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公布的三季度中国经济数据，延续了二季度的增长态势。如何看待这一稳中有升的季度数据？学者专家们在提示消费亮点的同时，也对中小企业、出口行业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的隐忧给予明确提示。
国家统计局10月19日发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前三季度GDP增速由负转正，同比增长0.7%。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
国家统计局10月19日发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前三季度GDP增速由负转正，同比增长0.7%。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10月20日举办的经济每月谈活动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分析，前三季度出口大量增加，说明中国与世界并未脱钩，其他国家对中国产能的依赖度还在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正增长，促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负转正，则是另一大惊喜。投资仍然是此轮经济复苏的主力，其中政府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十分重要。而今后，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需进一步发力。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经济已经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对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从6月的-5.2%调至-4.4%。世界银行、OCED对2020年世界经济的预期目前仍然维持为-5%以上。在此大背景下，三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只是暂时性的成绩？四季度中国经济还面临哪些风险点？能否持续上扬复苏？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此次活动中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前三季度中国实现0.7%经济增长速度已是奇迹。考虑到目前供需平衡逐步形成基本畅通的国民经济循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开始显现，加之宏观政策后续仍有较大实施空间，中国经济在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依然坚实。
刘元春同时强调，现在尚未到高枕无忧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复苏十分脆弱。总需求依然疲软，而扩大有效需求、激发消费潜力，存在很多政策性难题。房地产投资后续很大概率会回落。全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出口可能面临较大压力。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挑战依然严峻。
中小企业不活跃，中产阶级消费受阻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295亿元，同比增长3.3%，增速比8月份加快2.8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增长。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9%，季度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刘元春指出，这主要由于汽车消费的快速上扬和中高端消费的增长。譬如9月份烟酒消费的增速达11.2%，贵金属消费增速达17.6%，化妆品消费也实现较大幅度增长。消费主要来自在疫情中受损并不严重的中高收入阶层，以及由全球疫情蔓延导致的消费回流。此外，随着攻贫脱坚任务的完成，低收入阶层的疫中补贴得到较好落实，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实现了持续增长。
然而，消费复苏相对出口、投资仍然乏力。尽管最终消费支出在三季度转为正向拉动GDP 增长1.7个百分点，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3324亿元，仍然同比下降7.2%。对此，刘元春认为，这是因为支撑中国消费的中产阶层受到疫情的较大冲击。
刘元春分析，前三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为3.17%，低于平均数增速3.93%，这说明“两头增长快、中间增长慢”。这在居民收入结构上体现为：财产性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三季度同比增长8.86%，金融炒股、高新技术行业和龙头企业的收入可观。而经营性收入三季度为-7.8%，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说明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受影响较大，连带中产阶级在疫情中的收入出现下滑。
而中小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活跃，不但使消费受到波及，也导致整个经济活力大打折扣。投资层面，前三季度民间投资243998亿元，下降1.5%，降幅比上半年收窄5.8个百分点。在刘元春看来，这一方面是由于政策传递存在滞后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民营企业家的投资积极性尚未被全面激发。
姚洋也指出，中小企业的复苏是中国经济的一大挑战，其中特别需要关注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政府应当在去杠杆政策的基础上，重新找到监管的平衡点，既要防范风险，也要找到一些敞口，让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保企业才能保就业，保就业才能保消费。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89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9.8%。但刘元春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减少了300多万人，同比减少2.2%。虽然政府针对大学生就业采取了延缓就业和弹性就业等举措，但其就业水平仍然有待提升，社会的就业问题依然很严峻。
对于促消费，姚洋同时认为，居民可支配收入虽然实现正增长，但增长幅度不够快。此外，双节出行人数恢复到去年的90%，但消费支出仅恢复到去年的80%，说明经济虽然在复苏，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不充足。他建议政府直接向收入最低的群体发现金，在救助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失业人群的同时，快速提振消费。
出口依赖关键行业，而非遍地开花
前三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231151亿元，同比增长0.7%，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长7.5%，二季度为下降0.2%。出口127103亿元，增长1.8%；进口104048亿元，下降0.6%；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23054亿元。
姚洋认为，前三季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回到了新世纪的头10年的高水平。刘元春指出，三季度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达到20%左右，主要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造成防疫物资需求扩大，以及其他国家供应链产业链断裂而中国复工复产早于世界。
对于出口增长的原因，姚洋分析，疫情中恢复较慢的国家对中国的医疗设备、计算机等产品的依赖度出现提高。中美的贸易实际上正在恢复中，已经接近贸易战前的水平。此外，东盟国家受新冠肺炎疫情较小，尽管有观点担心中国的出口向东南亚转移，但实际上东南亚出口的增加也会带动中国对东盟出口的棉纱、棉布等产品的增长。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中，刘元春认为，出口是非常不稳定的因素。他指出，虽然近期抗疫物资和宅经济、数字经济的需求拉动了中国出口增长，但在所有的出口产品目录里，只有45%的商品实现出口正增长，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超过了70%的商品。出口上扬实际上依赖于几大关键行业，并非遍地开花。这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恢复的不对称性密切相关，不是常态化的状态。
姚洋也指出，欧美出现第二波疫情，加之很快迎来冬天，在明年开春前，消费需求将不会再像此前几个月那么旺盛。医疗器械、计算机等商品以一次性购买为主，譬如计算机9月的出口相较8月就更弱，预计10月、11月还会继续走弱。
那么，四季度中国出口是否可能急转直下？在刘元春看来，没有近忧，但有远虑。三季度许多国家开始复工，但受到了第二波疫情的冲击；同时，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疫情也达致高点，严重冲击生产，其产能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因此，四季度，中国依然会维持出口向好的态势。但是，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和疫苗研发使用在明年发生重大逆转，中国出口将面临较大压力。
而姚洋指出，美国大选一旦拜登当选总统，特朗普耍赖连任，可能导致特朗普的支持者与拜登的支持者发生激烈冲突，从而影响美国经济复苏。这不仅会危及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也会影响东南亚对美国的出口，波及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下滑。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否会退出？
伴随经济的复苏，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是否会发生变化？
根据今年全国“两会”的安排，2020年政府发债规模将超过8.5万亿元。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将新增的1万亿元财政赤字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总共2万亿元资金直达市县，省级财政不允许截留。
刘元春介绍，截至8月中旬，直达县市的资金达到1.7万亿元。资金到位还不等于项目完全启动，一揽子政策从5月份开始全面展开，正在持续开展的进程中，一些政策的效果还没有持续显化，还有部分政策尚未实施完毕。
对于四季度的财政政策，姚洋认为，未来三个月的财政支出没有退出迹象，仍会继续加力。而刘元春分析，今年1-8月，中国财政支出累计15万亿元，完成全年财政预算的60.5%，与过去四年同期66.2%的支出速度相比慢了6个百分点。财政支出节奏放慢，将导致四季度的财政支出必须加快，由此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财政资金的支撑力度相当充裕。
但同时需要注意财政效率的优化问题。刘元春介绍，前三季度宏观杠杆率提升了20多个百分点，达到286%。政府杠杆率、企业杠杆率、居民杠杆率同步上升，肯定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此外，财政下达执行进度慢，除了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也是由于许多基层政府缺乏有效实施高水平大项目的能力，而国家新战略在产业政策上如何布局和落实？新基建的操作模式肯定不能照搬旧基建。对2万亿元直达到基层的财政资金进行局部调整，也是接下来宏观政策的关注重点。
对于民间猜测货币政策将有所收紧，刘元春分析，国家已经做出部署要求今年金融部门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向实体领域让利1.5万亿元，而目前实施的让利规模只有8700亿元左右，完成进度不到60%，还有40%需要在今年四季度完成。因此，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支持也应该不会有问题。
姚洋也认为货币政策退出的可能性较小。中国长期是高负债、高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信贷每年增长11%至14%，支撑6%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已经是常态。此外，目前中小企业仍然缺资金。货币政策一旦退出，最先受损的便是中小企业，对于经济复苏极为不利。由此观之，货币政策恐得到明年下半年退出才是较好的时机。刘元春表示，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整体政策的支撑力度比想象中雄厚，足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