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保守主义：从观念到政策
正如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先驱理查德·维沃的《思想的后果》这一书名所揭示的27，保守主义者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自己的观念成为无关现实的玄谈，而是要回应西方社会抛弃信仰导致的现实道德失败。
和许多人“美国党派和政治团体松散”的认知相反，在某种层度上这些党派和政治团体又是高效和有力的。关于“松散”的认识，通常是建立在入党入团容易，退出自由，而且内部经常分裂并且山头林立，很多人在山头间频繁转换这些特征上。但是，这些政治团体的形成是基于自主的信仰和信念，不同派别之间在基础理念上有一致性，这又使他们很容易达成联合。此外，虽然在大的保守阵营内谈不上严格的纪律和规训，但是细分的政治团体内部又是有义务和纪律约束的。美国党派的组织化和政治动员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从总体上看，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组织水平和动员能力均不断加强。在林肯时代之前，共和党及其前身在组织化水平和动员能力低于民主党，后来共和党吸取了教训，百余年来不断强化，今天共和党的组织化水平和动员能力实际上要显著高于民主党。而且由于保守主义总体上处于守势，在反制自由主义上又尤为坚决。
选举保守主义倾向的联邦和地方政府领导人、参议员和众议员，是让保守主义观念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但是选举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行政部门领导人和两院议员一经当选，就需要对联邦和州整体的利益负责，接受三权分立体系的制衡，不能全凭个人好恶行事。保守理念的贯彻需要人去实施，政府中只有部分岗位需要选举，内阁、顾问和支持团队需要大量的人才。此外，政策决策具有很高的技术性要求，需要智力支持。这些都是很难通过选举来直接解决的。
由政治团体、基金会、智库、媒体、游说团体构成的宣教、人才培养和决策支持体系，因此在将保守理念转化成保守政策上发挥巨大的作用。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政治团体是保守主义的宣教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保守主义政治团体来源广泛，组织数量和成员规模庞大，根据宗教、年龄、性别、地域、行业以及所支持的特定政客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别，相互之间也存在交叠和联合。这些团体在保守理念上各有侧重，并针对不同的对象积极发展会员，传播自身的理念，也经常积极投身于联邦和地方层面的选举和面向社区的理念宣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学生青年保守团体（如前文提到的ISI和YAF）尤其值得关注，这些组织的成员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善于表达和沟通，又富有学习能力和行动能力，其中的佼佼者会被推荐到大学、智库、政府、国会、最高法院去实习和担任资深政客的助理，表现好的会留下来长期工作，取得声望和影响后旋转门进入政界，实际上这类组织起到了“宣传部”和“组织部”的功能。
保守派智库和在高校中的研究平台，是保守主义观念和政策草图的重要供给者，也是保守主义政策的重要阐述者。这些智库风格不一，各有侧重。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卡托研究所风格上偏学术，因此尽管归属保守主义阵营，有时候也显得中性，并因此也受到极端主义者的批评。传统基金会则偏向意识形态宣传，风格上也显得激进。哈德逊研究所和前特朗普安全顾问博尔顿创办的门石研究所偏向战略、安全和外交。卡托研究所和米塞斯研究所偏向自由至上主义，反对大政府和强监管。此外还有一些专注于社会和宗教议题的保守主义智库，代表性的如伦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不同的政治周期，这些智库受到的重视和影响也存在差别，譬如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在里根和小布什时期均发挥重要影响，哈德逊研究所则是特朗普政府高层十分倚重的智库。在高校中，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乔治·梅森大学等都有保守派基金会长期资助的研究机构以及针对个人的资助项目，甚至在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哥伦比亚大学，也有保守派支持的研究机构和项目，与自由派分庭抗礼。
保守派的学者、活动家和政客的理念和政策主张主要以保守派刊物、网站和媒体平台来发布。《国家评论》是老牌的保守派刊物，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也招致老派保守主义者的抨击，认为该刊物已经被新保守主义者所败坏，但是在里根时代以及之前的三十年里，一直被视为保守主义的机关报。《公共利益》、《评论》以及《国家利益》成为第一代新保守主义的主要发声和交流平台。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则以《旗帜周刊》为关键平台，该刊被视为小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的机关报。此外，由柯克创办的《现代》以及宗教保守派的《首要事务》、《美国保守派》则是传统保守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的重要传播平台。旨在弘扬所谓正统保守主义思想的《美国伟大》则是保守主义刊物的后起之秀。但是进入互联网时代，这些专业性相对较强的保守派刊物已经很难再适应社会动员的要求，诸如福克斯、班农创立的布莱特巴莱等保守派媒体和网站在面向大众传播保守主义主张上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
以上的保守主义政治团体、智库和高校研究平台、杂志和媒体以及保守主义运动，背后都离不开企业家、企业以及企业支持的保守主义基金会的扶持。布莱德利基金会、奥林基金会（于2005年关门）、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斯凯夫家族基金会28以及科赫家族控制的多家基金会等，都是保守主义理念、议程、学者和学生以及机构的重要支持者。不仅如此，这些基金会以及背后的企业也直接资助联邦和州层面党派的竞选以及政策、法案的研究。
从整体上看，这些由企业、基金会、智库、大学、政治团体、以及政府行政部门、议会、法院重要政治人物构成了一张紧密的保守主义政治生态，这种生态确保了保守主义理念到政策议程的高效转化，而且提高了理念和政策议程的稳定性，使之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能够延续和发展。当然，自由派也有类似的生态，但是在资助力度、组织动员强度以及议程韧性上，还是要稍逊保守派一筹。
五、美国保守主义：特朗普时代及之后
从林肯当选总统至今160年的美国政治史看，美国的保守主义一方面在消解和撤退，另一方面在显化和强化。尽管不能直接根据执政党是否共和党来判断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主导权，但这仍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指标。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式入主白宫之前，共和党执政时间接近80%。自罗斯福新政开始的80余年里，共和党执政的时间退缩到不到45%。即使只考虑里根革命以来的40年，共和党执政的时间也仅勉强超过50%。因此，从长周期看，保守主义处于守势。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保守主义在美国社会越来越可识别，并在压力下显得愈加激进，在短期仍有较强的议程设置和掌控能力。
如果从更具体的层面考察，美国保守主义在演进过程中大体上出呈现出如下趋势：一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觉醒经历了一个从少数精英群体到普通民众的扩散过程，以及精英与平民之间日益密切的互动；二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边界在不断地扩展、细分和明确化。目前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斗争议题已经逐步向移民、LGBT、气候变化、堕胎等社会议题扩展，在越来越多的细分领域划清了界限；三是在传统政治中的边缘议题的正规化、政治化和主流化。
特朗普的上台毫无疑问是一场保守主义的胜利。但事实上，这又是一场险胜。在过去几年里，关于特朗普上台的经济社会基础，如美国产业空心化、白人中产阶级的衰落、左翼自由主义理念四处扩张引起的反弹等等，已经有很多分析和讨论，这里不再赘述。但是还有一些因素值得关注：
首先是茶党运动的社会动员。茶党运动是一场顶层政治精英支持的具有强烈民粹特点的大众政治运动，很多茶党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政治人物也是以共和党身份参与国会的选举，并且后来整体融入了共和党中。现任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也是茶党运动的重要支持者。
其次是互联网和自媒体带来的直接动员。在大众层面，保守主义更多诉诸基于宗教、社会传统、生活经验的综合直觉判断。共和党建制派的第二代新保守主义以及奥巴马的左翼自由主义，更多依赖于成套的叙事框架，理解、接受和应用这些框架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更易于在社会精英群体形成共鸣。推特、脸书等自媒体平台的兴起，是有利于这种应激式的、诉诸直觉判断的动员。特朗普本身的语言风格与推特这样的平台又天然契合。正是因为如此，在选票政治下，特朗普能够“踢开党委闹革命”，共和党内的建制派虽然看不上特朗普，却也对其无可奈何，借其手顺其意推动保守派议程。
第三，特朗普本人的意识形态特点。特朗普以反对民主党左翼自由主义和共和党建制派的姿态脱颖而出，其意识形态是一种偏向“旧保守主义”的观念杂糅，而且也夹杂了一些自由主义的因素，不是严密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但是在历史的当口上，他又无意之中赋予保守主义一种新的、有弹性的框架，既能够容纳中下层社会的保守主义诉求，也能与其他保守主义派别找到观念衔接点。特朗普虽然不像里根那样获得保守派共主的地位，仍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整合保守主义的力量。譬如，与彭斯的合作使特朗普获得新教福音派的坚定支持。特朗普早期的战略规划师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极右派，一直在构建更广泛的犹太教-基督教保守主义阵线。与麦克·蓬佩奥的合作可以争取军工、外交、安全和大企业保守集团的支持。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立场是接近于第二代新保守主义，不过其外交主张因为与旧保守主义貌合神离，最终被踢开。
促使当下美国保守主义联合的，不仅仅是理念上的相近或相关，还在于他们所认为的“外部威胁”。对美国保守主义者来说，当前最大威胁是两方面：在内是自由主义（特别是左翼自由主义）思想的扩张及其对美国制度和政策影响；在外是快速崛起的中国“挑战”了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的保守主义议程的主线也有两个：一是抑制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张，全面重塑内政议程；二是将中国作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进行重整，推行对华遏制战略，力求维持和扩大对中国的优势。29
在特朗普上台后，整合后的上层精英保守主义与中下层的民粹保守主义的结合之紧密，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使美国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进保守主义议程。
内政的保守主义议程包括任命保守派大法官和联邦法官、减税、精简政府机构、缩减科教文卫项目支出、扩大国防安全支出、控制移民、加强贸易保护等，这些议程基本上在过去3年里部署完成。
在外交上的保守主义议程以遏制中国为主线，开展了战略布局的全线调整，可以说是有进有退。“进”是围绕贸易、科技、文教、南海以及疆藏港澳台事务对华全线施压，并通过制造矛盾分化中国与美国盟友国家的合作；“退”是收缩在中东、欧洲、阿富汗以及在联合国框架下多边机制的存在和投入。“退”是为了更好地积聚力量，并且通过瘫痪多边机制来消解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因此本质上也是一种“进”。
保守主义的内政和外交战略也是相互支持的。对华战略由接触转向遏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共识，尽管双方在具体策略上存在分歧。这也使保守派的对华战略成为推动和塑造保守主义国内政策议程的杠杆。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号召的旨在促进美国经济兴盛的政策，在保守派眼里也是实施对外战略之必须。
对华战略遏制的出台，是多个保守主义派别合力的结果，但是动机是不一的。对于一些极端右派、安全保守派以及大企业保守派来说，主张遏制中国是因为存在切实的生存焦虑。30而一些社会保守派并不一定是仇视中国或对中国的发展恐惧，但将中国树立为强大的外部威胁有利用价值，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还有一些保守派以及部分美国的企业界和自由派，则希望利用对中国施压的机会扩展其在华的利益，具有一定的投机性。多数的中下层的民粹保守主义者，尽管对中国缺乏了解和认知，但是容易为上层的叙事所蛊惑和挟裹。
美国国内仍有主张中美建设性合作的力量，认为中美两国在竞争的同时也保持一定的合作的也不在少数。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更多只是在媒体上听到中国，缺乏对中国的具体感知和认知。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止一小部分人操纵民意，以偏见、恐惧、愤怒、仇恨为推进器，将中美关系推向深渊的边缘，这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内在地决定的，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自从列奥·施特劳斯敏锐地将政治社会的“意见”与“知识”两分后，在某种程度上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使政治意见的操弄变成“成者为王”的合法性游戏，这也是斯特劳斯学派所未料的。
将中国树立为美国21世纪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并不能解决长期困扰美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性问题，反而延误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机和更快地消耗潜在资源。当下美国保守主义在内外两线的进攻性策略，必然会加剧国内的分裂以及与中国的冲突。面对“生存危机”，为了在内外两个政策议程上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激进和极端的保守主义可能会穷尽一切手段，在政策和战略上赢得更多的先机。特别是，一些极端保守派别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主体地位和美国的未来、保守主义的未来紧密捆绑在一起，这可能使美国的保守主义在未来变得更加激进，放任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从而根本性地偏离20世纪50-60年代那种相对健全、平衡的保守主义路线，使美国政治、国际秩序和中美关系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即便因为疫情增加的变数，特朗普的连任会面临挑战，但是已经初步成形的保守主义政策架构，将在更长时期影响美国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战略。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是在民主党长期执政情况下的一次反动，其影响相对有限。但是当下美国开始的无孔不入的反中审查和意识形态审查，是自80年代起共和党和保守主义思潮总体占优势的情境下发生的，其政治动能和影响可能要远远超过麦卡锡主义。即便未来精英保守主义想要调整战略方向，但是由于对中下层社会已经系统动员，这种调整也将变得十分困难。
对中国来说，需要为美国战略转变做好充分准备。接下来的这场竞争将是没有边界、没有规则、没有底线，这是个严峻的长期性考验。中国最需要做的就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矢志推动现代化进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安身立命之本。与此同时，针对美国挑起的战略遏制，在自身力量充分可及的领域进行坚决的应对，打消美国的战略冒险；在自身力量薄弱的环节补强，甚至进行适当收缩；此外还要自主推动和塑造双边关系的议程，避免沿着美国设定的路径走。
注释：
27、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了这本著作的中文版，书名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观念是有后果的》。
28、斯凯夫家族控制的基金会包括萨拉·梅隆·斯凯夫基金会，迦太基基金会（于2015年1月正式并入萨拉·梅隆·斯凯夫基金会）、阿勒根尼基金会、斯凯夫家族基金会。
29、俞建拖、卢迈. “一场未加掩饰的遏制：美国对华战略转型与中国的应对”，2018年9月15日《比较》公众号。
30、俞建拖. “正视美国对华遏制背后的生存焦虑”, http://opinion.caixin.com/2019-05-31/10142219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