守主义运动，关键是了解人们想要什么，为什么这些东西重要，以及如何获得和守护这些东西的。
“秩序”是帮助我们穿越保守主义迷林的指南针。几乎所有的保守主义派别，都或显或隐地力图守护某种秩序。这些秩序可能是精神性的观念的秩序，也可能是某种现实的世俗层面的秩序，包括既有或想象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保守主义的秩序通常是具象而非抽象的。在宗教层面，秩序体现在宗教团体及其内部运行规则中；在政治层面，秩序体现在宪法、分权制衡和法律中；在社会层面，秩序体现在自治社区、婚姻家庭、两性关系、种族关系、地方传统和习俗中；在经济层面，秩序则体现在市场和企业行为中。对可感可触具象秩序的依赖，导致保守主义者普遍厌恶抽象概念和宏大的命题。3
保守主义者对秩序的强调，是多重价值目标推动的。在一些人看来，秩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神的安排，具有神圣性，因而秩序本身就是值得被追求和守护的对象，具有内在价值；在另一些人看来，秩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保护和促进更重要的东西，如自由和美德，因此具有工具性价值。对秩序的共同珍视，使保守主义普遍怀疑和拒斥剧烈的变革。但是，尽管秩序被视为增进价值目标之必须，但是保守主义者很少讨论秩序与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内在冲突，尽管这种冲突是确实存在的。譬如，一个社会等级森严、流动性低下无疑会损害个体尤其是底层人群的实质自由，由此导致的对自由的剥夺和不公，是不能靠委过于贫弱者自身或以机会公平高于结果公平所能辩护的。
对秩序根源的认知影响保守主义者捍卫秩序的方式和侧重。宗教保守主义者相信秩序反映神的意旨，倾向于将秩序神化和神秘化，强调宗教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指导作用，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更主张遵奉宗教典籍指引，但不同宗教派别对宗教经典的解读显然是有差异的。对一些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者来说，秩序复杂但不神秘，是有缺陷的人为保护和扩大自由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具有历史性和复杂性，其要素、机制和功用难以被全面认知并凭借理性构建。因此，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一些自由至上主义者一方面反对理性的过度滥用（因为信息不足和全面计划不可能），但另一方面也允许秩序渐进的调整，只是这种调整要审慎而适度，避免损害自由和败坏美德。但是一些保守主义者对理性的运用以及科学技术的影响过于戒备，以至于事实上走向了反智、反科学的立场。
保守主义的诸多价值目标有相互兼容和协调的一面，同时也存在内在和外在的冲突。内在的冲突表现在不同价值观念的内在逻辑上并不总是自洽一致，外在冲突则表现为对不同价值观念优先排序以及外显的政策选择上。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冲突在自由和平等这对观念上表现得尤为典型。从总体上看，很多保守主义者不完全排斥平等，但把自由置于更优先的位置。在宗教保守主义者眼里，人是神按照自己的样貌塑造并赋予自由意志的，就此意义上人人平等，人不应受其他人奴役支配，这为很多社会里伸张自由和平等提供了基础。但是这种对平等的伸张又是有限的，并没有被扩展到更广泛的现实社会层面，对不同的人是否应该平等地享有自由存在重大分歧。譬如，在如何对待奴隶制上，很多保守主义者自诩继承了洛克的精神遗产，却同时为奴隶制辩护。4
保守主义者们对于国家和政府的认知分歧也是显见的。一方面，从契约论的角度看，人们愿意让渡部分个人自由换取政府提供秩序和公共服务，但是这种让渡（如征税和管制）要被限制在尽可能少的水平；另一方面，特别在国际关系中，强大的国家（包括但不限于政府）是维护自由之必须，当人们相信本国的国家体制是捍卫和扩大公民自由的时候，国家强盛又被视为一种值得积极追求的善，当国家体制面临竞争的时候，对国家强盛的追求和对体制优越性的信仰经常被上升到一种准宗教。总体上，保守主义者在不同层面上运用“地方性”思维：在社区范围内，更强调个体和家庭自由；在国家范围内，更强调社区和地方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在国际范围内，则强调美国民族和国家特性，更极端地就表现为美国天命和美国例外主义。
从历史根源看，美国保守主义对个人自由、地方权利、传统和习俗、宪政和法治、小政府和国家主义的强调和追求，是和封建制度下依托土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密不可分的。5在封建制度下，人们更重视塑造和影响地方秩序的长变量和慢变量，重视土地权利，强调自力更生，赞美邻里社群的共济互助，偏好稳定和厌恶剧烈变革。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城市化和大众教育的普及，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尽管在内核上基本稳定，但也不得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将其核心意识形态融入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场景中。
当对于秩序、自由、平等、美德的认知差异与宗教、阶层、种族、职业、国别、地域等因素相结合的时候，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张力和冲突就更突出。一个新教保守主义者可能会强烈反对天主教和犹太教保守主义者；一个自由至上保守主义者可能也是种族主义者；主张美国天命的保守主义者要在全世界输出美国模式，而主张美国例外和地方性的保守主义者对威尔逊式的普世主义主张则嗤之以鼻。
在常见的关于保守主义的讨论中，人们经常假定保守主义存在一个由极端到中性的渐进、连续的观念谱系。但是这种渐进和连续的谱系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学者构想出来的观念模型，其应用是十分有限的。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各有观念内核，以及附着于内核形成的观念团块，不同的团块之间既有联系，相互之间也有斥力。只有面临外力和威胁，才能在不同程度上将这些团块挤压聚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情境应激的特点。6当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时，保守主义阵营的联合也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相反，如果外部的压力和威胁是局部的，密切的联合也只发生于局部。
现实中的美国保守主义，其类别远远比研究文献中的标签复杂和多样。不同保守主义者的核心主张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成员的范围也在变动。最终决定某一保守主义派别是否能够在国内政治中取得重要的影响力，一方面取决于该群体的核心观念和主张，另一方面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后者的影响往往更大，导致了不同的保守主义派别各领风骚几十年或十几年。这些派别的形成、崛起和发展，更像是一种观念世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从演进的视角看待保守主义群体及其在美国政治中的角色，是更合理的选择。
三、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演进
1.美国保守主义的序曲
在当代美国政治语境下，保守主义更多与共和党相联系。共和党脱胎于民主共和党。7 1825年，约翰·亚当斯领导一部分民主共和党人由组成了国家共和党，该党于1834年改称辉格党。8 辉格党之名比附的是英国主张议会权力至上、反对君主专权的英国辉格党，意在反对总统专权，主张国会立法权高于总统内阁的行政权。不过在英国，辉格党实际上保守成色不那么浓厚。9 美国辉格党一度在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功，但又因为党内纷争始终无法调和，而且推出的两任总统都因病去世未能完成任期，在成立20年后就走向了衰败。1854年，美国辉格党主体与北方民主党、其他反对奴隶制的派别联合组建了共和党。未加入共和党的老辉格党人数度尝试重新组党，其中有部分辉格党人在内战后重新聚合并自称“保守派”，但其与北方老辉格党人联合的努力没有成功。
尽管美国保守派乐于提及英国根源，对比英美两国辉格党，不难发现两个有意思的差异：一是美国辉格党的寿命要短得多；二是英国辉格党最终冠了“自由党”之名，而美国辉格党的一部分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曾明确和“保守派”联系在一起，但辉格党主要力量、具有进步倾向的共和党则是在一个世纪后才以“保守”之姿呈现于美国政治中。
1860年林肯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开启了共和党在美国政治中半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10 在林肯入主白宫后的70年里，民主党只有16年入主白宫。不过，这一时期共和党虽然长期主政，但在如何对待战败的南方、联邦与州权、经济现代化、关税和贸易、种族、劳工、妇女选举权、领土扩张、外交事务上，党内的分歧是普遍存在的。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观念和政治上的对立也不似今天这般不可逾越。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经济社会矛盾的加剧，进步主义思潮崛起，共和党内部再次经历了重大分裂。西奥多·罗斯福在卸任总统后脱离共和党，以进步党的身份参选总统。进步主义运动虽然没有修成正果（赢得总统选举），但一方面撼动了共和党阵营，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民主党执政打下一定的基础。1912年的大选中，由于西奥多·罗斯福领导的进步党分流了共和党候选人的选票，使得伍德罗·威尔逊在大选中代表民主党胜出。威尔逊政府的政策具有显著的进步主义和国际主义色彩，美国也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美国在一战中扮演了决定性的战争终结者角色，还是引发了保守色彩浓厚的美国社会的反弹，此后共和党又连续赢得了三届总统选举。
共和党在1861年后的长期执政，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底色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倾向。有观点认为，美国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只有自由主义，没有保守主义，其实并不确切，保守主义广泛渗入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只是隐而不显。在彼时，保守思想和自由主义结合紧密，如同灯芯上的两股绳子。事实上，在同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分道扬镳之前，对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准确的描述是“保守的自由主义”，拉塞尔·柯克认为这种保守性是美国秩序的精神根基，是一个更准确的表述。 11
2.罗斯福新政与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
1929年爆发于美国并蔓延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以及胡佛政府对危机的糟糕应对，在本质上是传统保守主义在思想和方法上陷入了困境，而不只是具体政策（如货币政策）上失败的后果。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推出了以复兴（recovery）、救济（relief）和改革（reform）为核心的新政。作为对当时经济社会危机的回应，新政本身有浓厚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色彩。新政使总统的权力得到了扩大并制度化，公共部门的规模也大幅扩张，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大大加强，大财团在公用事业领域受到了限制，新政还大幅度降低关税，劳工组织也得以合法化。从经济社会结果看，新政总体上是成功的，促进了经济复苏，延缓了社会矛盾，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较早走出危机。
新政挽救了美国，但并没有获得传统保守派的广泛认可，事实上反而推动了保守派力量的集结。新政并没有结束大萧条的状态，更重要的是，由于新政对长期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作了深刻调整，自推出之初就受到共和党以及民主党内部分人士的反对。保守派攻击罗斯福和新设的官僚机构“独裁”、“暴虐”，1935-1937年，有多部新政法律以及多个新政项目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1938年，在威廉·塔夫脱总统之子、罗伯特·塔夫脱的领导下，共和党新政反对派、中西部银行和工业利益集团组成了美国政治史上第一个自称的右派团体。12 到1939年，美国社会对新政的热情已经大为衰减，新政的一些弊病也不断暴露，但二战的爆发改变了美国政治议题的优先次序，罗斯福得以在1940年赢得第三次大选。即便如此，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仍赢得了2200万张选票，民主党的优势相比1936年大选大幅度减少。13
3.左翼意识形态崛起与保守主义的反应
共产主义思潮长期以来对美国社会缺乏吸引力。不光蓬勃兴起的资本家群体惧怕革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消灭私有制、无神论以及国家计划等主张对普通美国人来说是令人恐惧的。1920年代的大繁荣，使“美国梦”和“美国精神”深入人心，更是使保守派乐观地认为，美国社会可以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免疫。
但是大危机挑战了保守派的乐观，危机发生后，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都在探索美国的出路。在新政推行前后，美国社会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接受度大幅度提升，苏联经济模式被大量地介绍，很多知识分子都不再讳谈自己在经济或社会政策上的某种社会主义倾向，托洛茨基主义在美国知识分子中有很多同情和拥护者。与此同时，危机也使美国社会中弥漫着对现状的失望和挫败感。这些使一些保守主义者警觉，阶级革命未必不可能在美国发生。
在二战中，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和苏联结盟，国内保守派的反共遏苏情绪被暂时压制。对罗斯福本人来说，对与苏联保有一种灵活的姿态，这种合作不仅是军事上的需要，而且从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维护来说也是有必要的，而且他认为苏联也是可合作的。14但对共和党以及民主党内保守派来说，这样的合作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
二战结束后，国际秩序初定，被压抑的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恐惧和敌意不可避免地反弹了。这种反弹首先是在外交层面，乔治·凯南1946年2月的“8000字电报”，成为了冷战的先声。这篇电文次年在《外交杂志》上以“苏联行为的根源”发表，文章认为：苏联不会和资本主义大国有真正的共同目标，不可能与苏联建立伙伴关系，必须视之为竞争对手。苏联的意识形态使之具有内在的扩张性，但其力量和运用又有制度上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需要对苏联的扩张性行为予以坚决的遏制。15 凯南的文章为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和冷战提供了理论依据，引起了美国两党保守派的共鸣。但后续美国对苏政策在范围和力度上实际上远远超出凯南所认为合适的范围，凯南的长文只是为二战后反共遏苏意识形态的攀升提供了一个台阶。
反共遏苏意识形态在“忠诚调查”运动和“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间达到了阶段性的高潮。16 “忠诚调查”发端于1945年3月的“《美亚》杂志与谢伟思案”，此后不断扩大，前后共有超过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审查，官员、教师、体育运动员甚至参与选美的人士都被要求就共产主义和苏联进行政治表态。1950年2月，威斯康辛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在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声称手中有一个200多人在美国国务院的共产党员名单，开启了美国新一轮反共的新浪潮，这一轮审查和指控延伸到美国内政、外交、文化、宣传、宗教各领域，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成千上万的华裔也因被怀疑为通共的间谍受到不法的传讯和迫害，以至于国务卿杜勒斯都担心美国会被外界认为正在滑向法西斯主义。麦卡锡的种种越权和非法行为引起了美国政界和社会的反弹，最终导致1954年参议院通过对其弹劾的决议并予以了谴责，但是对美国政府高官“通共”的调查一直没有停止。麦卡锡在保守派内部并不缺乏支持，时至今日，麦卡锡仍被一些右翼保守派称为“伟大的爱国者”，认为正是他掀起的运动使得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再也没有恢复元气。17
4.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
罗斯福新政以及左翼意识形态崛起是刺激美国保守主义崛起的两个关键的刺激性因素，但这还不足以使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变得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尽管很多人持有保守主义立场，但“保守”一词本身在美国社会并不那么受欢迎，甚至在某种程度这个词也是一种道德上的贬称。在20世纪40-50年代，有三股思潮汇聚在一起，使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变得具有系统性和吸引力:18
一是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路德维希·米瑟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米尔顿·弗里德曼领衔的芝加哥学派，其要旨是反对中央计划经济、集权的大政府和乌托邦，批判理性无限扩张和计划经济可行性，反对凯恩斯主义，强调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个体自由和轻税薄赋的小政府，复兴在大萧条和新政中被遗忘的经济学信条。米瑟斯和哈耶克从人类行为、认识论和信息角度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影响深远。安·兰德以客观主义哲学为旗，从哲学和文学为自由主义申辩，强调个人主义、理性的利己主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也吸引了一大批拥趸。
二是传统主义思想。这一系学者的启蒙者是艾伯特·杰伊·诺克，他在1935年出版的《我们的敌人：国家》中表达了反国家主义的倾向，此后于1943年出版了《多余人的回忆录》，表达了保守主义的观念坚持，启蒙了罗伯特·尼斯贝特和拉塞尔·科克等新一代保守主义思想家。理查德·维沃的《思想的后果》、彼得·维尔瑞克的《重访保守主义》、罗伯特·尼斯贝特的《保守主义：理想与现实》也都是保守主义的经典著作。不过影响最深远的还是过于拉塞尔·柯克1953年出版的《保守主义的心灵》，被奉为“保守主义的圣经”。传统主义者肯定、强调传统在社会秩序和精神秩序塑造中的作用，特别是宗教、家庭、行会等传统组织的作用，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主张克制和中道。柯克对埃德蒙·伯克以降的英美保守主义思想谱系的梳理，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发明”，通过选择性地将这些思想家的观点进行编排和呈现，使保守主义具有道德上的吸引力和正当性。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是列奥·斯特劳斯领衔的“斯特劳斯学派”，该学派以对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的批判而闻名，尽管长期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但对美国保守主义、特别是80-90年代的保守主义强硬派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三是极端反共力量的推动和宗教保守主义思想的崛起。当时反共遏苏意识形态构建过程中，一些前美国左翼运动成员以及中东欧流亡分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代表性的有前美国共产党员、苏联间谍惠特克·钱伯斯，其著作《见证》以及对罗斯福总统顾问阿杰尔·希斯的指控，引起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宗教保守主义者在思想构建方面影响更为深远。宗教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共同的立场是反对共产主义、科学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特别是世俗自由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天主教反共人士詹姆斯·伯纳姆和新教理论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等。由于基督教是当时美国社会的主体宗教，对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无神论观点有着本能性的恐惧和排斥，因此宗教保守主义在反共上也尤为坚决，成为美国保守主义阵营不可忽视的力量。宗教保守主义者还认为，自由主义会摧毁宗教信仰，是西方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摧毁，甚至会导致极权主义。他们力求为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建构找到精神（基督教）的根基。伯纳姆为代表的天主教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崛起，改变了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宗教版图。
这些不同的保守主义思想流派之间一直存在内部的对立和冲突。譬如，宗教保守主义者对安·兰德极为警戒和排斥，认为后者的“客观主义哲学”实际上是对上帝的否定。而经济学界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对传统主义者的保守主张并不感冒，譬如哈耶克就曾明确拒绝被贴上“保守主义”的标签，坚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还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文章。在20世纪40-50年代，将这些派别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还是他们要对付共同的敌人——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世俗自由主义、泛左翼思潮等，这些派别才暂时形成了松散的联盟。保守主义阵营内部如弗兰克·迈耶等曾试图将不同阵营的主张进行调和，但是这种努力只获得有限的成功。
真正缔造保守主义联盟并推动其走向政治舞台的人是小威廉·巴克利。巴克利是富有才华的媒体人、作家和保守主义政治评论家，也是组织的干才。他的两个举动对后来的保守主义运动影响深远，一是于1955年创办《国家评论》，不同派别保守主义者纷纷以此为平台发表文章，为各类保守主义力量提供了共同的话语平台，而巴克利本人也成为保守主义联盟的盟主，以至于人们将这一时期的保守主义称为“小威廉·巴克利保守主义”；二是于1960年推动成立“自由青年美国人（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YAF）”这一青年保守主义组织,为保守主义者培养青年后备人才，并积极参与美国政治。这一组织因不满于1960年尼克松为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与东部党内建制派妥协而诞生。尼克松的败选和约翰·肯尼迪的上台，引发了保守主义阵营的极大焦虑。YAF很快于1964年深度参与到共和党保守主义政治代言人巴里·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中来。这次保守主义阵营在政治上的努力虽然遭遇失败，但也为保守主义运动在70年代东山再起作了组织准备、政治动员、政治议程策划上的经验积累。
5.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激变和动荡。美国先是经历了约翰·肯尼迪执政时期的“新边疆计划”、“猪湾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再到林登·约翰逊执政的“伟大社会运动”和“向贫困宣战”、“平权法案”、越战升级、反战运动、民权运动、白人新左派运动以及此起彼伏的校园和城市暴力。
这种激变和动荡促使一批原来属于左翼和自由主义阵营的知识分子的右转和走向保守，构成新保守主义的主力。新保守主义的核心成员包括丹尼尔·贝尔、西摩·李普塞特、欧文·克里斯托、诺曼·波霍雷茨与妻子米奇·迪克特、内森·格莱泽等纽约文人。他们以《公共利益》和《评论》杂志为平台，肯定和维护美国体制，批判“伟大社会运动”、新左派的乌托邦、以及激进派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激进反社会和反社会活动，遏制苏联影响力的扩张。在论战过程中，天主教哲学家迈克尔·诺瓦克、政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传统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尼斯贝特、斯特劳斯学派的马丁·戴蒙德等也加入战团。除了知识精英之外，原本属于民主党阵营的偏保守的政治精英如休伯特·汉弗莱、亨利·杰克逊、丹尼尔·莫伊汉尼以及积极参政的知识份子珍妮·柯派翠克等也汇入了新保守主义的阵营，这使得新保守主义的构成变得异常庞大和复杂。从整体看，新保守主义强调美国天命、美国信仰和美国至上，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斗争，对共产主义和苏联采取强硬立场，更重视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反对将平等置于自由之前，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允许适度的社会福利同时强调个人奋斗。此外，部分新保守主义者也强调基督教传统和欧美社会的传统德性。19
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新保守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在扩大，但是在政治上的建树有限，直到里根上台才改变了这一局面。里根在经济政策上奉供给主义学派为圭臬，主张小政府和反对福利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上坚决反共遏苏，在社会和宗教上倾向于传统主义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得各不同派别保守主义的拥护。20在里根政府时期，一批新保守主义者进入政府担任要职，特别是在外交和防务领域。里根时代被认为是赢得对苏冷战的关键时期，新保守主义者对自己在其中的贡献颇为自许。在里根之后的老布什执政时期，新保守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在相当程度上融合了，以至于新保守主义的教父、老克里斯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断言“新保守主义已死”。但在事实上，第一代新保守主义以及在小布什政府时期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二代新保守主义，在保守主义阵营内地位更加显赫而不是没落，并在意识形态上支持和主导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
6.冷战后保守主义阵营的分化和调整
反共遏苏是保守主义阵营的头号共识，也是促进内部团结的黏合剂。随着冷战结束，这一共识的现实基础不复存在，保守主义内部的分裂和冲突也随之上升。尽管新保守主义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在布什父子执政时期仍在上升，但是来自阵营内部对新保守主义的批评日趋激烈。对新保守主义不满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政治和社会话语争夺的因素，也有对新保守主义成为新建制派的愤怒，还有对新保守主义理念在根本上的不认同。
由派屈克·布坎南领导的“旧保守主义”，从里根时期就是新保守主义的尖锐批评者。在旧保守主义者眼里，新保守主义者只是虚心假意和投机地接受部分保守主义理念，为的就是迎合和取得权力，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世俗主义、“十字军式”的威尔逊主义者和福利国家的信徒”。21旧保守主义之“旧”，对应的是新保守主义之“新”，实际上自奉正宗，其核心主张是强调传统秩序，倡导西方性和本土特性，倡导犹太教-基督教宗教意识，主张有限政府，反社团主义和集体主义，反联邦主义，反对国际援助和国际干预，反对移民和全球化。布坎南还参加了1992年的选举，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这些自奉正宗的保守主义对新保守主义的厌恶和痛恨是如此刻骨铭心，以至于保守派刊物《美国伟大》的创始人、克里斯·巴斯柯克2018年听闻比尔·克里斯托创办的新保守主义刊物《旗帜周刊》要关门后，22撰文评论道，“新保守主义者一直破坏乃至败坏从林肯到里根以来的保守主义者的工作”，欢呼“《旗帜周刊》的生与死，其实反映了美国保守主义的死而复生”。23
当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调和努力也不是没有成效。譬如，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兴起了“别管我们（leave us alone）”运动，各派力量连结共同反对克林顿倡导的高税收、医疗保障计划、控枪等议题。此外，1994年还发生了“金里奇革命”，各保守派别汇聚旗下，使共和党时隔四十年再次在参众两院都赢得多数议席。但是这种联合的基础是脆弱的，包括小克里斯托在内的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提出“国家强盛”的主张，这些主张和“美国例外”、“美国天命”的观念汇合在一起，很快成为小布什政府内政外交的主基调。在911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政策的优先共识并赢得保守派阵营的多数支持，但是随着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耗费日巨，保守派阵营的批评之声也越高，认为这两场战争违背了保守主义的原则，违背了美国的建国原则。
在保守主义阵营，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矛盾也在持续加剧。在二战以后塑造的反新政保守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反建制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美国右翼造反派”。和一些人认为保守主义运动具有权贵精英色彩浓厚的观点相反，对20世纪60年代两大青年保守派组织校际个人主义联合会（ISI）和青年美国人（YAF）成员家庭背景的调查表明，其成员多数出身于家庭相对贫寒，而且出身于综合性名牌大学的比例相对于新左派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DS）要低 24, 25。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者一开始就注意从成绩优良、才干出众和家庭条件一般的青年中汲取力量，利用他们的不满和愤怒来抵御左派和右派的建制派力量。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新保守派成为保守主义阵营建制派的时候，新旧保守主义的对立变得更不可调和。尽管如此，在21世纪到来之前，反建制的保守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以中下层精英为主力的，《国民评论》这样的刊物是他们思想传播和交流的重要载体。但是，精英群体和保守主义倾向的社会大众的融合是有限的。
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兴盛，为精英保守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的社会大众的结合创造了条件。保守主义的大众化或者说民粹化，在2009年开始的茶党运动中到达了一波高潮。茶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党派，但是在美国社会迅速创造了声势，建立了2000多个组织。原阿拉斯加州州长萨拉·佩林、共和党大金主科赫兄弟下属的基金会都在茶党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彼时“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经济危机犹在肆虐全球，茶党运动高举小政府、低税收、弱监管的政策主张，反对民主党和共和党当权派。和2011年左派发起的无疾而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相比，茶党运动在美国政治上的收获要大得多。在2010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超过40名茶党运动支持者打败了共和党和民主党选定的候选人，赢得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初选，佛罗里达州的马克·卢比奥就是其中之一。茶党运动虽然在政治上有所收获，但是因为缺乏系统和建设性的政策主张，在其后又很快消融在原有的共和党和保守派中。但经过此次全国性动员，使保护本土就业、加强本地社区、反全球化、反对大政府和高税收、抵制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深入人心，为特朗普2016年赢得选举助了一臂之力。
在当下的美国保守主义阵营中，宗教保守主义的角色也非常值得关注。宗教保守主义也分很多派别，内部也存在张力。不过，在自由主义（特别是左翼自由主义）的推动下，LGBT、堕胎、移民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从社会政策的相对边缘议题逐步成为重要的政策议题。宗教保守主义在这些议题上是抵制自由主义的中坚力量。
注释：
1、Godfrey Hodgson. The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A History of the Conservative Ascendancy in America.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6
2、Roger Scruton. How to Be a Conservative. Bloomsbury Continuum, 2014
3、Brian Farmer. American Conservatism: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Newcastle, 2005.
4、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许多保守主义者批评宏大命题，但他们主张的很多命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宏大的。基于对个人权利的主张，对“宏大叙事”的批判通常聚焦在经济和社会领域。
5、洛克是旗帜鲜明反对强迫和自愿的奴役的。
6、Samuel Huntington (1957). “Conservatism as an Ideology”. Review of Politics 51(2): 454-473.
7、Julian E. Zelizer (2010).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38 (2): 367-392.
8、民主共和党是1790年代由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和麦迪逊为反对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而成立的政党。
9、另一派由安德鲁·约翰逊领导，于1828年组成了民主党。
10、在英国，与辉格党纠缠相斗几个世纪的是托利党，即俗称的“保皇党”。1834年，英国托利党领袖罗伯特·皮尔出任首相，提出了以“保守”为理念的政治主张，他领导的政府也被贴上“保守党”的标签。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由于英国托利党人内部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一部分支持皮尔的托利党和辉格党重新整合，组成了“自由党”，而留在托利党内的人则正式采用“保守党”的名称。
11、这也是共和党自称为“林肯的党”的原因。
12、Russell Kirk. The Root of American Order.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2003.
13、吕磊.《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14、阿米蒂-什莱斯.《新政VS大萧条》，吴文忠、李丹莉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
15、John Lewis Gaddis. On Grand Strategy. Penguin Press, 2018
16、George Kennan (1947).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4): 566-582
17、在1938年，美国参议院就设立了临时性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后来的反共反苏运动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18、Ann Coulter. Treason: Liberal Treacher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ism. Crown Forum, 2004.
19、George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Basic Books, 1976. Patrick Allit. The Conservatives: Ideas and Personalities throughout American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0、吕磊.《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21、Zelizer (2010)认为，对里根在整合保守主义阵营上的成就也不宜过分夸大。譬如，社会保守派对于里根未能吸纳更多该阵营的人士进入政府感到不满，里根政府与苏联的军控谈判在保守派内部被称为新的“慕尼黑协定”。
22、George Nash (2016). “Populism, I: American Conservatism and the Problem of Populism”, New Criterion, September.
23、比尔·克里斯托是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是老克里斯托之子。
24、客观地说，里根对很多新保守主义的理念是认同的。但是由于里根作为保守主义代言人的形象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自诩的旧保守主义者无法绕过里根而自诩“正宗”，只能指责新保守主义者“投机”和窃取了保守主义的胜利果实。
25、M. Stanton Evans. Revolt on the Campus.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61.
26、Paul Gottfried and Thomas Flemming. The Conservatism Movement. Boston: Twayne Publisher. 1988.
财经号所发布文章之版权属作者本人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文章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财经》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