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兼斌:算法已成社会生产力,需要社会共治

文 | 《财经》E法  刘畅 编辑 | 朱弢   

2020年12月04日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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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切实重视并解决好效率和公平的平衡问题,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才能真正助力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此,政府、学界和业界有责任一起来探索算法的社会良治之策。

“算法已经成为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的生产力核心要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在12月1日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

这场研讨会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智媒研究中心主办、《财经》E法协办,主题为“算法的治理与发展:以人为本、科技向善”。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所的专家就算法定义、商业模式及其发展趋势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金兼斌认为,人们对算法伦理和治理问题的关切,本质上可看作是生产力发展后,生产关系应该如何进行相应调整和适应的问题。生产力包括生产者、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等要素。在内容生产和消费日益智能化时代,算法赋能生产者——包括平台和媒体机构以及普通用户。

在他看来,算法已经成为当代内容生产工具中日益重要的要件,直接影响甚至可以“独立”进行内容生产,对各种内容生产资料——包括文本信息、用户信息和用户使用行为信息等数据,进行整合利用。由此,一方面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日益媒介化;另一方面,媒介化又日益通过智能算法加以落地和实现,使得算法的设计和迭代背后所体现或嵌入的价值偏向,以及对其用以进行内容生产和分发的生产资料的选择和把关,关乎人们对彼此关系的感知,影响彼此之间的权力位势,一言以蔽之,会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提出内在要求。

金兼斌指出,在技术劈波斩浪的推进中,通常关注的是头部用户的需求和呼声。平台算法如何顾及并服务于长尾用户以及视野之外的非用户或潜在用户的需求,是进行算法设计和治理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乎社会信息传播基础设施的价值和道德偏向,关乎生产力发展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因此,只有切实重视并解决好效率和公平的平衡问题,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才能真正助力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此,政府、学界和业界有责任一起来探索算法的社会良治之策。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现场分享

关于如何达成算法的社会良治,金兼斌从不同国家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监管思路中受到启发:“在转基因技术的治理问题上,中国和美国采用了不同的思路: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的监管思路是过程把关,深入关注技术可能的社会和环境危害,因此采用从严监管;而美国则采用基于科学原则和产品原则的监管思路,即只对最后产品的安全性把关,不把转基因技术看作是异于其他生物技术的特殊技术而加以额外监管。”

金兼斌认为,不同的监管思路导致两国的转基因产业化进程和技术发展出现很大分野。由于算法本身的多样性、多变性和场景化特点,在设计算法治理方案时,也许需要考虑,过程原则和产品原则两种不同治理逻辑,哪一种更适合用来进行算法的社会监督和治理。

金兼斌强调,算法已经无所不在,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各方对算法成为生产力中越来越重要的要素之现实,应该乐见其成。算法在公众生活中的崛起既然是大势所趋,所以应该顺应历史和文明发展大潮,对其进行建设性的引导和监督,时刻用价值理性去平衡和调和算法内在动荡不居的技术理性。对算法及其社会影响的反思和监察,由此也成为各界责无旁贷的共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