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以更高标准更高水平开放推动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020年11月26日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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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积极参与新的全球规则的制定,不管是在经济、贸易、投资,还是金融领域,都有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在“《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

他谈到,当前现有的产业结构,是在中国改革开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按照资源要素比较优势分工所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三个基本的依据作为遵循在起作用:一是全球化,资源要素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二是WTO,资源要素按照WTO所确定的规则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三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作为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定价和交易基准。但在各种因素交错下,“现在这三个最基本的依据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仍然要着眼于全球,继续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我们的生产线和供应链,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价值链往高端跃迁。在此过程中,尤其要强调高水平对外开放,倡导和支持高标准、高规格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积极参与新的全球规则的制定。

此外,顺应国际货币体系深刻的这轮调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产业结构的对外转移过程当中,我们是用人民币还是用美元?周诚君指出,在这一轮调整过程中,要强调本币优先、本币主导,在对外产业转移的时候要用人民币。

与此同时,金融要更好的支持科创、支持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更好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此外,周诚君提醒,2060年碳中和排放目标的提出,对于下一轮的产业转型升级也将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以下是发言实录:

周诚君: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到《财经》年会跟大家交流。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关于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问题的一些思考。说我这个题目之前,我想跟白重恩老师的观点呼应一下,我们201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过一篇文章,其中一个观点就是将作为房地产隐形税收的土地出让金显性化,当时我们有一个建议是土地出让“零地价”,但征收真正意义上的房产税,但当时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文本中,我理解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或提法,一个是“高质量发展”,一个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觉得这两个概念有很强的内在联系。

首先关于高质量发展。刚才各位嘉宾也有提到,高质量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高级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就意味着一部分传统产业,因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从而需要调整、转移。相应地,出现了供应链调整和产业转移。这种趋势实际上早就出现了,近年来出现的地缘政治问题和贸易摩擦,以及今年以来的新冠疫情问题,只不过是大大加剧和加快了这个趋势。对于这个供应链调整和产业转移趋势,一些倾向性意见希望这个过程可通过从我国东部往中西部地区转移来实现。为此一些地方政府非常积极,搞了一些产业承接园区,也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试图吸引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但我们观察到,我国产业转移实际上最近几年来还有一个更普遍的趋势,就是向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是非洲、南美洲国家,也包括前苏联的一些中亚国家转移。特别是江浙、广东等沿海发达经济地区的一些企业,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往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兴建产业园区、工业园区,这些产业园区、工业园区小的几平方公里、十几平方公里,大的几十平方公里、上百平方公里,最大的在白俄罗斯,超过125平方公里。

这些产业转移中,相当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他们“抱团出海”。有些地方政府对此看得很清楚,比如广东,过去很早就提出“腾笼换鸟”战略,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则对此很开明,并不那么担心“产业空心化”,反而强调“不求所在、但求所有”。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产业转移趋势呢?是想办法把它留在国内,还是顺应这个趋势,采取有效措施,实现供应链调整、产业升级和价值链跃迁?我觉得基本的判断依据还是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产业分工和转移的基本经济学原理就是比较优势。我们的老祖宗对这个问题认识非常深刻,多少年前就有“田忌赛马”的故事,我的马总体上可能都不如重恩老师的好,但是通过优化组合我仍然能在在赛马过程中拿到冠军。所以资源一定要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实现优化配置。

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是着眼于国内的分工,还是着眼于国际的分工?这不仅涉及内循环问题,更涉及外循环问题,以及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关系问题。

以内循环为主是不是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和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主要着眼于国内了?我个人作为经济学者是不太赞同的。一则很多领域我们不具有资源要素禀赋,甚至根本没有或者很匮乏,比如铁矿石等,无法在国内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分工配置;二则我国市场总体是统一的大市场,资源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可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如果东部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了,中西部地区也不见得会具有多少持续的比较优势;三则中西部地区多数是生态涵养或脆弱区,需要保护,不能再走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更不能人为地去兴建一些产业承接园区来违背经济规律。事实上,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国就是按照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按照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格局。早期,一些产业从日本往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转移,之后当比较优势发生结构性变迁,资源要素及其配置在中国大陆体现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时这些产业又开始从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往中国大陆进行转移。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这个分工格局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强化,以至于我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进出口国家,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家,现在也是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家。而现在,随着我国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随着环境容量、劳动力成本等约束的增强,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再度发生结构性变迁,相关产业需要继续沿着这个路径往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所决定的客观规律。

为此,我想我们还是要客观看待当前的供应链调整和产业对外转移趋势,而且要尊重和顺应这个趋势,不管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还是供应链的调整优化,仍然要着眼于全球,要按照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继续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我们的生产线,调整我们的供应链,推动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价值链往高端跃迁。

这是我想跟大家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是,新一轮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按照什么规律来进行?这涉及我们对双循环、尤其是外循环的理解。如果说目前我们所形成的产业分工格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基于某一框架形成的,那现在这新一轮的供应链重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不是仍然按照这个框架来进行?还是会发生趋势性的变化?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国际供应链和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过程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依据。第一是全球化,资源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各国按要素禀赋差异进行分工,实现要素配置在某种程度上的帕累托最优。第二是WTO,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工的时候,依据什么规则呢?最基本的规则就是WTO。WTO是一个各成员国共同认可的规则,这个多边贸易规则大体决定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的基本原则。第三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必须要依赖一定的定价基准和价格信号,过去这个功能主要由美元来实现。我们看到,过去全球的商品、货物和劳务的流通、交易主要是通过美元进行定价、结算的,为此相应地也形成了全球美元及美元金融资产交易、结算和清算市场。

但是,近年来、特别是最近以来,这三个最基本的依据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一,全球化形势逆转。我们过去熟悉的全球化,即资源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是考虑经济因素、主要遵循比较优势原理,现在发生了深刻变化,有人说是逆全球化,也有人说是区域化。这两种力量都在发生作用,最后可能是某种程度的平衡。不管怎样,因为一些新规则的出现,一些新的考虑因素的纳入,资源在全球范围流动和配置不再仅仅按照经济规律来进行,而是要考虑很多的非经济因素。

第二,WTO规则弱化。即使资源还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或者在一定国际区域内流动,但其规则也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看到WTO正在越来越被边缘化,一些新的多边贸易、投资及国际经济活动的规则,如CPTPP、USMCA、CEP、TPP,以及我们刚刚签署的RCEP等,正在取代WTO。总体而言,这些新规则跟WTO有非常大的区别,基于时间我们不能展开,但它们较之于WTO,确实涵盖了诸多WTO无法涉及的领域,这也决定了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或区域范围内配置时,已经不再基于WTO所决定的规则。

第三,国际货币多元化。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我们看到,在全球商品和货物贸易领域,最近欧元已经超过美元,成为第一大国际结算货币。今年以来,在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人民币在贸易投资中结算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2%,超过美元成为第一大结算货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可能将持续降低,尤其是因为近年来有些国家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把国际货币作为长臂管辖工具大搞制裁,导致这个趋势可能在进一步加快。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而深刻的变化,也是过去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赖以形成所没有、但现在新产生的依据,就是虚拟集聚和数字经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资源要素集聚才能有规模经济,而传统上集聚必须是物理集聚和空间集聚,所以形成了大型国际企业、产业集群,以及遍布世界的城市群。但是在数字时代和网络化条件下,资源要素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必须通过物理集聚、空间集聚来实现规模经济,而是可通过网络平台实现虚拟集聚,获得网络外部效应,获得规模报酬,所以虚拟集聚很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替代空间集聚,推动产业布局、供应链调整过程发生深刻的变化。

如果我们认识到,新形势下全球产业分工的影响因素已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我们就要考虑,在这一轮新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过程中,在党中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认识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关系,更好地继续着眼于全球配置、基于更高水平开放,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上述深刻变化,顺利实现供应链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价值链的跃迁。

第三个方面,我想简单说说金融如何顺应上述深刻变化,更好地支持这个调整和跃迁。这对金融部门而言,既是难得机遇,也有非常严峻的挑战,限于时间我点点题。

第一个,仍然要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个宗旨。一方面,着眼于支持推动我国企业继续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他们的生产、供应和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为他们提供好服务。这要求我们的金融机构要伴随着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为企业提供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服务。理论上说,我们的企业做生意、投资到哪里,我们的金融机构就应该服务到哪里。

第二个,强调高水平对外开放,在规则上与国际最新标准接轨。除了继续高举国际化大旗,更需要倡导和支持高标准、高规格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积极参与新的全球规则的制定,推动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管是在经济、贸易、投资,还是金融自身的领域。

第三个,顺应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调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这一轮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对外转移过程当中,在前面我所说的对外投资兴建的十几平方公里、几十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工业园,我们是用人民币还是用美元?不妨想想当年二战后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所以在这一轮供应链和产业调整过程中,我们强调本币优先、本币主导,供应链调整、对外产业转移要更多使用人民币来实现。

第四个,金融要更好的支持科创、支持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更好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最后一个,也需要我们非常重视,就是总书记宣布的“30、60”目标,2030年我们要实现碳达峰,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对于中国是个硬约束,对于今后的产业转型升级将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金融业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点成绩,中国在绿色金融方面是走在了全球前列的,下一步也会在这方面不遗余力地继续予以支持。

我就讲这么多,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联合主办,于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