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经济展望

文 | 邢自强   编辑 | 陆玲

2020年11月22日 18:37  

本文2598字,约4分钟

在消费和制造业投资等内生动力支持下,中国经济增长率有望从今年的2.3%跃升至明年的9%,彻底走出疫情影响,拉动全球复苏。随着明年二季度通胀温和复苏,政策刺激将顺势退出,预计社融增速和广义财政赤字将比今年回落,宏观杠杆率企稳。

2020年,中国经济在全球新冠疫情中率先复苏,供给恢复快,建筑施工和出口两大板块强劲复苏,总产出已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而2021年,将是经济复苏的下半场,内生动力如私人消费和制造业投资将成为主要引擎,推动经济活动回到疫情前的增长轨迹,完全弥补疫情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冲击。GDP增速将在2021年升至9%,伴随政策刺激退出,2022年中国经济则将回落至5.4%左右的潜在增速水平。

消费重拾动力。笔者预计私人消费实际增速将从今年的-1%跃升至明年的12%,有望抬升GDP增速6.7个百分点,主要来自于就业好转、额外储蓄释放和线下聚集消费行为恢复。

首先,预防性储蓄有望部分释放。今年下半年以来制造业和建筑业快速恢复,居民工资依然取得了一定增长(3.9%)。但由于疫情对消费心理的影响,居民倾向于持币储蓄,未雨绸缪,前三季度家庭储蓄率扩大到了37%,远高于正常年份的32%。额外储蓄资金规模达到了居民一年消费额的5.6%。随着国内疫情维持稳定可控,其对消费者的心理影响逐步消除,这部分过剩储蓄将有望在2021年释放。

其次,就业形势逐步改善,服务业的就业有望在明年回到疫情前水平。新冠疫情属于外生性冲击,而非内生性经济失衡,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仍属短期可控范畴。此外,伴随强劲的出口,制造业也会对相关服务业就业带来溢出效应。调查失业率已由2月的6.2%回落至10月的5.3%,外出农民工就业数量也于三季度末反弹至1.8亿,比疫情高峰期的1.23亿改善显著。摩根士丹利跟踪的在线招聘平台的招聘数量,也在下半年渐渐回到正增长。

第三,线下聚集类行业回归常态。今年消费复苏呈现冰火两重天,汽车、手机、线上消费等恢复较好,而线下娱乐、旅游以及个人服务消费仍徘徊在疫情前水平之下。但鉴于病毒检测及追踪手段愈发纯熟,二次疫情风险可控。6月以来在北京、大连以及青岛依次发生的新冠病例情况,出行等活动的恢复时间越来越快,对于实体经济和生活状态的影响大幅降低。此外,如果疫苗研发顺利,接种范围有望从明年二季度开始扩大,为线下经济的密集接触性行业,如体育、旅游、个人护理等,注入强心剂。

制造业投资动能复苏。明年另一个内生驱动力为制造业投资。从基本面上来看,出口增长是制造业投资的领先指标。在本轮疫情中,中国制造和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凸显,全球订单纷纷转移至中国,出口保持强劲,从而带动企业投资意愿转强。从政策面上看,贸易摩擦风险是过去两年企业产能投资的心头之患,但美国大选之后,拜登的班底对于关税战更趋谨慎,再叠加RCEP的签署彰显区域一体化仍有深化空间,有望部分对冲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全球需求复苏和贸易摩擦风险降低,预计带动制造业投资修复,设备更新换代需求将得到释放,特别是5G应用、工业互联网和工业自动化。

内生动力修复,给政策逐步正常化带来空间。预计明年财政赤字安排会比今年减小,银行信贷增速可能回归常态;房地产在融资新规之下将适度降温,政府土地收入亦有所减缓。因此,对于资产市场而言,不管是地产还是证券市场,“超额流动性”将在2021年逐步退潮,基本面因素更为重要。

2020年回顾

回首2020年的两大议题:全球产业链是否会从中国搬迁和人民币币值与资产前景,笔者曾提出了一些与市场不同的声音,年末盘点,有助于把握来年的发展主线:

无需过虑“产业链搬迁、去中国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市场高度担心全球产业链搬迁、去中国化,笔者却在4月初发布分析:产业链搬迁可能被后延甚至更不必要,因为中国相对于其他市场的优势尽显——供应链全面完整、产业组织灵活、本地消费市场大,且还有进一步开放的空间。此轮疫情作为一项全球压力测试,中国率先通过,其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可能不降反升。

这一分析在当时属于少数派,但此后大半年,中国制造业订单强势复苏,出口不断超预期,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持续上升;RCEP深化区域一体化的自贸协定也得到签署,强化了中国的亚洲产业链中心地位。

从长期而言,部分企业逐步采取多元化产业链的举措,产业链多元化也将是一场长期慢动作,中国有空间可对冲,这就是通过城市化改革和数字基建,发掘内部潜力,同时加大对外开放,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

人民币国际化走上快车道:因为贸易摩擦、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今年市场也高度担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币值,笔者在9月初的研究中指出,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正迈向快车道,在各种地缘政治噪音之外,全球对于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将不断上升。

首先,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突出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保障中国资本流入、减少融资风险,实现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的重要性。面对美元在全球金融和支付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未雨绸缪,以保证资本流动的畅通性,减少国际融资和支付风险。

其次,在当前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推动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也面临着更好机遇。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的空前刺激政策易放难收,譬如美联储极低利率和宽松环境可能维系至2023年。在超低利率的环境下,中国当前保持了常态化的货币政策,人民币主权资产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这对于长线投资者和外汇储备管理者颇具吸引力,也为人民币资产的进一步国际化提供了良机。

决策层已明确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第一,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以资本市场改革吸引外国投资。第二,通过国内改革提升生产率,为投资者创造回报机会。第三,通过汇率逐步市场化以及在涉外交易中鼓励人民币结算,来拓展人民币的使用范围。第四,为妥善应对资本流入流出的波动性,监管层对居民和非居民、长期投资者和短线投资者,做出比较明确的监管区分,提早出台更加透明的监管法规。

以上的改革路线图如能继续实施,人民币资产对于全球长线投资者的吸引力将不断增强,笔者在《人民币国际化蓝皮书》中预测,2021年-2030年,中国年均资本净流入将可能达到2000亿-3000亿美元,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将在疫情后的多极世界迈向快车道,最终促使全球货币体系趋于多元化,预计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比例有望于2030年达到5%-10%之间,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也为中国在人口老龄化、储蓄下降的挑战下实现新型城市化、产业链自主升级提供坚实的资金与货币保障。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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