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双11”提前拉开帷幕，海关部门也更早迎来了跨境电商待审清单处理高峰。11月1日，虎门港综保区的属地海关黄埔海关验放跨境电商进口清单同比增长5.74倍，货值增长4.35倍，比去年“双11”当天清单增长89.6%，货值增长42.9%。
黄埔海关所属穗东海关查验二科科长张晓燕介绍，黄埔海关提前制定8项应对措施，包括成立工作专班、密切关企合作、增强现场人员配置等，全力保障“双11”的通关顺畅。黄埔海关口岸监管处处长高泳庄介绍，今年1月-9月，黄埔海关共计验放跨境电商出口退货商品1.2余票，有效实现跨境电商商品“出得去、退得回”，助力企业大胆“卖全球”。
据悉，1月至9月东莞虎门港综保区网购保税进口业务出区包裹数已达232.9万票，同比增长123%。而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自2018年起，中国“跨境贸易”指标排名从2014到2017年的90多位上升至2018年的第65位。2019年继续前迈至56名，便利度分数达86.5分，超过日本、巴拿马、新西兰等9个进出口都为海运的国家和地区。
中国曾于2015年向世贸组织递交了《贸易便利化协定》议定书的接受书，该协定于2017年正式生效。世贸组织原总干事阿泽维多曾表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求加入全球贸易网络。然而，过时的和不协调的报关流程减缓了货物流动，并将贸易成本提到过高的水平。世贸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通过使世界各地的报关流程标准化、简便化显著提高效率，可以为其成员节省平均14%的贸易成本，并有可能每年增加1万亿美元的全球商品出口额。仅在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出口总额就会增长7300亿美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鑫生近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关境上发生的海关通关时间、要求文件数量等为狭义的贸易便利化。而广义的贸易便利化，则是将考虑的范围从关境延伸到产地，比如从关境到生产地的交通基础设施便利程度、通讯设施是否发达、政府效率、商务环境等。譬如政务工作若能实现线上完成，会对进出口带来刺激作用。
崔鑫生表示，中国总体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中等偏上，且在基础设施、进出口程序等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在制度环境、边境管理的透明度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今后从海关的角度出发，应努力自动化、线上化通关流程；从企业角度出发，应注重与海关联系，结合自身需要“因地制宜”；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出发，则需要与周边国家积极合作，开发部分海关数据，实现互联互通。
以自动化减少通关的人为干预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北京地区（包含中央在京单位）进出口1.73万亿元人民币，虽受疫情影响与去年同期相比进出口均有较大幅度下降，但仍处于全国前五。“中国自从接受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议》，实施了几乎所有协定规定的制度安排。但是现在大家对于北京的通关效率很不满意，主要是因为业务量太大导致效率低。”崔鑫生教授认为，线上化政府服务、自动化通关流程、最大程度减少人为干预是解决该问题的可行方向。
2019年7月31日，中国海关总署发公告，决定自8月24日起开展“两步申报”改革试点。“两步申报”最重要的特点在于申报项目少，提离时间快。只需9项概要申报项目，从货物运抵到允许提离最快只需要2分钟。
而在实施过程中，北京海关进一步改善，于2020年2月20日建立“两步申报”容错机制。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4日内，企业发现“两步申报”报关单申报内容有误，需要更正报关单数据，可通过“关企合作平台”向海关申请复核，不需要企业再到现场提交纸本申请和相关说明材料。这使得海关的审核时间由原来的15个工作日减少到3个工作日之内。
与“关企合作平台”相类似的，北京海关还于3月推出了“中国海关信用管理”微信平台，组织海关企业协调员专家团队为广大进出口企业特别是海关认证企业提供政策法规推送、业务咨询及海关业务协调等服务。崔鑫生认为，线上化政府服务、使用自动化程序，进一步推动区域（全国）通关一体化，使得一个企业可在多个海关报进出口，实现分流，将有利于解决进出口量太大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
关企合作力争“一企一策”
线上化的服务顺利可以大大节省通关时间和成本，而当出现问题时，则需要人工对接企业通过实地调研、政策对口解读等方式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北京海关在实施“两步申报”的过程中发现，以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为代表，一些企业“两步申报”的比例不升反降。发现问题后，北京海关下属首都机场海关迅速派出专家团队与相关企业开展座谈，开展专项帮扶工作，帮助“两步申报”制度落实到位。
崔鑫生介绍，山东的韩国厂商较多，当地海关部门会同时公布中文和韩文的内容。如果某地区只有一个很大的企业，当地海关不设置咨询点，不在网上披露信息，直接和这家大企业内部对接，也可实现国家对透明度的要求。某些地区货物进出口的数量很大，超出港口的承受能力，但通关区域一体化做得很好，吸引很多企业去那里进行通关，也可降低通关时间。
海关与企业的联系是否紧密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通关的便利程度。调查中了解到，郑州是关企联系十分紧密的代表城市。“郑州作为一个内陆城市，理论上来说其便利程度应该较低，”崔鑫生教授提到，“但实际上不然，郑州是一个便利化程度相当高的城市。”这主要是因为郑州的进出口基本来自于富士康这一家企业。2019年，郑州的进出口总额为中部六省各城市第一，达到4129.9亿元，而富士康一家企业便占到了80%以上。这意味着海关只要和这一家企业实现全面对接就可以大幅提升自身的便利化程度。而对于深圳、广州、北京这样的地区，进出口的企业数量巨大，关企合作的效果肯定不如郑州显著，但建立紧密联系的宗旨和实现“一企一策”的目标是不变的。
同样以北京海关为例，2020年10月21日、22日，亦庄海关、朝阳海关赴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和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调研走访，实地了解企业进出口经营及纳税情况，宣讲中航工业集团财务公司担保试点及海关属地纳税人管理工作，针对企业实际需求现场提供政策指导服务。
11月2日，北京亦庄海关专人专责对接北京小笨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AEO信用培育辅导，根据企业需求提供定制化政策辅导，对企业综合服务信息平台和风险防控能力进行重点政策指导。AEO即是“经认证的经营者”，是旨在通过构建海关与企业合作关系，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本国和互认国海关的通关便利措施。
与周边国家共同推动贸易便利化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公告，自2020年10月15日起，“中国—印度尼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正式运行，与印度尼西亚实时传输《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原产地证书和流动证明电子数据。这意味着双方可以实现实时传输优惠贸易原产地等数据，便利企业快速通关，并且更好的享受自贸协定带来的关税协定。据统计，今年1月至9月，广东省的中山海关共为出口印尼的货物签发东盟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近4000份，签证金额约15亿元人民币，预计可为企业减免关税超7000万元。
印尼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重要成员，2019年，中国与印尼的进出口总额占到与东南亚国家总进出口总额的12.4%。崔鑫生教授表示，区域性的国际组织确实是有利的，但会涉及到很多非经济的因素。海关是主权的象征，国际区域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中国需要部分让出海关的主权。对此，不同国家的考量不一样，所以会带来较大的障碍。比如中国曾经设想过，能否请关系很好的巴基斯坦的海关对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数据开放，比如巴基斯坦出口中国的货物，在巴基斯坦报关后，数据直接传递给中国，中国进口时不需要再报一遍。但实际上十分难以实现。
“外国的出口单和中国的进口单能否实现统一同步，对于货物的审查能否统一标准，就只查一遍。更进一步我们希望能够将中国的海关制度推广出去，通过派出培训人员前往对方国家进行人员培训的方式，实现制度、标准上的统一，这非常有利于区域的整合。特别是中国和东盟之间，不说全部的信息，至少对于一些大宗商品能够实现上述的一些期望。”崔鑫生认为，从这些目前欠发达或者是国际关系足够良好的国家入手，将有利于实现突破。落地实施、效果足够好后，可再进一步考虑和欧盟等贸易量大但合作困难的区域实现相关建设。
据了解，与印尼的合作正是中国迈出的重要一步。自中国2015年接受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17年正式生效以来，中国一直积极推进便利化发展。接下来，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将以稳住外贸基本盘为目标，持续优化关口营商环境、提高通关效率、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国际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