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在山东青岛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内观看机器人表演。图/ 新华
促进形成大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实现中华复兴实施的又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当前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深入分析国内国际形势作出的重大判断，也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部署。”
在新格局下，青岛有着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这对青岛在新形势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创新成为第一动力、人才成为第一资源、发展成为第一要义的新动力源和创新策源地，亦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青岛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改革开放以来，青岛的发展重点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
一是持续推进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二是持续推进经济战略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型；三是持续推进经济体系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体系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绩证明青岛完成了一份优异成绩的答卷，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进步。
2019年青岛人均GDP水平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17位。排在青岛前面的城市（不包括北京、上海）有无锡、苏州、南京、常州、扬州等，排在青岛后面的城市有福州、合肥、绍兴（见表1）。
2019年青岛的外贸依存度50.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2％，但低于（不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无锡、苏州、宁波、厦门（见表2）。从2020年《财富》中国500强企业分布看，青岛有4家企业上榜，分别是海尔智家、海信家电、海信视像以及青岛啤酒。不包括中央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青岛上榜企业数少于深圳（34家）、苏州（8家）、宁波（6家）、厦门（7家）、佛山（6家）。其中，佛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它既不是国家计划单列市，也不是国家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更不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城市，一个地级市仅仅依靠市场经济、开放经济、工业经济的协同发展，其人均GDP水平和进入中国500强企业数都超过了青岛。
面向未来，青岛在继续推动市场经济、开放经济、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上，需要努力解决好三个新问题：一是如何让科学、技术、人才、创新等优质资源和要素扎根青岛，这需要科技创新和吸引全球英才的体制机制、生态环境和跨境网络的建设；二是如何让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现代化制度落地青岛完善青岛，这需要构建法治架构并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三是如何让青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及创新链进入高端并与全球体系对接，这要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服务化转型、城镇化转型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解决好这三个问题的难度、挑战性和风险要大于过去。很多疑难问题是历史长期沉淀下来，始终没有解决好的，这需要青岛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各负其责、相互补台、形成合力。其中，促进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等要素存量调整和增量改革，为未来发展预留充足的空间和资源条件，是一项重要工作。佛山顺德区已经开始行动，敢于直面长期业已形成的复杂利益关系，把120万亩的国土面积中，13万亩村级工业园的土地存量资源腾挪或整理出来，为未来发展预留了充足的土地资源要素。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变化，青岛要充分发挥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青岛上合组织地方经贸示范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支点的“双节点”城市等对外开放平台作用，加快推动形成大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从国际环境变化看，被誉为“超级全球化”的全球开放浪潮正走向退潮，而新全球化仍处于萌芽之中；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但全球劳动生产率减速趋势依旧；中美战略博弈刚刚拉开序幕，“脱钩”的风险急剧增大。
从国内条件变化看，参与国际大循环促进了计划体制转轨、内向战略转型、农业经济转变。然而，过去嵌入全球跨国公司的国际工序分工体系，也导致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和渠道发展不充分；过去实施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驱动的外向型战略，也导致贸易利益冲突和摩擦日益显著加剧；过去采取简单模仿和创新依赖的“拿来主义”做法，也导致动能转换缓慢和国内自主创新被抑制等问题。
预计“十四五”期间，新发展格局将对青岛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产生重大影响。
青岛的战略定位
(一) 确立青岛在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地位
青岛是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模范生。为了把握“超级全球化”造就的世界发展黄金期的重大战略机遇，把握信息技术革命造就的综合物流革命和供应链管理的重大战略机遇，青岛在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体制改革、构建对外开放平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绩效。然而经济全球化收缩、世界“三链”调整、国际贸易投资减速、大国冲突和新冠疫情困扰等国际形势及国内条件变化，要求青岛要主动转向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形成大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互促进的新阶段。
一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青岛下一步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要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高青岛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匹配度，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其中一个重点是努力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个坚实基础不动摇,加快构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和公共研究、开发和试验研究的创新链网络，积极参与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展，打造全球优秀人才集聚的新高地，构建四位一体、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生态系统、跨境网络。
二是扭动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青岛要大力推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等收入人群倍增、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计划等扩大内需措施。推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体制变革。
三是构筑内循环的动力源和创新策源地。2019年我国R&D经费投入总量为22143.6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2.23％，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为6.03％；有6个省市已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研发强度2.4％以上），有12个省市处于投资驱动阶段（研发强度1.45％以上），有13个省市自治区处于资源驱动阶段（研发强度1.45％以下）。2017年至2019年山东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强度逐步下降，从创新驱动板块跌入投资驱动板块（见表3）。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已时不我待。
四是解决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青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同城化、高度化协调发展的制度环境，构建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城乡协调机制，促进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推动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发展，推进城乡区域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二)青岛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定位
青岛加快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决不是构建封闭的国内循环系统，也不是在参与国际大循环基础上向国内经济延伸扩展，更不是新国际环境下采取与世界经济主动脱钩的行动，而是在复杂多变国际环境中，坚持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基础上推动双循环。
首先，青岛在新形势下构建大循环、双循环开放经济体系要做排头兵。中央决定在青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旨在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拓展国际物流、现代贸易、双向投资合作、商旅文化交流等领域合作，更好发挥青岛在“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和海上合作中的作用，加强我国同上合组织国家互联互通，着力推动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
青岛从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到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国家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始终走在我国发展的最前沿。面向未来，青岛要有大格局，下大气力把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作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青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开好局、起好步。
其次，青岛要在全球需求东移、供给东移、创新东移、服务东移、资本东移的新趋势下，把握促进中日韩经贸合作的新机遇，为加快形成中国与东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做贡献。其中，有三个新变化值得青岛高度重视和重点把握。
一是东亚生产方式面临转型。重点是从依靠要素投入增长转向依靠生产率增长的新生产方式。中国拥有17个全球领先的科技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和北京分别位居全球第二和第四。
二是东亚生产网络也面临转型。从向全球提供制造环节和劳动力开始转向本地需求、本地供给、本地创新、本地服务、本地融资和货币本地化。中国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加快形成大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东亚生产网络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是东亚贸易投资结构面临转型。其前景是日益提升货物贸易的增加值，推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电商贸易、绿色贸易、离岸贸易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数字化转型、服务化转型、新型城镇化转型、绿色发展、新基建投资等新趋势。青岛要深耕东亚生产网络，大力推动中日韩地方经贸合作和产业合作。
再次，青岛要争做“一带一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综合物流网络的战略支点城市枢纽。
2019年青岛流亭机场旅客吞吐量为2556万人次，在全国排16位（见表4）。排在青岛前面的，有华北地区的北京首都机场；西南地区的成都、昆明、重庆机场；广东地区的广州和深圳机场；西北地区的西安机场；福建地区的厦门机场；中部地区的武汉、长沙、郑州机场；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杭州和南京机场。其中，成都双流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5586万人次，比青岛流亭机场高一倍多。如果成都简阳新机场投入使用，再增加5000万人次，则进入世界超级机场的前列。其如果再加上重庆江北机场和昆明长水机场构成的西南机场群，未来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一带一路”人员往来的地位和影响将显著大于青岛和山东半岛。当然，青岛新机场即将投入使用，将会大大增加其吞吐量。从集装箱运输来看，青岛港排第5位，前面分别是长三角地区上海和宁波舟山港，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港。2019年中欧班列排在前8位的城市，分别是西安、成都、重庆、乌鲁木齐、齐鲁号、郑州、厦门、义乌（见表5）。其中，齐鲁号有青岛过境班列346列，青州班列213列。排前三位的又是成都、重庆、西安。
面向未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会上升到国家战略，北部湾港口群、海南自贸港、西南机场群、西部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会形成大区域一体化多层次立体交通和综合物流网络体系。要真正发挥好“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和海上合作中的作用，形成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青岛要奋起直追，用好各个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的引领作用，加快形成综合交通和物流体系的战略枢纽。
第四，青岛要着力构建三轮驱动的开放型经济新机制。一个轮子是推动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上新台阶。如提高青岛货物贸易供应链效率和产业链水平，构建更高层次的服务贸易和投资、数字贸易和投资、离岸贸易和投资以及其他新型贸易和投资方式。第二个轮子是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上新层次。如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第三个轮子是推动创新和人才等知识型开放上新阶段培育增长新动力源。青岛要重视提升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公共研究、开发试验研究的水平和成果转化率，构建开放创新的跨境创新网络。
第五，青岛要推动建立支撑大循环、双循环的现代产业体系、现代流通体系和现代创新体系建设。一是要推动产业链的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双循环体系建设；二是要推动供应链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双循环体系无缝联接、安全可控、畅通发展；三是要推动价值链的高中低、上中下、前后向的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融合发展。
畅通大循环、双循环体系，推动青岛高质量发展
在“十四五”时期，青岛要努力在三个方面开好局、起好步。一是构建科学、技术、人才、创新等优质资源要素双循环新高地。二是构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现代化示范区，青岛要与深圳同步探索制度环境、法治架构和治理现代化新模式。三是打造提升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水平和产业装备能力的新样板。其中，2020年、2022年和2025年是三个时间段，2020年是开局起步之年，2022年是中期评估之年，2025年是青岛第一阶段开放创新的收官之年。
首先，青岛要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牢牢把握科技创新的话语权和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权，集中优势力量对青岛具有基础和条件的重大关键核心技术科研进行攻关。
其次，要发挥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形成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青岛要努力畅通国内市场带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通路并形成新动能、新结构、新模式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方式，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和社会差距。
再次，要主动探索中日韩地方经贸合作新模式，在促进中日韩地方经贸合作中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青岛争取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制度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创新、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变革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为国家早日推动达成更高标准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积累新经验、探索新路径、取得新突破。
第四，要探索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自主创新先导区、现代产业示范区和对外开放重要平台等。要摆脱两头在外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旧发展模式，构建跨境创新网络、跨境综合物流枢纽、跨境人才交流平台，形成开放创新合作的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第五，要构建一批更国际化的功能型平台，集聚一批世界一流企业总部经济，打造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功能，支撑青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当前，国内有人担心中国经济会由此走向内向内卷化，国际上有人担心中国会主动与世界经济脱钩。青岛要通过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和海上合作“双节点”城市，构建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第六，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开放经济体系。其内环是青岛作为对外开放的战略支点，撬动中国经济与中亚、东亚、南亚地区经济的全方位合作机制，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包容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中环是青岛作为“一带一路”双节点城市促进相关领域合作发展。核心是探索让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理念落在实处。外环是青岛作为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在逆全球化背景下要以创新思维促进中国与美欧生产网络之间的深度合作。
第七，青岛要优先处理好开放与风险、发展与安全、改革与法治三组关系。一是优先处理好开放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当前，经济全球化进入下半场，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青岛要构建对冲开放风险的防火墙和防范对策安排。二是优先处理好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当前，经济和金融安全、数据和信息安全、粮食和能源安全、供应链和创新链安全、生态和公共卫生安全等都成为重要的优先选项，青岛要构建确保供应链安全等自主可控的保障机制。三是优先处理好改革和法治之间的关系。从“摸石头过河”到“于法有据”，是个重大变化。要用好地方立法权，探索从行政治理模式到基于法治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编辑：张燕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