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我花了一些时间参加三十人小组的一个工作组，讨论重债穷国债务问题。二十国集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决定了偿债推迟倡议。”
12月3日，博鳌亚洲论坛举行“亚欧合作对话”特别会议。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做出上述表述，他称，上个月，他们（二十国集团）发布了关于后续债务处理的共同框架，我想这就是一个应对新冠疫情的多边举措，中国也积极地参与了DSSI（编者注：偿债倡议），并赞同今后几年的债务处理共同框架。
但很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认为，DSSI也许还不足以处理重债穷国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在疫情冲击之下。周小川说，因此，有一种想法是建立特别提款权的池子，让一些国家可以把自己没有使用的特别提款权放在这个池子中。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分配的，可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的一种账面资产。
周小川认为，这给特别提款权带来更多可能性，虽然这个问题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但此类建议，我们确实是可以重新考虑的，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来处理全球性的问题，比如说新冠疫情的问题。
“为应对疫情冲击，很多国家都延长了量化措施和扩大赤字来为经济提供援助，但从全球看，还是没有这样的职能，比如说中央银行的职能或者是财政部的职能。”周小川说，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而言，要从每一个会员国获得资金，但我们确实应该考虑，是否有可能允许布雷顿森林体系掌握有限的能力，进行货币扩张。我们看到很多成员国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受全球金融危机和疫情的影响，很多国家有严重的财政赤字，积累了相当高的财政债务，因此我们需要考虑是否能够拿出一些新的想法，让多边机构能够往前走，即便是小步地往前走。
我们看一看世贸组织，有些时候这种多边的共识无法形成，就考虑“诸多”做法。周小川认为，可以借鉴世贸组织的做法，让中央银行和财政方面的职能进行一定的协调，建立一些特别目的的基金，而这些基金只用于处理危机问题，比如流动性问题，比如成员国是否有货币互换，是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是其他的多边机构有货币互换安排，也许可以是减债的方案，在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出现新冠疫情或是其他事件影响到财政的稳定性或者是金融机构的破产等，应该有相应的机制和机构处理这样的问题，但在过去这么多年间，我们并没有很好地为这些事情做好准备。不管是它的组织还是定义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很多人都希望看到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迄今为止，进展还是有限的。
周小川认为，可以先把特别提款权当成一个记账单位，把它用在统计数据系统中，包括作为一个财务报告的单位，这样我们可以逐步地往前走，迄今为止，如果可以考虑将特别提款权用起来，但现在，在主要的金融市场上，没有出现特别提款权与主要货币的汇率，我们或许可以考虑在这方面逐步地往前走。
最后，周小川表示，可以从欧盟一体化进程，包括欧央行的职能中学到经验教训。全球与欧盟不一样，没有那种程度的高度一体化，但全球化也就意味着许多国家之间的相互连通，特别是最近的亚洲经济体在积极地考虑某种形式上的扩大相互连通，我们没有使用一体化这个词。如果看一看欧元区和欧盟，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想这也是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方面的一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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