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大选之后的风险
除了《CMF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提到的方面，还有一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对我们未来宏观经济的走势也有影响，就是美国大选。在很多人看来，美国大选有惊无险，虽然中间发生了很多波折，但特朗普还是被选下去了。当前我国开放度很高，科技、产业和世界经济、美国经济联系很多，如果特朗普没有被选下去，面临的复杂性，面临的挑战仍然很多。但拜登上台仍然有个磨合期，对未来我们宏观经济走势也是有不确定性。特朗普尽管被选下去了，在今年美国发生了如此严重的疫情，美国的黑人如此不满，特朗普在选举之前就将这些年人格上的弱点暴露得如此充分的情况下，他仍然获得了7300万的选票，这7300万的选票某种意义上比那8000多万拜登的选票含金量更强更高，因为人家的7000多万票是在寒风中，很多人等了四五个小时现场投票的结果。很多人说投拜登那帮人是选举工作人员到黑人家里动员他投的邮寄选票，所以，2024年特朗普会不会卷土重来仍然是个问号，这是个巨大的不确定性，讨论“十四五”规划和宏观经济需要考虑到。
展望2021年，有三个风险。第一，需要指出的是疫情风险，但基本可以看到它的轮廓，不再像半年前，因为三个有效性在90%以上的疫苗已经宣布出来了，至少在发达国家，重点人群会被优先考虑，重点人群既包括老年人也包括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只要重点人群打了疫苗的话，相信非常严格的控制经济活动的政策可能会逐步退出。所以，预测报告指出的2021年整个全球疫情风险是恢复的态势是没问题的。
第二个风险是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会不会针对我国若干行业提出非常精准的限制性政策。上个星期奥巴马出的回忆录据说破了纪录，国内国外卖了200多万册，在他的回忆录里明确谈到了美国民主党对中国的担心，很多人讲在他这个回忆录里已经蕴藏了拜登对中国政策的基本思路，他谈到美国的三个优势，中国在一点点蚕食美国这三个优势，包括军事优势、科技优势、美元优势。谈到对中国的科技一定要限制，一定要保持美国的优势。所以，和拜登政府，和他新的团队怎么磨合，怎么谈，这是我国明年“十四五”开局的重点工作，这里面有不确定性。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美国任何一个新政府上台之后，总有一个不是太顺畅的磨合期。和拜登，总的来讲比和特朗普沟通要容易得多，毕竟他的团队我们是熟悉的，拜登用的是精英，而特朗普用的是草根，很多不入流的人物。
举一个例子，特朗普主要的经济顾问彼特·纳瓦罗，大家都知道他是哈佛的博士，但他刚进哈佛的时候一门心思想学极左派的经济学，可是上个世纪80年代学术风气迅速转向，他也转向学产业组织，后来在经济学届没成大气候。总体而言，特朗普用的是一些有很奇怪的背景的学者。但这次拜登不是，他用的是很主流的学者，和我们知己知彼。这是机会，但也蕴含着不确定性。
一个星期前，我们国家领导人宣布愿意参加CPTTP的谈判，非常好且非常重要，在CPTTP没有形成规则之前，我国主动参与规则谈判，而不是形成规则之后申请加入规则，就不会变得被动。但来自国际的风险不能一笔勾销，在明年的对外关系上，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的安全上，还可能有一定的风险。
二、“十四五”规划中需要重点考虑的三个方面风险
第三个大的风险，恐怕也是最重要的。2021年宏观经济形势从数字上看会比较好，8%以上，而且报告里还没谈到股市现在涨得很好，要是看重点的科技股票的话国内涨得非常好。这种情况下， “十四五”规划布置的一些新发展理念能不能够顺利地贯彻下去需要担心，由于宏观形势很好，工作重点可能就集中到了经济的短期问题上来，能不能够有长期的坚持的工作新思路，新理念能不能够贯彻下去的风险就变得很大。这里面有具体的三个方面需要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考虑清楚。
第一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个长期问题就是怎么能够保证收入不断提高。收入不提高，零售恢复就会比投资慢。收入增长是我国消费增长的基础，最终消费是双循环的基础。收入增长实际上是“10+4”的问题，有14亿人口，10亿人口没有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这10亿人口大部分还在农村或者还没有户籍，所以城镇化必须牢牢抓住，要以城镇化为核心谋划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当前在城镇化问题上，坦率地讲，我们在认识上恐怕有误区。我们往往认为中国的大城市太多了，有大城市病。所以，特别希望发展一些中小城市。还有一种说法，在很多经济落后地区或不发达地区只有一个中心，经济发达地区有两个中心，比如广东的深圳、广州；江苏的南京和苏州；山东的济南和青岛；福建的厦门和福州，到了陕西就一个西安，甘肃只有兰州。因此，有地方政府拼命地搞第二中心，但这不一定符合城镇化的基本规律。城镇化的基本规律，从本质上讲，还是要跟着人的需求走，人是跟着气候、环境走的。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呼吁，一定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有的地方就是一个中心，这一个城市做好了，那以它为中心，带动周边的发展，像合肥、西安这些地方，也许安徽可以把芜湖作为第二个中心。总之，可以适当地集中，但不是人为地搞第二个中心。
第二是杠杆率，《CMF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里指出今年杠杆率是回升的，报告里用的数据非常好。但若因为明年宏观数据好，明年就又要控制杠杆率的话是存在问题的。中国经济的问题是杠杆的结构而不是总的杠杆率，国民储蓄率如此之高，投资的空间如此之大，包括城镇化，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杠杆率比日本还低，比美国高一点，很正常。关键是你杠杆的结构要对，要形成一个“排毒”的机制，最近出现一些违约事件，本质上是好事。中诚信在这方面是专家，关键不能乱来，一窝蜂，否则很多会出现道德风险，本来该还的债也不还了，但让它违约一部分债，重组一部分债是好事。
现在杠杆的主要问题可能还不是企业债，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的债，太短期，利率太高，是怎么能够逐步把它变成国债。财政思想也要转变，财政部的国债是很低的，GDP的17%，国开行那边还有一点，加起来不超过30%，这在全球范围内来看都是很低的，但地方政府有大量烂账。我国是单一政治体制国家，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地方政府还不清账最后还是中央政府的问题，干脆全变成中央政府的债，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然后再约束地方政府什么债可以发什么债不可以发，而不是又搞一轮去杠杆。这是令人担心的第二个误区，这个错千万不能再犯了，不能以宏观经济杠杆率这个陈旧的指标来约束我国自己正常的经济发展，要强调杠杆的健康性，杠杆的结构。
第三是房地产调控，这和城镇化是相关的。房地产的调控还是不到位，甚至思路不对，还是要调整。当前对房地产提出融资方面的三条红线，以这个办法来控制“房住不炒”，但思路不对，因为现在控制房地产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增加供给，北京房地产价格高，北京房地产价格最高的地方还不是苏州街这个地方，而是五道口那个地方，俗称“宇宙中心”，五道口的地大部分用来盖清华科技园了，一共70万平方米的办公用地，其中有些建得真的不好，没发挥作用，具体例子不便点明，相反，只有20多万平方米用来盖房，二十多年只有两个房地产项目，房价势必要涨。究其原因是海淀区政府、北京市政府不差钱，他们把这个地弄成科技园，每年还可以增加GDP和财政收入。
成都、长沙、西安这三个地方房价涨得比较慢就是因为它供地比较足。所以，这个思路一定要改，控制房价在城镇化过程中的适当地增加住宅用地，同时适当地让房地产企业去开发，融资多一点不是问题。现在的路子是反的，越限制房价越控制不住。《CMF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非常好，不过需要补充的是我们要有风险意识，最大的风险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何在？还没有到中等收入的10亿人群怎么进城？还有4亿迈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人怎么养老？还有住房问题，以及多提供公共服务他们才敢消费。二〇三五远景目标和“十四五”规划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政策部门要冷静根据发展形势，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是走回头路，走旧路。
作者李稻葵，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以上观点整理自李稻葵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0-2021）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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