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采集、使用个人信息，用于改进算法和精准推送，未必直接涉及侵犯隐私，但是要得到信息权益主体的知情同意。此外，算法本身应视为中立，消除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风险才是根本。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在12月1日的“算法的治理与发展：以人为本，科技向善”研讨会上表示。这场研讨会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智媒研究中心主办、《财经》E法协办。
申卫星认为，个人信息和隐私是不同的概念，应从两者的区别出发，用法律的视角去看待算法偏见和算法歧视。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现场分享
严格区分个人信息和隐私
申卫星认为，目前公众对于个人信息和隐私的认识尚不全面，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认识模糊。只有建立起清晰的界分，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科学制度加以规制。目前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大众一谈到个人信息就会与隐私关联，一谈到隐私，便关联数据和隐私。很多人认为，任何平台一旦接触到个人信息就触动了隐私。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并不等同。
“个人信息和隐私在功能上是截然不同的。 隐私侧重于保护私人生活安宁的状态不会破坏，个人信息则并不强调这个功能。”申卫星分析，很多人认为个人手机号码属于隐私，担心收到骚扰电话或短信。但作为个人信息的手机号，主要功能是社会交往识别，手机号码不可能像私人生活安宁一样，被紧密保护起来避免其他人知道，相反手机号码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讯沟通之用。当然，个人信息不是隐私，也不意味着可以随便使用。
申卫星表示，目前，法律对个人信息的调整有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另一方面是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已发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提出，维护个人信息权益，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同时还要保障个人信息依法有序流动，促进个人信息的利用。
申卫星建议，在法律规制和学术研究中，应把个人信息和隐私进行区分。对个人信息既加强保护，也要促进利用。因此，平台企业得到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个人信息。“互联网平台对个人信息进行采集、自动化推送，以上行为是平台技术的组成部分。取得了用户同意，告知了信息适用范围后，平台可以对信息加以利用。”
申卫星强调，算法运行过程中需要涉及个人信息，进行算法推演，机器通过算法收集个人信息，并且进行数据挖掘和处理的时候，应当遵循个人信息保护的告知同意规则，严格按照授权的范围和目的使用信息。
认可技术中立，突出风险应对
申卫星还提到，人们在讨论算法时，都会提到算法不透明、算法偏见等问题。事实上，算法本身不存在偏见，因为技术自身是客观的。“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算法所存在的问题跟所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是一样的。”
申卫星举例指出，《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可使用格式条款缔约。但不容否认，有些格式条款在使用中异化为“霸王条款”。格式条款带来的好处是便于合同订立，社会不能因为某一格式条款存在“霸王条约”的风险，就将格式条款定义为恶，否定它为节约社会成本带来的利。
“算法也是如此，现在是信息爆炸时代，不精准的信息推送，会加大用户获取信息的时间成本。基于算法的精准推送实现了信息超载的情况下，帮助用户迅速获取自己需求的信息。在我看来，技术永远是向前发展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各方不应急于全盘否定技术，而应探索如何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消除技术带来的风险。”申卫星强调。
