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家对疫情的担忧在不断累积，但疫情本身不足以促使世界改天换地，人们没必要担心全球化将因此停滞，更没必要忧虑自由民主制度将因此终结。
新冠病毒将如何重塑世界秩序？老实说，“谁也不知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未来依旧模糊未定。
而优秀的政策制定者能做的，就是不要让迷思阻塞思绪，仔细审视每一个难题，一一检验那些可行的解决方案。
有时可能会判断错，但是对领导人而言，从成功中学习固然重要，但从失败中塑造对政策的见解同样有效。
我们在判断当前疫情的影响时，必须对其未知的深远影响保持谨慎。科学家们仍在尝试了解这种全新病毒的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特点。
没有人知道病毒将持续多久，或者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导致复发。我们尚未可知是否有疫苗能够对其产生效果，即使是暂时性的也好。
如果科学家们真的研发出了有效的对策，我们又该如何将其普及到世界各地？
而是否存在任何疫苗能够暂时地对病毒产生效果，这种疫苗又要怎样派发到世界各地——也同样前景未卜。
虽然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混乱在深度和广度上仍难以断言，但是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经济大萧条很可能导致巨大的政治效应，但是任何对经济复苏时机的判断都会被人类不可靠的病毒应对措施扰乱。
我们可以以史为鉴，但是有时也会误入歧途。
瘟疫曾带来不少历史转折点：正是瘟疫让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遭受重创，导致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于斯巴达；而14世纪导致欧洲三分之一人口减少的大瘟疫，也被认为促成了封建制度的终结。
一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杀死了大约五千万人（其中包括60万美国人），伤亡两倍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而，即使时至今日病毒仍在突变，大多数史学家依旧把法西斯主义崛起等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归因于战争及其余波，而不是瘟疫。
或许西班牙大流感造成20年代无政府主义的抬头，但是奋战和牺牲在法国的战壕里的士兵们更应被关注。
不可否认，瘟疫比战争更具杀伤力，但其影响在战争的掩盖下，显得微不足道，尤其是战争时期各国政府对流行病的大规模检测。所以，破除目前疫情所带来的一些迷思很有必要。
第一个要避免的迷思，就是不要认为瘟疫总是能带来改天换地的历史转折。
有时它可以，但是有时又不行。人们总是喜欢假设“大”时间能带来大后果，但1918年的例子告诉我们这是天真的想法。
COVID-19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但是这并不能等同于其性质或是影响也是巨大的。
就算疫情在美国国内影响重大，它也不会影响至全球。
确实，病毒不仅对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出行造成深远影响，并且也很可能会对就业、经济活动、教育以及舆论带来持续效应。
病毒已经暴露了卫生保健系统的缺陷和该系统运作时的不公平问题。
如果这些社会性变化导致政治极端化、混乱或是瘫痪的增长，那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地缘政治也会被进一步影响。
不过，这些变化也可能促成在不变动对外政策前提下的国内政治改革。
第二个迷思常常使周密的分析被蒙蔽：它认为新冠病毒会终结二战后延续至今的全球化时代。
但是，促成全球化（或大洲间相互依存）的交通和通信变革可没有那么容易就此止步。或许旅行和通信的方式会变但它们并不会停；或许航空旅行会减少，但是世界不会就此步入虚拟。
经济全球化的某些方面——例如贸易流通可能减少，不过金融流通不尽然。
区别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十分重要：经济全球化能够被政府法律束缚，但生态全球化——例如气候变化则更多由物理法则管辖。
关税、边境墙和武器无法阻止生态效应，虽然目前旅行的困难和持续的经济停滞确实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我们仍然无法确定疫情将影响社会全球化至何种程度。
虽然合法的移民活动可能因疫情减少，但是诸如地中海地区的非法移民活动则更多由萨赫勒地区的气候变化而不是病毒决定。
就算采取最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但如果家乡依旧不宜居，非法移民的潮流还是会增长。
一个可能符合这个迷思的例子是部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经济供应链会转向本地化。且因为安全观念转变，公司和政府会出于“以防万一”而不是“及时止损”构建一些清单。
不过由于没有战争，这些方面的调整不太可能中断全球供应链或国际贸易。
而就算确实中断了，它们也不会终结全球生态相互依存，或是让自然灾害造成的生态难民涌流停止。
作为一个广泛传播的观点，第三个迷思认为COVID-19将导致自由民主制度的终结，而那些强制进行严苛测试、检疫以及隔离措施的专制主义政体将掌握主导。
有时，此观点会被中国成功控制疫情，美国完全失败了的例子所支撑。但我们不能将两个高度异质的领袖所领导的国家一概而论。
像德国和新西兰这样的民主国家，表现得就要比俄罗斯这样的威权国家好。
而就是在民主国家中，有务实领导者的国家——比如德国的默克尔（Angela Merkel），其表现也比像巴西的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这样有独裁倾向的领导者的国家更好。
诚然，像匈牙利的欧尔班（Viltor Orban）这样的非自由民粹主义者会利用公共危机来强化其专制控制，但就算没有新冠疫情他们也会找到别的借口。
同样地，虽然隐私专家担心感染情况追踪app会延长和加强监视状态（surveillance state），但是他们关于隐私的担忧早已存在，疫情之后也不会消失。疫情不过是强调了这一早已存在的趋势罢了。
在另一方面，经济活动中断时间的延长可能使新兴经济体的民主政治进程遭受挫折。
像是埃塞俄比亚和布隆迪这样的非洲国家已经将疫情当作延长或歪曲预定选举的借口。但民主政体数量减少的趋势早在新冠病毒前就已存在，这趋势不过是因疫情增强。
历史总是充斥着政策误判和意外——看向1914年8月战争的全面爆发，强权们无不觉得这次不过是到圣诞节就可以结束的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然而接踵而至的，是长达四年的噩梦和四个帝国的崩溃。
如果连续性假说没有成真，那么COVID-19也不太可能是改变世界的罪魁祸首。新冠于世界的影响可能就像西班牙大流感和30年代灾难的关系一样。
对于地缘政治来说，一个不好的开端并不一定都会造成严重后果。
本文选取自外交杂志，作者Joseph S. Nye Jr. （约瑟夫·奈）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新功能主义和相互依存理论的重要代表，任哈佛大学教授和前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
（本文由民智国际研究院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